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底的米糊已经凉了。林修远蹲在灶台边，手里还拿着半块干饼。他没说话，只是把最后一碗温粥端出来，放在村口的大石头上。风一吹，白布做的幡旗轻轻晃动，“赈济司”三个字贴在木杆上，又弹开。
他退后几步，靠着车轮坐下，低声说：“明天还会来，锅也会热。”
没人回应。门缝里的一双眼睛悄悄缩了回去。小女孩的身影一闪，不见了。
天还没亮，林修远就带人到了村子。他们支起锅，淘米，点火。米香慢慢飘出来时，那个小女孩果然又来了。她站在远处，盯着锅看。林修远不催她，也不说话，舀出半碗粥，放在地上，然后往后退了两步。
女孩站着不动。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过了很久，她小跑过来，端起碗，转身就往家跑。
林修远看着她跑进破旧的屋子，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不到一会儿，门开了条缝。孩子的母亲扶着门框走出来，低着头走到石台前，弯腰行了个礼。她没说话，手一直没放下。
几个老人看见了这一幕。他们站在自家门口，互相看了看。有人转身回屋，拿出一只缺角的碗。
林修远立刻让人盛了一碗粥送过去。老人接过碗，喝了一口，手抖了一下。
“是真的米。”他说。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早上，五户人家在锅前等着。第三天，八户。谢允开始重新登记人口，翻开新的册子。这次没人再用石头划榜单。
可告示还是被人烧了。
夜里火光一闪，墙上的桐油纸卷曲变黑。守夜的人冲过去扑灭，发现墨迹刚干。谢允看着烧焦的边角，让人把剩下的纸揭下来，钉在木板上。他又拿了新纸，用桐油浸透，写好赋税明细，直接钉在村口几处路口。
他还找了村里唯一识字的老塾师，请他每天早上站到墙边，把新规念一遍。
老塾师一开始不肯。他说自己教了一辈子书，最后连学生都饿跑了，不想再碰官家的事。
谢允没逼他。每天来煮粥时，都给老塾师留一碗，放在私塾门口的小凳上。第十天，老人终于开门接过，坐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吃完。
第二天，他站到了墙边。
“去年秋税，每人应缴八斗，实收二石。”他声音不大，但说得清楚，“多征的部分，朝廷追回三成，用来修渠。”
人群安静下来。
一个老农挤上前，指着账册上的名字：“我儿子死前说官府骗人……可这数字，对得上我家交的粮。”
谢允打开红封单据，让他看押运凭证的副本。老人看了很久，抬头问：“这钱，真能回来？”
“已经在路上。”谢允说。
那天晚上，没人烧榜。
第三天早上，五个男人主动来登记。其中一人带来一小坛腌菜，说是自家做的，给大人下饭。林修远接过，让随从挂在车上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百姓的心意，我们带着走。”他说。
车子经过村口时，有孩子追上来，指着锅问：“明天还来吗？”
“来。”林修远说，“只要锅没坏，每天都来。”
雨是第十天下起来的。一大早就是阴天，中午开始下雨，越下越大。锅棚被风吹歪，火苗晃了几下，差点灭了。林修远和两个随从冒雨护住灶台，用身体挡住风口，一边加柴一边压锅盖。
雨水顺着他的额头流进眼睛。他眨了眨眼，继续搅动锅里的米。
有个老妇在屋檐下看了很久。后来她让儿媳送去一块旧油布，扔在车顶上。
“锅别灭。”儿媳转述。
林修远点头。
雨停后，登记的人多了。二十七户人家的名字进了册子，占全村七成。孩子们不再躲，放学后围着锅转。有个男孩天天来讨粥，说自己娘亲病好了，想喝一口热的。
谢允把账册整理好，准备等巡察官复查时交上去。他还写了三份奏报草稿，记下每天的情况、百姓反应和粮食消耗。每晚在油灯下，他一笔一画地抄写，字很工整。
林修远每天准时出现在村口。他不再穿官服，换了一身粗布衣。有人叫他“林大人”，也有人直接喊“煮粥的”。
老塾师把自己的私塾腾出一间，作为登记点。他在门楣上贴了八个字：朝廷补过，民心可期。
没人撕它。
这天早上，林修远正往锅里添水，一辆马车停在村外。车上下来两个人，穿着便服，腰间挂着铜牌。他们没带仪仗，也没敲锣。
村民围上去问是谁。
带头那人说：“我们是巡查组的，来看看救济有没有落实。”
林修远走过去，看了眼铜牌，点头。他转身对谢允说：“去把登记册拿来。”
谢允起身进屋取册子。林修远站在原地，看着那两人。
其中一个巡查官蹲下检查灶台，伸手摸了摸锅底的灰烬。他抬头问：“这锅，天天烧？”
“从第三天开始，没断过。”林修远说。
巡察官点点头，又问：“百姓信你们了吗？”
林修远没回答。他看向村道尽头。
一个小女孩端着碗跑过来，把碗递到他面前。
“要米。”她说。
林修远接过碗，盛满，递回去。女孩转身就跑，嘴里喊着：“娘，有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