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沃斯回来后，京潮的估值像坐了火箭。国际投行的报告里开始出现“东方特斯拉”“纺织界华为”这样的字眼。七月，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的代表挤满了京潮的会议室。
“纳斯达克上市，估值一百五十亿美元。”高盛的女董事凯瑟琳把方案推过来，“我们可以做承销商，但要求独家。”
何叶翻着厚厚的上市计划书，停在“对赌条款”那页：“如果上市后股价跌破发行价百分之二十，我的投票权要稀释百分之十五？”
“这是行业惯例。”凯瑟琳微笑，“确保管理层有足够压力做好业绩。”
“京潮不需要这种压力。”何叶合上文件，“我们可以接受上市，但条件要改：第一，不设对赌；第二，承销商要三家以上，不能独家；第三，我要保留特别投票权，重大决策一票否决。”
凯瑟琳的笑容僵住：“何先生，这在华尔街没有先例。”
“那就从京潮开始。”
谈判陷入僵局。但何叶不着急，因为另一条路已经铺好——香港交易所派来了特别小组，承诺给京潮“同股不同权”的上市架构，估值一百二十亿美元，虽然比纳斯达克低，但条件宽松得多。
“他们想用香港逼我们就范。”杨雪看穿高盛的策略，“但如果我们真的选香港，华尔街的面子就挂不住了。”
果然，三天后凯瑟琳主动让步：取消对赌，三家承销商联合承销，特别投票权可以保留，但“重大决策”的范围要严格限定。
“成交。”何叶签字时，手很稳。
上市流程启动。尽职调查、财务审计、法律合规……京潮像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计团队在通县工厂发现一个“问题”：三年前收购深圳厂时，有笔五百万的“中介费”没有完税。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财务总监额头冒汗，“当时为了尽快完成收购，走了些灰色渠道。”
“补税，交罚款，主动向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何叶果断决定，“诚信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补税加罚款，一口气出去八百万。但换来了审计报告上的“无保留意见”。
九月，招股说明书提交sec。等待审核的日子里，黑石又出手了——他们找到京潮在美国的一起集体诉讼旧案：三年前有个消费者买了京潮大衣，声称面料引起过敏，索赔五百万美元。案子早就和解了，但黑石把它挖出来，做成“京潮产品质量堪忧”的报道。
“这是上市前的标准动作。”律师团队早有准备，“我们已经准备了医学鉴定报告，证明过敏源是消费者自家宠物毛发。而且，三年来京潮在美国的投诉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十倍。”
反击材料当天发给sec和所有媒体。但更狠的还在后面——黑石收买了京潮的一个前供应商，此人向sec举报，说京潮“强迫供应商降价，涉嫌垄断”。
“这是诬陷！”何雨柱气得发抖，“咱们的采购价明明比市场高百分之五！”
“但sec会调查。”何叶冷静下令，“通知所有供应商，愿意作证的，明年订单量加百分之二十；保持沉默的，合作照旧；作伪证的，永久拉黑。”
利益面前，人心现形。四十七家主要供应商联名出具证明，附上历年合同和付款记录，证明京潮“付款及时、价格公道”。
sec的调查一周后就结束了——举报不实。
但上市时间被耽误了一个月。十一月，sec终于批准。上市日期定在十二月十八日，代码“jctc”。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芯片出了事。
比亚迪的柔性电子专线，第一批十万片芯片，良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王传福亲自飞到北京：“工艺没问题，是原料纯度不够。日本那边卡住了高纯度硅烷的出口。”
又是卡脖子。何叶算过时间：如果芯片供应不上，上市后第一份季报就会很难看，股价必然暴跌。
“国内有替代吗？”
“有，但纯度差两个等级，做出来的芯片性能降百分之四十。”王传福说，“而且产能不够，一个月最多三万片。”
“那就用国内的，性能不够数量凑。”何叶做出惊人之举，“通知生产部，所有智能面料产品，芯片数量翻倍——一片性能不够，就用两片并联。”
“成本会翻倍！”
“上市前三个月，我们不求利润，只求交付。”何叶盯着生产计划表，“告诉比亚迪，加三倍工资，产能给我提到每月十万片。钱，京潮出。”
疯狂的命令。财务总监算账：芯片成本增加，毛利从百分之四十降到百分之十，加上额外的人工支出，这个季度可能亏损。
“亏就亏。”何叶说，“上市第一战，信誉不能丢。”
生产车间三班倒。包装线上，工人们把两片芯片缝进同一件衣服。虽然笨重，但功能达标。
十二月十日，离上市还有八天。何叶带着路演团队飞到纽约。华尔道的宴会厅里，坐满了基金经理和投行代表。
路演开始前十分钟，后台突发状况——演示用的智能西装，芯片烧了。
“电压不稳。”技术总监急得满头汗，“备用西装在海关被扣了，说是要检查‘军民两用’。”
又是老把戏。何叶脱下自己的西装：“用我这件。”
“可这是您要穿去演讲的……”
“演讲穿衬衫就行。”何叶把西装递过去，“五分钟，能修好吗？”
技术总监看着西装内衬里密密麻麻的电路，咬牙：“能。”
五分钟后，何叶穿着白衬衫走上台。台下响起窃窃私语。
“各位可能奇怪，我为什么不穿西装。”何叶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因为我的西装，正在后台执行更重要的任务——向大家证明，京潮的技术有多可靠。”
大屏幕亮起，实时显示后台维修画面。技术总监的额头上都是汗，但手指稳如磐石。三分钟后，“修复成功”的提示弹出。
掌声响起。
路演继续。何叶没按讲稿，直接讲起了芯片被卡脖子的故事：“……所以我们的衣服里有两片芯片。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这是中国企业在当前环境下，能给出的最好答案。我们不想卖惨，我们只想告诉大家：京潮也许不够完美，但我们从不放弃把产品做好。”
真诚，往往是最好的策略。路演结束，认购超募三十倍。
但黑石的最后一击来了。上市前一天，《华尔街日报》头版爆料：“京潮创始人何叶涉嫌学历造假——其自称的清华大学ba，实为短期培训班。”
这招毒。在美国，诚信是上市公司的生命线。
何叶看到报道时，正在纳斯达克做最后的彩排。他笑了：“他们查得不够细。”
当天下午，京潮官网发布三份文件：第一份，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证明函，确认何叶完成“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符合ba培养标准；第二份，课程成绩单，十七门课全a；第三份最有分量——同班同学名单，上面有三位现任部级领导、五位央企董事长。
“短期培训班？”杨雪在电话里冷笑，“这期培训班后来被称作‘清华史上最牛班级’。”
舆论瞬间反转。《华尔街日报》不得不发更正声明。
十二月十八日，纽约时间上午九点半。纳斯达克交易大厅，何叶站在敲钟台上，身边是京潮的核心团队、供应商代表、还有从北京飞来的老工人代表。
倒计时结束。何叶按下按钮。
钟声响起。大屏幕上，jctc的开盘价跳出来：28美元，比发行价19美元高百分之四十七。
交易量瞬间爆棚。何叶抬头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耳边是交易员的欢呼。
但心里异常平静。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第一次站在北京秀水街卖衣服的那个下午。风吹得摊子摇晃，他用手紧紧按住。
那时他想的是：今天能不能赚到十块钱。
现在，京潮的市值，正在向两百亿美元迈进。
路演团队想让他说几句，何叶摆摆手，走下敲钟台。交易大厅外，记者围了上来。
“何先生，此刻感受如何？”
“责任更重了。”何叶说，“上市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我们要对股东负责，更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让智能面料的价格，降到人人都买得起。”
回答简短，但分量很重。
晚上庆功宴，何叶只待了半小时就离开了。他回到酒店房间，打开电脑，看京潮的股价走势。
收盘价：312美元，市值突破两百亿美元。
手机响了，是山本雄一：“何先生，恭喜。东丽决定，将碳基导电纤维业务全部并入合资公司。这次，我们彻底认输了。”
“不是认输，是共同进步。”何叶说。
挂了电话，他走到窗前。纽约的夜色繁华如梦，但远处的自由女神像，在夜色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个世界很大，舞台很广。
而京潮，才刚刚拿到入场券。
上市成功，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也意味着更多的眼睛盯着你、更多的规矩约束你。
但何叶不怕。
因为他心里清楚：京潮最大的底气，不是市值，不是技术，是那三百多个愿意不要工资也要跟着他干的工人。
是那群在实验室通宵的年轻人。
是一个国家崛起时，那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窗外的纽约灯火辉煌，但何叶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那里，有下一个战场。
有更硬的骨头要啃。
但京潮的缝纫机，只要还在转，故事就不会停。
就像中国制造这条路，一旦开始，就只能向前。
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