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喜欢看悬疑反转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是个网络写手，靠编织别人的故事谋生。键盘敲了五年，养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胃，和一种对生活若即若离的态度。直到一年前，我开始遗忘。
起初只是小事：忘了钥匙放哪，忘了约好的交稿日期，忘了昨天吃过什么。后来，遗忘像涨潮，一点点淹没我的海岸线。
医生说是压力过大导致的短期记忆障碍，开了些药，嘱咐我多休息。我没当回事——一个写悬疑小说的人，大脑偶尔宕机，说不定是种自我保护。
但我渐渐开始忘记重要的事。
昨天写的情节，今天打开文档，像读陌生人的手稿。编辑催稿的电话，我应得爽快，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最后，我不得不在每个显眼的地方贴满便签：客厅墙上，冰箱门上，浴室的镜子上，甚至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便签是彩色的，贴满了，家就像个疯子的思维导图。
“交稿，3月15日，生死攸关！！！”
“楼下超市，鸡蛋，牛奶，吐司”
“药，早晚各一次，别忘了！！！”
我活在由碎片拼成的当下，没有过去，未来也像隔着毛玻璃。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旁观别人的生活——一个健忘的、孤独的、靠敲字为生的男人的生活。
父母？我依稀记得他们在我高中时出车祸去世了。细节模糊得像褪色的老照片。有时深夜里，我试图在记忆的废墟中挖掘关于他们的片段，但挖出来的只有一片空白，和随之而来的、无法解释的心痛。
然后，昨天下午，我在整理抽屉时，发现了一张纸条。
不是我的字迹。至少，我不认为是我的。我的字潦草、急切，像急于逃脱笔尖的囚徒。这字迹却工整、清秀，一笔一划都透着小心翼翼。
“转角咖啡厅，靠窗第二个位置。”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纸是淡粉色的，带着若有若无的樱花香气。我捏着纸条，心脏莫名地加快了跳动。转角咖啡厅我知道，离我住的公寓两条街，但我从不记得自己去过。
鬼使神差地，我去了。
咖啡厅很安静，下午的阳光斜射进来，在木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光块。空气中飘着咖啡豆烘焙的香气和轻柔的爵士乐。我走到靠窗的第二个位置坐下，服务生走来，我点了杯美式。
等待咖啡的时候，我望向窗外。街道很普通，行人三三两两。但就在某个瞬间，当一片梧桐叶旋转着落下时，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樱花。
漫天飞舞的樱花，像一场温柔的粉雪。树下站着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风扬起她的长发和裙摆。她在笑，笑容明亮得让周围的樱花都黯然失色。我想看清她的脸，但她的面容笼罩在一层光晕中，模糊不清。
只有那种感觉异常清晰：温暖、幸福，混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先生，您的咖啡。”
服务生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眨了眨眼，窗外的街道依旧普通，没有樱花，没有女孩。但那个画面如此真实，像一枚被遗忘在记忆深处的书签，突然翻到了这一页。
“请问，”我脱口而出，“这个位置，经常有人坐吗？”
服务生是个年轻女孩，想了想：“不太清楚，我上个月才来。不过这个位置确实经常有人，有时候是情侣，有时候是一个人。”
“有没有一个女孩，喜欢坐在这里，看窗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问，但话已出口。
女孩摇摇头：“抱歉，没印象。”
咖啡凉了，我一口没喝。离开咖啡厅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靠窗的位置，阳光正好洒在那里，空荡荡的，像在等待永远不会来的人。
那个夜晚，我失眠了。
樱花树下的女孩——她是谁？为什么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如此幸福，又如此心痛？
作为一名悬疑小说作家，我擅长编织谜题，却解不开自己脑海中的这一个。
第二天，我开始在城市里寻找樱花树。现在是十月，不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但我记得那个画面中的樱花树，不是公园里成片的樱林，而是孤零零的一棵，站在一片草地上，旁边似乎有条长椅。
我跑遍了城市里所有的公园、植物园，甚至大学校园。大多数樱花树已经落叶，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色的天空。
我拿着手机，翻出樱花盛开的照片，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请问您见过这样一棵樱花树吗？单独的一棵，不是在樱花园里。”
大多数人都摇头。一位在公园里散步的老人停下脚步，眯着眼看了看我的手机：“年轻人，这个季节找樱花树？都落叶啦。而且咱们这城市的樱花树，大多种在一起，你找单独的，不太常见。”
“但一定有一棵，”我固执地说，“我记得很清楚。”
老人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怜悯，也许他把我当成了疯子。“你要是真想知道，去西郊的老公园看看，那里有些年头了，什么树都有，也许有你要找的。”
西郊的老公园在城市边缘，已经有些荒废。游乐设施锈迹斑斑，草坪很久没修剪，荒草长得有半人高。
我在公园里转了近两个小时，就在准备放弃时，在公园最深处，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我看到了它。
一棵樱花树。
虽然已经落叶，虽然孤零零地站在一片荒草中，旁边是一条掉漆的长椅，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就是这里，梦中的场景与现实重叠。我慢慢走近，手指触摸粗糙的树皮，闭上眼睛。
画面又出现了，这次更清晰——
樱花如雪，纷纷扬扬。女孩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飘落的花瓣，然后转过身，朝我伸出手。她的面容依旧模糊，但我能看见她嘴角上扬的弧度，能听见她轻轻的笑声，像风吹过风铃。
“等我病好了，我们再来看樱花，好不好？”她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这场花雨。
我开口想回答，但发不出声音。然后画面碎了，像被打碎的镜子。
我睁开眼睛，荒草，枯树，掉漆的长椅。十月的风吹过，冷得刺骨。
但我终于想起了什么。
那个女孩，她叫……
“小樱。”我喃喃道，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的一扇门。
记忆的碎片开始浮现，杂乱无章，但每一片都带着她的存在。
一间狭小的出租屋，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采光不好，但她在窗台上养了几盆多肉，说这样有点生机。
城中村，潮湿的走廊里永远有霉味，我们的房间在四楼，没有电梯，每次爬楼梯她都喘得厉害，但总笑着说：“就当锻炼了。”
夜晚，我们挤在一张小小的书桌前，她用笔记本电脑追剧，我在旁边敲字。有时她凑过来看我写的故事，呼吸轻轻喷在我的耳侧。“这个凶手是不是那个医生？”她猜，通常都猜错，然后懊恼地捶我一下。
周末的早晨，她起得早，在狭窄的厨房里煎蛋。油烟机坏了，满屋子都是油烟味，但煎蛋的香气混着她的歌声，是那段日子里最温暖的记忆。
她喜欢樱花，因为名字里有个“樱”字。她说出生时，家门前的樱花树开得正盛，所以父母给她取名小樱。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春天，我带着她到处找樱花，最后在这棵老公园的樱花树下，她笑得像个孩子。
“等我们有钱了，买一栋带院子的房子，院子里就种一棵樱花树。”她说，眼睛亮晶晶的。
我搂着她：“好，就种一棵，只属于你的樱花树。”
她靠在我肩上，轻轻哼着歌。那一刻，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记忆到这里，像被刀切断。小樱，我的女友小樱。我想起她的名字，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片段，但依旧想不起她的脸。她的面容始终笼罩在那层光晕中，像一个刻意被模糊处理的梦境。
但至少，我知道该去哪里了。
凭着残存的记忆碎片，我找到了那个城中村。一年过去，这里变化不大，依旧是拥挤的巷子，晾晒在窗外的衣服像万国旗，炒菜的香气和下水道的味道混在一起。
我站在那栋熟悉的楼下，抬头看向四楼的那个窗户。窗台上空荡荡的，没有多肉植物。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一楼的小店里看电视剧。我走进去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继续看剧。
“请问，四楼那个房间，现在还出租吗？”我问。
房东这才认真打量我：“你想租？那间空着呢，不过条件一般，你要看房？”
“不，我不是要租房。”我犹豫了一下，“去年，我住在那间房。我和……我的女友。”
房东的眼神变得古怪：“你住过？什么时候？”
“去年，大概这个时候。”
房东摇摇头：“不可能，那间房去年是一对小年轻租的。”他顿了顿，眯起眼仔细看我，“等等，你……你好像有点眼熟，对了，他们搬来前你住过几天。”
“是我，”我说，“我和我女友小樱，去年租了那间房。后来她病了，我们就搬走了。我今天来，是想找回一些记忆。”
房东的表情更加诧异，他关掉电视机，站起身：“年轻人，你确定你没记错？那间房去年确实住着一对情侣，男的不是你，那女孩不叫小樱，叫李雨。而且他们俩年初就搬走了，说是要回老家结婚，你只不过在他们前住过几天。”
我的心一沉：“不，她叫小樱，我记得很清楚。她喜欢樱花，我们在窗台上养了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倒是有，”房东说，“但那女孩确实叫李雨，我还记得，因为她名字和我侄女一样。而且你说你女友病了，那对情侣搬走时好好的，我还帮忙搬了行李。”
“我能看看那间房吗？”我坚持道，“也许看了，我能想起更多。”
房东用看怪人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最终还是叹了口气，拿了钥匙：“来吧，反正空着。不过说真的，你是不是记错了？或者，你说的不是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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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回答。跟着房东爬上熟悉的楼梯，每一步都让记忆更加清晰。四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房东打开门锁，推开门。
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垫和几件废弃的家具。墙上有污渍，地板翘了起来。但当我走进去，站在房间中央时，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这里，靠墙的位置，是我们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双人沙发，红色的绒面已经磨损，但小樱铺了块毯子，说这样坐着舒服。沙发对面，是那台二手电视机，信号不好，雪花点多，但我们还是挤在一起看老电影。
窗边，是我们的书桌。她在左边，我在右边。深夜，我写稿累了，一转头就能看见她安静的侧脸，台灯的光给她镀上一层柔和的轮廓。
墙角，那个插座接触不良，她的吹风机一插就跳闸，每次她洗完头，都得跑到卫生间去吹干，回来时抱怨说太冷了。
“等我们搬了新家，一定要有个好用的插座。”她说。
“还要有个大窗户，阳光能照进来。”我补充。
“还要有个大书桌，你写稿，我看书，互不打扰。”
“还要有棵樱花树，在院子里。”
“对，樱花树，一定要有。”
我们像两个孩子，在狭小破旧的出租屋里，幻想着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未来。
“年轻人？”房东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你没事吧？”
我这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这里，”我指着窗边，“这里原来有张书桌，我和她一起用的。”
房东皱起眉：“书桌是有，租客留下的旧家具。”
“我们……”我还想辩解，突然，记忆涌现：小樱病了，我们搬走了，去了哪里？医院，对，她住院了。
“她病了，”我对房东说，更像是自言自语，“她住院了，所以我带她搬走了，为了离医院近些。”
房东的表情从诧异变成了同情：“孩子，你是不是……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没有解释，转身冲出了房间。楼梯在我脚下嘎吱作响，我跑出那栋楼，跑出城中村，拦了辆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