大坂，道顿堀，盂兰盆节前夜。
道顿堀的灯笼汇成一条光的河流，从法善寺横丁一直流淌到心斋桥筋商店街。三味线的乐声，捞金鱼的吆喝声，章鱼烧铁板的滋滋声，孩童的欢笑，情侣的私语，所有声音混在一起，成了节日特有的，温暖而嘈杂的背景音。
井口一家走在人群中。
父亲井口健太郎穿着熨帖的灰色西装，尽管是节日，但经营文具店三十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无法象其他男人那样穿上轻松的浴衣。母亲和子穿着淡紫色的访问着，腰带是雅致的银灰色。女儿贵子则是一身茜红色的振袖，袖口绣着细密的藤花图案。
从外表看，这是再标准不过的盂兰盆节家庭：衣着得体，同行出游，理应温馨美满。
但若走近些，就能感受到那层无形的玻璃罩。
“庆应的学生你不选，选一个普通职员？”健太郎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象冰锥，“你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吗？母亲呢？家里有没有兄弟？这些你都调查过吗？”
贵子盯着前方某个不存在的点：“我不是在选股东，是在选男朋友。”
“男朋友？”父亲几乎要冷笑，“你现在二十岁，可以只要‘男朋友’。等你三十岁呢？四十岁呢？他要怎么在东京养活一个家？靠那点薪水？”
“我自己也能工作。”
“工作？”健太郎猛地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女儿，“你知道在东京生活要多少钱吗？房租、水电、交通、交际费你那点打工工资够干什么？最后还不是要靠家里补贴！”
人群从他们身边流过，像河水绕过礁石。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又匆匆移开，每年过节的时候，似乎也是最容易爆发争吵的时候。
和子站在父女中间，手无助地抬起又放下：“好了好了，今天过节，我们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说什么？”健太郎声音提高，“等她跟着那个男人在东京吃苦的时候再说？等她抱着孩子回来说‘爸，我错了’的时候再说？”
贵子的脸在灯笼光下变得苍白：“我不会回来。就算吃苦，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的选择？”父亲的手指几乎要点到女儿鼻尖，“你懂什么叫选择？你连社会都没踏入，连一个月的工资单都没见过！你的‘选择’，不过是无知的愚蠢！”
“那你呢？”贵子抬起眼，第一次直视父亲，“你的选择又是什么？爷爷让你继承文具店，你就继承了。让你娶妈妈，你就娶了。你从来没有‘选择’过，凭什么来说我？”
空气凝固了。
和子倒吸一口凉气。灯笼的光在健太郎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他的嘴唇在颤斗，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这句话刺中了某个他从未承认的真相。
他确实没有“选择”过。
三十年前，父亲脑溢血倒下，他是长子，必须辍学回家接手店铺。二十五年前，亲戚介绍和子，说“这姑娘踏实，能帮你持家”，他见了三次面就定下了婚事。二十年，十年，五年前。每一次人生的岔路口，他都选了“应该选”的那条路。
不是“想选”，是“应该选”。
而现在，女儿当着他的面，撕开了这个真相。
“好”健太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可怕，“好。那你就去选。但别想从家里拿一分钱。你的学费，生活费，所有所有，都让你那个‘男朋友’负责。”
作为挣钱养家的一家之主，他有这个权利，说完他转身就要走。
“健太郎！”和子抓住他的骼膊。
就在这时，她听见了旁边两个中年妇女的对话。
“那部电影啊看完我给老家打了电话。三年没打过了。”
“我也是。打给我爸，他接起来的时候，我听见他咳嗽，突然就哭了”
电影？
和子下意识地抬头，前方不远处，难波大映剧院的霓虹灯牌正在闪铄。门口贴着张灰蓝色调的海报。
几乎是本能地，和子抓住了丈夫和女儿的手。
“我们”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抖，“我们去看电影。”
父女同时愣住。
“现在？”健太郎皱眉。
“看什么电影？”贵子困惑。
“就”和子指向那张灰蓝色海报，“就那部。”
她没有解释。因为她自己也说不清，只是觉得，如果继续站在这里，站在节日的欢快和家庭的冰冷之间，她会崩溃。
至少，电影院是黑暗的。黑暗中，谁都不用看谁的脸。
放映厅里，灯光暗下。
银幕亮起。
第一个画面是琉球的晨雾，灰蒙蒙的，潮湿的，象永远不会散去的梦境。
健太郎靠在椅背上，双臂抱胸，摆出防御姿态。他根本没打算“看”电影，他只是需要坐在这里，需要一点时间平复愤怒，需要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切断经济支持？女儿会不会真的倔到去借钱？那个男人到底靠不靠得住？庆应的同学里明明有几个家境不错的
他想着这些，眼睛看着银幕，但什么也没看进去。
直到那个镜头出现。
父亲，电影里的父亲，站在老屋门口，整理那身洗得发白的邮差制服。他的手，特写：骨节粗大，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
健太郎的呼吸停了一拍。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文具店老板的手。因为常年打包货物、搬箱子、整理货架，同样粗糙。右手食指有一道疤，二十年前被裁纸刀划的，缝了五针。无名指的关节有些变形，常年握笔算帐留下的。
这双手，给女儿削过苹果，折过纸鹤，擦过眼泪。
也打过她一次，小学时她偷钱买漫画，他气极了，一巴掌下去，女儿哭了三天。
银幕上，父亲整理完制服，背上邮包。邮包很重，压得他背更佝偻了。
健太郎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
不是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是更早的，四十年前，父亲骑着自行车送货，后座绑着两个巨大的纸箱。他坐在父亲前杠上，能听见父亲粗重的呼吸，能闻到父亲汗水的气味。
父亲常说：“健太郎，以后店就交给你了。”
他说：“恩。”
父亲没问：“你想接手吗？”
他也没说：“我不想。”
有些话，在那个年代，是不用说的。
贵子坐在父亲右侧，身体微微倾向另一边。
她盯着银幕，但思绪在东京。
男朋友的脸，庆应校园的银杏道，打工的便利店，狭小的公寓，电车里挤得象沙丁鱼罐头的人群
她确实没告诉父母全部真相。
东京的生活没有电话里说的那么光鲜。公寓六叠大，浴室要和隔壁共用，晚上能听见隔壁情侣吵架。打工的店长很苛刻，经常让她加班到尾班车前。同学聚会她很少去，因为aa制一次就要花掉她三天饭钱。
但这些，她都没说。
每次打电话，她都说：“很好。”“钱够。”“恩。”
她把东京包装成一个华丽的盒子，里面装着“庆应女大学生”的光环，装着“独立生活”的骄傲，装着“自由恋爱”的浪漫。
唯独藏起了盒子里那些不够光鲜的碎片。
直到她遇见他，那个“不够格”的男朋友。他在普通公司做普通职员，薪水普通，家境普通，什么都普通。
但他会在下雨天送伞到她的打工店门口。会记得她不吃葱，吃拉面时帮她把葱挑出来。会在她因为想家而哭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轻轻拍她的背。
和他在一起，她不用假装“很好”。
可以抱怨店长苛刻，可以哭诉论文难写，可以说“东京好累”。
这让她觉得，也许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爱。
银幕上，儿子出现了。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靠在门框上，眼神里满是不耐烦。
贵子的心被刺痛了一下。
她想起上次回家，盂兰盆节前一周，母亲做了她爱吃的筑前煮，她吃着，母亲在对面絮叨：“东京冷吗？”“钱够吗？”“要注意身体啊。”
她回答：“不冷。”“够。”“知道了。”
和电影里的儿子一模一样，敷衍，不耐烦，急着结束对话。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母做的事，和父母对自己做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在用“保护”的名义，制造隔阂。
父亲想保护她“不吃苦”，所以反对她的选择。
她想保护父母“不担心”，所以隐瞒东京的真相。
而保护的结果是，他们越来越看不懂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