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七,卯时三刻,紫金山南麓竹林。
晨雾尚未散尽,竹叶上凝着露珠。顾颉刚拄杖立于林间小径尽头,灰布长衫被雾气濡湿了肩头。许慎之从山下走来,脚步轻而稳,在老师身后三步处停住。
“老师。”
顾颉刚没有回头,望着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影:“慎之,你看这紫金山,历六朝、经十代,见过多少兴亡更替?”
许慎之垂手而立:“学生不知。”
“我也不知道。”顾颉刚缓缓转身,晨光在他脸上刻出深深浅浅的沟壑,“但山知道。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记得。只是它们不说。”
竹叶沙沙作响,像山的低语。
“你前日见过藤田浩二了。”顾颉刚不是询问,是陈述。
“是。下了一局棋。”
“此人如何?”
许慎之斟酌词句:“心思深,棋力高,但有挣扎。”
“挣扎什么?”
“挣扎于学者与军人之间,挣扎于求知与职责之间。”
顾颉刚点头:“他昨日来找过我,问了些文献考据的问题。问得很深,看得出是真读过书的。”
他顿了顿:“但越是这样,越危险。真懂的人,才知道刀该往哪里捅。”
许慎之心中一凛。
“慎之,”顾颉刚的目光如古井般沉静,“你还记得六年前,在这山上,我对你说过什么吗?”
许慎之记得。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南京城破在即。顾颉刚带着他和几个最信任的学生,将最后一批古籍埋藏在紫金山一处隐秘山洞。封洞前,老先生抚着洞口的石碑说:
“慎之,这些书交给你了。将来太平了,要把它们挖出来,让后人知道,金陵的文脉没有断。”
“学生记得。”
“那你可知道,”顾颉刚的声音低下来,“我为什么把最重要的一批,交给你这个最年轻的学生?”
许慎之摇头。这些年他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小组里还有更年长、更有声望的学者,为什么偏偏是他?
“因为你是最干净的。”顾颉刚说,“没有复杂的背景,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没有成家。你像一张白纸,可以藏得最深,也最不容易被注意。”
这话很残酷,但真实。许慎之当时只是个二十五岁的助教,父母早亡,独身一人,在动荡的年代,这样的人太多了,多到没人会特别留意。
“但这张白纸,现在被人画上记号了。”顾颉刚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条,递给许慎之。
纸条上只有一行铅笔字,字迹潦草:
“缮写人已露,速断。”
没有落款,但许慎之认得这字——是周明远身边一个老书办的笔迹。那人曾帮他抄过诗稿,字迹很有特点。
“从哪里来的?”
“昨天夹在我的《史记》里。”顾颉刚说,“有人悄悄送来的,连我都不知道是谁。”
这意味着,消息来源的层级很高,高到可以绕过所有常规渠道,直接将警告送到顾颉刚手中。
许慎之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老师,我”
“你不必解释。”顾颉刚摆摆手,“我既然把东西交给你,就相信你。但现在情况变了。藤田在查你,第三方势力在设局,周佛海派可能也在暗中调查。你一个人,扛不住了。”
“那学生该怎么办?”
顾颉刚望着山下的南京城,雾气渐散,城池的轮廓在晨光中显现。
“把担子分出去。”他说,“不是让你交出藏匿点,是让你找到可以托付的人。”
“托付给谁?”
“不知道。”顾颉刚坦诚,“但你要开始找了。在你身边,在你信任的人里,找到那个可以接替你的人。然后,一点一点,把秘密传给他。”
许慎之震惊:“老师,这太危险了!万一”
“万一暴露,是吧?”顾颉刚苦笑,“可如果不传,万一你出事,那些东西就永远埋在地下了。六年前我们费尽心思藏它们,难道是为了让它们永远不见天日吗?”
竹林中一片寂静。远处传来早起的鸟鸣,清脆而孤单。
“慎之,”顾颉刚的声音变得苍老,“我今年六十一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马寅初身体也不好,钱穆之年岁也大了。我们这些人,就像这山上的老竹,看似挺立,其实内里已经空了。一阵大风,就可能折断。”
他转过身,直视许慎之:“但你们年轻人,是新竹。新竹在雨后,一天能长一寸。只要根还在,竹林就不会死。”
许慎之明白了。顾颉刚在交代后事,在安排传承。
“老师希望我怎么做?”
“三月初十的交流会,是个机会。”顾颉刚说,“到时候会有很多年轻人来——各校的学生、青年学者、文艺青年。你要仔细观察,寻找那个眼神里有光的人。”
“什么样的光?”
“不是聪明,不是才华,是那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光。”顾颉刚想了想,“就像你当年,我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你时,你眼睛里的那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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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之沉默。他想起六年前的那个冬夜,顾颉刚把埋藏孤本的任务交给他时,他的心情——不是恐惧,不是荣耀,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那种感觉,他现在还记得。
“找到这样的人后呢?”
“不要急着交底。”顾颉刚叮嘱,“先观察,再试探,最后考验。就像熬药,火候不到,药性不出;火候过了,药就焦了。”
他顿了顿:“还有,从现在起,你要开始准备后手。把藏匿信息分成几部分,用不同的方式记录,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即使一部分暴露,也不会全盘皆输。”
许慎之深深鞠躬:“学生谨记。”
“好了,下山吧。”顾颉刚摆摆手,“记住,今天这些话,出我之口,入你之耳。第三个人,不要知道。”
“是。”
许慎之转身下山。走到竹林边缘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顾颉刚还站在原地,拄杖望山,身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尊沉默的石像。
那个瞬间,许慎之忽然明白了——老师不是在教他如何生存,是在教他如何将火种传下去。
火种很微弱,但只要有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传,就永远不会熄灭。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自己被风吹灭之前,找到下一个持火的人。
辰时,周明远公馆书房。
周明远坐在书桌前,看着那张和顾颉刚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字条。铅笔字潦草而急切:“缮写人已露,速断。”
字条是今天早晨塞进门缝的。他认得这笔迹——老书办吴伯庸,跟了他十五年,从他在上海办报时就跟着,最是可靠。
但吴伯庸昨天请假回老家了,说是老母亲病重。人不在南京,字条却出现在这里。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吴伯庸没走,躲在暗处送信;要么这字条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迹。
无论哪种,都说明情况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有人要用“缮写人”这个线索做文章,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信息。
周明远烧掉字条,灰烬落在铜盆里。他走到窗前,看着院中的那株老梅。梅花已经谢了,嫩绿的新叶正在抽芽。
春天来了,但寒意未消。
门被敲响,仆人通报:“先生,文化课的陈干事来了。”
“请。”
进来的是个三十出头的文员,戴金丝眼镜,手里提着公文包。他是影佐办公室派驻文化课的联络员,名义上协助工作,实则是监视。
“周先生,打扰了。”陈干事很客气,“关于三月初十的交流会,有几个细节需要和您确认。”
“请坐。”
两人在茶案前坐下。陈干事取出文件:“首先是嘉宾名单。旭日方这边,除了东京帝大、京都学派的学者,影佐将军还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
他递过名单。周明远接过,目光扫过,停在了最后两个名字上。
第一个:竹内好。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中国文学研究者,以《鲁迅研究》闻名。这个人周明远知道,是日本汉学界的少壮派,学术上确有建树,但政治立场模糊——既批评日本的侵华政策,又认同“大东亚共荣”的理念。
第二个名字,让周明远的手指微微一颤:松本健一。
“松本先生不是失踪了吗?”他尽量让声音平静。
“已经找到了。”陈干事推了推眼镜,“原来松本先生前段时间身体不适,在苏州静养。现在康复了,正好赶上交流会。”
谎话。周明远心里冷笑。元宵节后松本失踪,各方都在寻找,现在突然“康复”了,还正好赶上交流会?分明是被人藏起来,现在又放出来了。
“那真是太好了。”他面上不动声色,“松本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一向热心。”
“是啊。”陈干事点头,“影佐将军特意交代,松本先生这次会做一个特别发言,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想。希望中方学者能认真聆听,积极互动。”
这是命令。周明远听懂了——影佐要利用松本的回归,在交流会上抛出更激进的文化统合方案,并逼中方学者表态。
“我会转达。”他说。
“另外,”陈干事又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日方学者提交的发言提纲。影佐将军希望中方学者能提前准备回应,尤其是顾颉刚、马寅初两位先生。”
周明远接过,快速浏览。提纲内容果然比预想的更具侵略性,从“中日文化同源”延伸到“命运共同体”,再延伸到“共同的历史使命”。字里行间,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学术包装。
“这些议题可能需要时间准备。”周明远斟酌用词,“有些学术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时间不多了。”陈干事说,“三月初十,只有十三天了。周先生,您要明白,这次交流会不只关乎学术,更关乎大局。”
话说得很明白。周明远点头:“我明白。我会安排。”
“那就拜托了。”陈干事起身,“对了,还有件事。文化课最近在整理民间艺人的资料,中华门外那个说书的孙老汉,您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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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周明远心里一紧,但面上很自然:“听说过,没打过交道。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例行登记。”陈干事笑了笑,“那老人家说得不错,就是有时候话多了点。我们已经提醒过他了。”
“应该的,文化工作要把握好分寸。”
送走陈干事,周明远回到书房,关上门。他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古文观止》,翻开,里面夹着几页泛黄的纸。
那是六年前的记录。民国二十六年秋,文献抢救小组的成员名单、分工、以及最重要的——那批孤本的最终处理方案。
名单上,“许慎之”三个字后面,用红笔画了个圈。
这个圈是顾颉刚画的。当时老先生说:“这批东西交给他,我放心。”
现在,这个圈成了靶心。
周明远合上书,放回书架。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是保护许慎之,是保护许慎之守护的东西。
而保护的方法,也许不是藏得更深,是让它以另一种方式,提前见到天日。
但这个决定太重大了,他需要和陈朔商量。
窗外传来鸽哨声,一群鸽子飞过天空,翅膀划过晨光。
春天真的来了。但这个春天,注定不会平静。
巳时,鼓楼街。
老王今天出摊很晚。他蹲在摊前修鞋,但心思不在手上。锥子刺偏了两次,差点扎到手。
他在等。等那个收旧货的“破烂王”再来,或者等别的什么信号。但一上午过去了,什么人也没来。
这不对劲。按照之前的规律,每次传递完成后,第二天会有人来确认,或者给新的指令。但今天没有。
老王抬头看了看街对面。茶馆已经开门了,但窗边没有那些可疑的人。卖报的孩童在街角吆喝,买菜的妇人挎着篮子走过。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越正常,越不正常。
老王想起昨天夫子庙的事。他投河传物,对方落水取物,整个过程虽然惊险但成功了。按理说,“上面”应该满意,应该继续用他这条线。
除非那条线断了。或者,他被怀疑了。
老王的手心开始冒汗。他放下锥子,从怀里掏出烟袋,想点一锅烟定定神。但火柴划了三次才着。
抽烟时,他注意到街口来了两个人。不是昨天那些年轻便衣,是两个穿黑色制服的人——警察局的。
两人径直朝他的修鞋摊走来。
老王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但他没有动,继续抽烟,眼睛看着手里的鞋。
“修鞋的。”其中一个警察开口,声音很粗。
“长官,修鞋吗?”老王抬头,赔着笑。
“不修鞋。问你点事。”警察掏出一个本子,“你叫王德福?河北沧州人?”
“是。”
“来南京多少年了?”
“十三年了。”老王说,“民国二十二年来的,一直在这儿修鞋。”
“家里还有什么人?”
“就一个老伴,没孩子。”
警察在本子上记着:“听说你儿子当兵,战死了?”
老王的手指一颤。烟锅里的火差点掉出来。
“是江阴那边,民国二十六年。”
“怎么死的?”
“长官,这”老王的声音有些哽咽,“部队来的信,就说阵亡了。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
警察盯着他看了几秒,合上本子:“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你这儿修鞋?或者,让你带什么东西?”
来了。老王心里明白,这是在查传递网络。
“陌生人天天有。”他装糊涂,“修鞋的嘛,谁来都修。带东西偶尔有熟客让我顺路捎点东西,针头线脑的,不值钱。”
“没让你带过信件?或者书?”
“没有。”老王摇头,“我一个大老粗,又不识字,带那玩意儿干嘛。”
两个警察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蹲下身,翻看老王工具箱里的鞋。都是普通的破鞋,没什么特别的。
“王德福,”站着的那个警察说,“最近不太平,有些人在搞地下活动。你要是看到什么可疑的,听到什么可疑的,要及时报告。知情不报,按通敌论处。”
“明白明白。”老王连忙说,“我一定报告。”
“好自为之。”
警察走了。老王蹲在原地,手里的烟已经灭了,但他还握着烟杆,手在微微发抖。
不是害怕,是愤怒。他们提到了他儿子。用他死去的儿子来敲打他,这是最下作的手段。
但愤怒过后,是深深的忧虑。警察来查,说明他这条线已经暴露了,至少是被怀疑了。接下来,可能会有更严密的监视,甚至直接抓捕。
他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老王收起烟袋,开始慢慢收拾工具。他把每双修好的鞋用油纸包好,写上主人的名字。把锥子、麻线、皮子分门别类放好。动作很慢,像在做最后的告别。
收拾到一半时,街角那个卖报的孩童走过来,往他工具箱里扔了份报纸。
“王爷爷,今天的报。”孩童说,眼睛眨了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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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一愣。他从不买报,不识字,买了也没用。这孩童是街口张寡妇的孙子,平时见面会打招呼,但从没给他送过报。
他拿起报纸,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铅笔字很稚嫩,像是孩童写的:
“爷爷说,最近天冷,少出门。三月十五,去他家吃饺子。”
没有落款,但老王看懂了。这是李守业传来的消息——“爷爷”指李守业,“天冷少出门”是让他静默,“三月十五吃饺子”是有新任务,但时间推后了。
任务还在,线没断。只是要等待。
老王把纸条撕碎,混在鞋屑里。然后他拿起报纸,假装看了一会儿——虽然不识字,但样子要做足。
孩童已经跑远了。老王继续收拾工具,但心情已经不一样了。
线还在。他还有用。
只要还有用,就能继续做下去。
为了儿子,也为了那些像儿子一样,想要这个国家好起来的人。
午时,林墨的画室。
陈朔坐在画架前,看林墨刚完成的一幅画——《紫金山春晓》。画面以青绿为主调,山峦叠翠,云雾缭绕,一派生机盎然。但仔细看,在山腰一处不起眼的位置,有几棵枯树,枝干扭曲,与周围的春色形成微妙对比。
“这几棵枯树,”陈朔指着画,“是故意的?”
林墨点头:“张先生说过,真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有新生,就有衰亡;有繁荣,就有破败。我想在春色里,留一点冬天的痕迹。”
“留得很好。”陈朔说,“但要注意分寸。太明显了,审查通不过;太隐蔽了,观众看不懂。”
“我明白。”
陈朔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秦淮河,午后的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林墨,你跟着我做事,有半年了吧?”
“是。从去年秋天开始。”
“后悔吗?”
林墨摇头:“不后悔。能做点事,比什么都强。”
陈朔转身看着他:“那如果有一天,要做的事更危险,甚至可能会死呢?”
林墨沉默片刻:“张先生,我母亲去年病逝了。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墨儿,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太平。你要好好活,活到太平那天,替妈看看。’”
他抬起头,眼神清澈:“但如果活不到那天,至少我在往那个方向走。这就够了。”
陈朔点头。他走到书桌前,取出一瓶看似普通的墨水,一支毛笔,一张宣纸。
“我教你一种特殊的画法。”他说,“用这种墨水作画,画出来的东西,平时看不见。只有在特定的光线下,或者用特定的药水处理,才会显现。”
林墨眼睛一亮:“密写?”
“对。”陈朔铺开宣纸,“但这种技法很危险。一旦被发现,就是确凿的证据。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不要用。”
他蘸了墨水,在纸上画了几笔。墨迹在宣纸上很快晕开,但奇怪的是,随着墨水干涸,画出的线条竟然渐渐消失了,纸上又恢复空白。
“这”
“这种墨水的配方很特殊。”陈朔说,“我现在教你。你要记住每一个步骤,但不要写下来,记在脑子里。”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陈朔详细讲解了密写墨水的配制方法、使用方法、显影方法。林墨学得很认真,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确认。
“学会这个,你要做什么?”教完后,陈朔问。
林墨想了想:“如果有特别重要的信息,需要传递但又不能让人看见,就用这个。”
“还有呢?”
“还有”林墨眼睛一亮,“可以在普通的画作里,藏入第二层画面。表面是一幅山水,实际上是地图,或者别的什么。”
“对。”陈朔赞许,“你很聪明。但记住,这种技法只能用一次。因为一旦被人发现,对方就会警惕,以后再用就危险了。”
“我明白。”
陈朔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回头:“林墨,如果有一天,许慎之需要帮助,而帮助他会让你陷入危险,你会帮吗?”
问题很突然。林墨没有犹豫:“会。”
“为什么?”
“因为许先生在做对的事。”林墨说,“而且他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顾先生教过我画画,他说过,艺术家的责任不只是创造美,还要保护美。”
陈朔深深看了他一眼:“好。记住你今天的话。”
他离开了。林墨站在画室里,看着那瓶特殊的墨水,看着那张空白的宣纸。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再只是一个画画的青年。他有了新的责任,新的危险,新的使命。
但他不害怕。因为母亲说过,要往太平的方向走。
而现在,他走在这条路上。
申时,宪兵队档案室。
藤田浩二站在一排铁制档案柜前,手里拿着一张特别通行证。通行证是影佐将军亲自签发的,允许他查阅“所有与文化交流相关的历史资料”。
但藤田知道,他要查的东西,不止是“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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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编号为“特-07”的柜子前,取出钥匙——这也是影佐给的。打开柜门,里面是几十个牛皮纸档案袋,每个袋子上都标着日期和编号。
他要找的是编号“特-07-39”的袋子。那是松本健一失踪前后,宪兵队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记录。
袋子很厚。藤田取出来,走到阅览桌前坐下,打开。
里面第一份文件,是松本失踪案的初步报告。日期是正月十六,也就是元宵节第二天。报告很简单:松本健一,于正月十五晚失踪。最后出现地点为夫子庙秦淮河画舫。疑似与联统党激进派刺杀影佐将军案有关。
后面附了几份询问记录:画舫船工、附近商户、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藤田继续翻。第二份文件,日期正月十八,是补充调查。这次有了新发现——松本失踪前三天,曾多次前往金陵大学档案馆,查阅战前文献资料。调查员备注:“疑与学术研究有关,待进一步核实。”
第三份文件,日期正月二十,是深度调查。这次调查员走访了档案馆管理员、当时在校的教职工,甚至查到了松本借阅的具体档案编号:d-17-39。
藤田的心跳加快了。这正是他昨天在档案馆看到的那卷,关于战前文献抢救小组的记录。
但接下来的内容,让他皱起了眉头。
调查显示,松本借阅该档案的时间是正月十二、十三、十四,连续三天。但档案馆的登记簿上,只记录了正月十四一次。前两次的借阅记录,被人为删除了。
删除记录的人,是档案馆的副管理员,一个叫刘文翰的老职员。调查员询问刘文翰时,他承认是自己删的,理由是“松本先生要求保密,不想让人知道他在查这个”。
这个理由很牵强。松本作为日本商人,查阅档案完全合法,为什么要保密?
更可疑的是,正月十五晚上,也就是松本失踪当晚,刘文翰也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藤田继续往下看。第四份文件是正月二十二的最新报告,只有一页纸,内容却让藤田倒吸一口凉气:
“经查,刘文翰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南京沦陷前,曾在顾颉刚组织的文献抢救小组中担任图书管理员。小组解散后,刘文翰留在南京,进入金陵大学档案馆工作。其与顾颉刚、许慎之等人保持联系,疑为文化界地下网络成员。”
后面附了一张照片,是战前文献抢救小组的合影。十几个人站在图书馆前,顾颉刚站在中间,许慎之站在后排右侧,刘文翰站在后排左侧,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藤田盯着这张照片,脑中飞快地串联线索: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刘文翰。
但这个刘文翰,现在在哪里?死了?还是藏起来了?
如果他真是文化界地下网络的成员,那么他帮助松本、删除记录、最后失踪,这一切行为就都有了解释——他在保护某个秘密,当秘密可能暴露时,他选择了消失。
而他保护的秘密,很可能就是许慎之守护的东西。
藤田合上档案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现在他明白了。第三方势力不是什么神秘组织,就是刘文翰这样的人——那些在战乱中幸存下来,默默守护着文化火种的人。
他们人数不多,能量不大,但足够聪明,足够坚韧。他们知道怎么在夹缝中生存,怎么在黑暗中传递信息,怎么用最隐蔽的方式,保护最重要的东西。
而松本,可能无意中触到了他们的核心秘密,所以被处理了——不是被杀,是被某种方式控制或转移了。
至于那个设局让他以为是自己撕了档案页的人,很可能就是刘文翰本人,或者他的同伙。目的是转移注意力,让他把调查方向集中在许慎之身上,从而保护真正的网络。
很聪明的策略。如果不是藤田多疑,可能真的上当了。
但现在,他知道了。知道了刘文翰的存在,知道了这个地下网络的存在,知道了许慎之在这个网络中的关键位置。
接下来,他该怎么做?
报告给影佐?那许慎之、顾颉刚、所有相关的人,都会被捕。那些被藏起来的文献,会被挖出来,运往日本,成为“大东亚共荣”的战利品。
隐瞒不报?作为日本军官,这是失职。
藤田感到那种熟悉的撕裂感又回来了。学者的良知告诉他,那些文献是无价的文化遗产,应该被保护;军人的职责告诉他,任何地下抵抗组织都应该被清除。
他该站在哪一边?
档案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嘀嗒”声。时间在流逝,就像他的犹豫,每一秒都在消耗着什么。
最终,藤田做出了决定。
他把档案袋放回柜子,锁好。然后走到档案室门口,对守卫说:“查完了,没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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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佐。”
藤田走出宪兵队大楼。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橘红色。他站在台阶上,看着南京城的街景,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再是单纯的调查者了。
他成了一个知情者,一个隐瞒者,一个在良知与职责之间走钢丝的人。
这条路很难走。但他必须走。
因为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无法回头。
而他刚才,已经做出了选择。
酉时,安全屋。
陈朔收到了三条消息。
第一条来自周明远:松本将出席三月初十的交流会,并做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发言。影佐施加压力,要求中方学者积极回应。
第二条来自市井网络:老王被警察盘问,但应对得当,线未断。孙老汉的说书场增加了一个“文化课观察员”,常驻监听。
第三条来自藤田——不是直接传递,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达的一句话:“档案室已查,刘姓管理员是关键。我不会上报,但时间不多。”
陈朔把这三条消息在地图上标注,连成线。
“松本回归,是影佐的一步险棋。”他对苏婉清和林静分析,“他想用松本在交流会上抛出激进方案,逼文化界表态。如果中方学者配合,就是‘文化亲善’的巨大成果;如果不配合,就有理由采取强硬措施。”
“那我们怎么办?”林静问。
“两条路。”陈朔说,“第一条,让顾颉刚、马寅初他们以学术理由婉拒,强调交流会应聚焦纯学术问题,不涉政治理念。这是最安全的路,但可能激怒影佐。”
“第二条呢?”
“第二条更危险,但可能收益更大。”陈朔走到地图前,“配合影佐的要求,在交流会上与松本‘积极互动’,但在互动中,用学术的方式,解构他的‘共同体’理论。”
“怎么解构?”
“马寅初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共同体’背后的资源掠夺实质;顾颉刚可以从历史学角度,指出文化融合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自愿的前提;钱穆之可以从艺术角度,强调文化独特性的价值。”
陈朔顿了顿:“最重要的是,要在日本学者面前做这些。京都学派那些老学者,很多是真有学术良知的。如果看到中国学者用扎实的学术反驳政治宣传,他们中可能会有人产生共鸣。”
苏婉清明白了:“您是想分化日本学界?”
“对。”陈朔点头,“影佐想要的是‘文化亲善’的表象,我们要做的是戳破这个表象,暴露背后的政治意图。让日本学界内部产生分歧,让影佐的‘文化治理’在东京那里失分。”
这是个大胆的计划。林静担忧:“但这样太冒险了。万一影佐恼羞成怒,当场抓人”
“所以要有预案。”陈朔说,“第一,所有发言必须严格控制在学术框架内,不给影佐抓把柄;第二,准备多套应对方案,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整;第三,做好最坏打算——如果有人被捕,立即启动营救程序。”
他走到书桌前,写下总结:
“正月二十七,传承与布局并行。
1 顾颉刚授意许慎之寻找传承者,‘缮写人’秘密进入代际传递程序。
2 松本回归并将在交流会做政治性发言,文化界面临被迫表态压力。
3 藤田查明刘文翰线索,选择隐瞒,立场出现决定性偏移。
4 市井网络在监控下保持静默,韧性经受考验。
核心策略:
写完后,陈朔走到窗前。夜幕降临,南京城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
他想起了顾颉刚说的那句话:“就像这山上的老竹,看似挺立,其实内里已经空了。但新竹在雨后,一天能长一寸。”
现在,老竹们在安排后事,新竹们在成长接班。
这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生生不息——不是靠轰轰烈烈的抗争,是靠这种沉默的、坚韧的、一代接一代的传递。
传递知识,传递记忆,传递那些让这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东西。
这些东西,枪炮打不垮,火焰烧不尽,时间磨不灭。
因为它们不在书本里,不在建筑里,在人的心里。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薪火相传。
(第二十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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