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
李自成攻占西安后，在西安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追尊李继迁为太祖，分封功臣。
随后将刘宗敏封为权将军、田见秀为提督诸营军务。
大顺第一次明确了“东征京师，推翻明朝”的战略目标，制定“先取山西，再破宣大，直逼京师”的路线，同时加大宣传“均田免赋”“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吸引沿途百姓。
他又将流寇军扩编为百万之众，其中核心老贼约十余万，分为多部，由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心腹将领统领。
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命刘宗敏率军东渡黄河，迅速攻克山西河津、稷山等地，明朝守将或逃或降，黄河防线瞬间崩溃。
二月，大顺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沿途明朝将领纷纷开城投降，沿途望风披靡，直抵宁武关。
勇卫营周遇吉率领仅有的四千勇卫营将士坚守宁武关，拒绝大顺招降，李自成用重炮轰城，数日后城墙崩塌，大顺军攻入城内
巷战中，周遇吉在马上被射倒后，继续徒步持短刀格杀数十人，身中数箭仍死战不退，最终力竭被俘。
被俘后周遇吉大骂不屈，李自成下令将其“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乱箭射死并肢解)，以震慑其他胆敢抵抗者。
周遇吉的妻子刘氏带领家丁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最后被大顺军纵火焚屋，阖家尽死。
最终，周遇吉所部勇卫营在宁武关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
二月初六，大顺军包围山西重镇太原。明军守将蔡懋德顽强抵抗，但城内守军士气低落，士兵哗变。
二月初八，太原城破，蔡懋德自尽，大顺军控制山西中部。
面对大顺军浩浩荡荡东征，所遇明军望风披靡，京师朝堂乱作一团。
祸不单行，此时户部尚书倪元璐却上报国库存银不足四千两，如今连京营士兵军饷本月都无法支付，且之前已欠饷多月。
可谓国库空虚，军饷匮乏，无兵无饷，危在旦夕。
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再度发中旨去朝鲜平壤，希望能让东宁国公杨凡勤王，随后又下旨关宁军吴三桂勤王。
与此同时，为了坚守到勤王军赶到，崇祯决定向权贵士绅“募捐救国”。
崇祯计划筹集百万两，主要针对宗室勋贵、宦官集团、文武百官，号召勋贵文武官捐钱以救国事。
崇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认为他“受国恩最深，当为首倡”，希望他捐十万两，作为自己的带头榜样。
然而周奎听闻后大哭称：“老臣安得多金？”坚称只能捐一万两。崇祯心软让步，暗示其捐二万两便是。
谁知周奎转头就向女儿周皇后哭诉求情，皇后心软拿出5000两私房钱让他捐，他却私吞2000两，只拿出3000两凑数，最终仅捐13万两，还对外宣称“掏空家底”。
随后便开始在家门口摆摊卖发霉的米粮、卖家具装作凑钱，营造“家徒四壁”的假象，装穷作秀。
其他文武官员、皇亲勋贵们则不约而同选择集体上演“哭穷大赛”，用尽偷奸耍滑的手段抗拒捐款，一时间京师权贵丑态百出。
天启帝的岳父张国纪，被崇祯要求捐2万两，他照搬周奎的戏码，一边哭着说“祖上留下的家产早已耗尽，如今只能勉强糊口”，一边让家人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出门，甚至故意拖欠家中仆人的月钱，制造“家境窘迫”的假象，最终只捐了1万两，还对外吹嘘“已尽最大努力”。
其他勋贵也互相推诿，武清侯、成国公等老牌勋贵，要么称“田产歉收，无银可缴”，要么找借口“家族子弟众多，开销巨大”，甚至有勋贵故意让家中女眷到宫门哭诉“度日艰难”，将宫门变成卖惨现场。
每个人打得算盘都很清楚，那就是作为皇亲，皇帝总不能杀了我，所有能拖一天便是一天。
而内阁首辅魏藻德作为百官之首，本应以身作则，却公开反对募捐，宣称“臣身为首辅，向来清廉为官，家中无余财，只能捐五百两聊表心意”。
五百两对一个首辅而言，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却故意把“清廉”挂在嘴边，还暗中串联其他大臣“别多捐，以免暴露家财”，直接带偏了文官集团的风气。
前首辅陈演干脆直接装病避祸，躲在家中闭门不出。
崇祯派太监上门催捐，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说“重病缠身，连起身都难，哪有心思管捐款的事”。
高级官员如此，普通文官更是哭穷用小额蒙混，六部尚书、侍郎及地方缙绅们，纷纷跟风“哭穷”：有的说“为官多年，仅够养家，哪有闲钱捐军饷”。
有的故意穿破旧官服上朝，腰间挂着褪色的腰带，假装“两袖清风”。还有的只捐几十两、百两银子，美其名曰“尽心竭力”，实则用小额蒙混过关，既不得罪皇帝，又保住了家产。
更有甚者，互相打听他人捐款数额，“你捐五十两，我就捐四十两，绝不多捐一分”。
勋贵、文武百官如此，多数太监更是表面捐款，实则“留后手”。
除了王永祚等少数太监捐了超万两外，大部分太监都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地位高的太监捐几千两，地位低的捐几百两，看似比文官积极，实则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
更有太监暗中把财产转移到宫外，甚至提前和大顺军联络，把捐款当成买路钱。转头又在皇帝面前哭诉，称“臣已掏空积蓄，只为报国”，
大部分权贵官员宦官并非无钱，平日大家都在大肆敛财。
他们只是心里盘算很精，权贵逻辑是不能露财，否则有一便有二。
而文武百官更明显，捐钱就等于自证贪腐，毕竟这大明朝官员俸禄微薄，若捐出巨额银两，便等于公开承认贪腐。
而江南士绅“田连千亩而不缴一钱辽饷者，十居七八。”
好不容易当了官，自然就是为了来挣银子的，结果你让我出钱。
更何况如今大明暮落，大军即将兵临城下，内忧外患，是人都看得出国运将近，权贵们也已对朝廷失去信心，认为“大事必不可为矣”。
如此看来，改朝换代也并无不可，毕竟改朝换代后，这么多事情总要有人做。
如此这般，官位还在，银子也还在，自然是投资新主更为划算。
主管钱粮的户部在面对崇祯提出捐款，反去苦劝崇祯拿出内币充作军饷，让崇祯莫再藏银不出，以解燃眉之急，崇祯无奈表示内币早已耗尽，空旷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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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崇祯内帑在北京城破时，有“内帑巨富说”，此言论主张崇祯的内帑存银数千万两。
但其核心依据来自翰林院谕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的记载。
但存在极大疑点，疑点是记录者身份存疑，杨士聪并非内库管理者，其记载可能源于大顺军宣传或道听途说。
与之相对的，是锦衣卫佥事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指出，万历、天启两朝积蓄已被耗尽，崇祯时期甚至熔毁金银器皿充饷，“内帑如洗”是事实。
《绥寇纪略补遗》记录，李自成破城前一个月，崇祯称国库仅存7万两，需“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
李自成入京后，为掩盖其对明朝官员拷掠七千万两的暴行，故意宣称“内帑无数”，将财富来源转嫁于崇祯。这种“污名化”策略成功误导了部分认知，一起算在亡国之君的罪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