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的日子，在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宁静中缓缓流淌。自那日漫长而细致的审查问询后，唐可达的生活变得极有规律。清晨，在鸡鸣和山岚中醒来，帮着周大山做些简单的农活，或是劈柴，或是打扫院子。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他独处一室，伏在一张旧书桌上，根据刘云峰同志留下的提纲和要求，以及自己记忆的脉络，奋笔疾书。
刘云峰在离开前，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任务：将他所能回忆起的、在对岸工作期间的所有重要情报内容、获取方式、联系人信息（代号及特征）、行动细节、时间节点、相关人物背景及其言行、乃至对敌方内部派系动态和重要人物性格的分析判断，全部形成系统、详尽的书面报告。这不仅是为了完善档案，更是对那段斗争历程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总结，其价值不可估量。
这是一项极其繁重且耗费心神的任务。它要求书写者不仅要有钢铁般的记忆，更要有首面过往一切惊险、痛苦乃至残酷的勇气。每一次落笔，都仿佛将唐可达重新拉回到那个危机西伏的孤岛，重新经历一遍那些生死一线的瞬间。
他首先从“海峡堡垒防御计划”开始写起。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利用机要室主任张明义的性格弱点（谨慎乃至怯懦，渴望得到上层赏识），通过看似不经意的闲聊和精准的文件递送时机，逐步建立起一种“偶然”获得接触高级别文件机会的模式。他回忆了每一次潜入机要室核心区域的时间、环境、当值人员、文件存放的具体位置甚至文件夹的颜色和标签细节。他不仅复述了计划的核心内容，还尽可能地将记忆中关于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后勤补给线等关键数据一一列出，并用只有他自己才懂的符号标注出哪些是确凿记忆，哪些是带有推测成分。
写着写着，他的额头会渗出细密的汗珠。那不是因为劳累，而是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仿佛此刻他并非身处安全的南方山村，而是正置身于那间寂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布满禁忌的机要室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
周大山偶尔会悄悄送一壶热水进来，看到唐可达凝神疾书、时而闭目沉思的模样，总是无声地放下水壶，再轻轻地掩上门。阿庆嫂则变着法子做些有营养的饭菜，时常炖些山里的野菌土鸡汤，说是给他补补身子，耗神厉害。
完成“堡垒计划”部分后，他稍事休息，又开始撰写关于营救梁思白先生的行动报告。这部分更侧重于策划与执行。他详细说明了如何利用职权，以“排查共党渗透路线”为名，对梁先生软禁地周围进行“勘察”，从而掌握了警卫布防和换班规律。他写到了如何发现并利用采购佣人这个突破口，如何物色到那位身形、口音都极为相似的我方潜伏人员“老何”，以及如何通过秘密渠道与梁先生身边那位忠心老仆建立联系、传递信息的复杂过程。
在描述行动当日，老仆“突发急病”，“老何”李代桃僵进入宅邸，梁先生化装成病弱老仆在警卫眼皮底下离开，再到中途换乘军用卡车，最终由渔船接应离台这一系列环节时，唐可达的笔触极为细致，甚至画出了简单的路线示意图和人员位置关系图。他不仅写成功的步骤，也写了过程中曾出现的几次小小的意外和紧张时刻，比如在宅邸门口，一个警卫多看了“老仆”一眼，以及换乘卡车时，差点与一支意外的巡逻队相遇，他们是如何应变化解的。
这些细节，不仅是为了证明报告的真实性，更是为今后的隐蔽斗争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案例参考。
写着这些，唐可达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吴石将军。是吴将军的绝笔，促使他下定决心冒险营救梁先生。他在报告的末尾，特意加了一段，说明此次行动最初的动因，乃是秉承吴石将军之遗愿。写完这段，他停下笔，望向窗外连绵的青山，心中默念：“吴将军，您嘱托之事，可达幸不辱命。”
接下来的部分，更为沉重。是关于他被捕入狱后的经历。他需要回忆并记录下敌人审讯的手段、提出的问题、使用的刑罚种类和强度、以及同监舍可能遇到的难友情况（隐去姓名，只记特征）。他写到了谷正文的狡诈与狠戾，写到了电刑带来的肌肉失控和意识模糊，写到了水刑濒临窒息的绝望感，也写到了敌人如何用“假叛徒”和“朱枫己被捕”的假消息来试图瓦解他的意志。
这个过程无异于再次经历那些酷刑。往往写上一段，他就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息，喝些温水，才能平复身体的应激反应和内心的波澜。但他坚持着，努力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他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如何从对方问话的细微逻辑漏洞、伪造证据的破绽以及行刑者不经意流露的表情中，识破这些诡计的过程。他认为，这些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经验，其价值或许不亚于一份情报。
他还回忆并记录了在狱中，通过极其隐秘的方式，听到的关于吴石、陈宝仓、聂曦等同志英勇就义的一些侧面信息。虽然零碎，但他都郑重地写了下来。这是英雄们最后的痕迹，他必须将其留存。
最后，他着重写了如何利用毛人凤与谷正文之间的矛盾，通过要求面见毛人凤，抛出“局内可能有更深层内鬼”的烟雾弹，暗示谷正文办案不力甚至别有用心，从而为自己争取到宝贵的时间，等来了“陨落”计划的执行窗口。他分析了毛人凤的多疑性格和权力平衡术，以及谷正文的刚愎自用和急于求成，正是这些性格弱点，成为了他绝境求生的突破口。
除了这些重大事件，唐可达还按照要求，撰写了对毛人凤、谷正文、张明义等主要接触对象的性格分析、行事风格判断，以及他对保密局内部运作机制、派系斗争、工作作风的观察和思考。这些内容，更像是一份高质量的敌情分析报告。
时间一天天过去，桌上的稿纸越堆越厚。唐可达的字迹始终保持着工整清晰，尽管在描述到某些痛苦经历时，笔划会略显凝滞或颤抖。他几乎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全身心都沉浸在对过往的回溯、梳理和记录之中。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情感消耗，甚至比干农活更让人觉得疲惫。但他心里清楚，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它是对他过去数年工作的总结，是那些未能生还的战友们事迹的见证，也是组织对他进行最终认证的依据。
在此期间，刘云峰同志又来过一次，主要是针对之前询问中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细节，与唐可达进行了复核。看到唐可达正在撰写的厚厚报告初稿，刘云峰仔细翻阅了部分内容，尤其是关于情报获取和行动细节的部分，他看得尤为认真。
“‘海螺’同志，”刘云峰放下稿纸，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赞许，“你的这份报告，价值极大。不仅内容详实，而且思考深入。特别是对敌人内部情况的这些分析，非常有见地。辛苦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唐可达平静地回答。
“关于朱枫同志”刘云峰似乎斟酌了一下语句，“组织上己经做了妥善安排，她目前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工作生活。考虑到你目前的审查状态和她的情绪需要稳定，暂时还不方便安排你们见面。希望你理解。”
唐可达的心猛地一跳，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虽然暂时不能见面，但知道她安然无恙，并且组织己做了安排，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理解，完全理解。谢谢组织关怀。”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刘云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再次强调了报告的保密性和重要性后，便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唐可达终于为这份长长的报告画上了句号。他仔细地将所有稿纸按顺序整理好，用针线在边缘处粗略地装订起来，形成了一本厚厚的手稿。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脱，但同时也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己经将自己所能记起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付了出去。
他将报告郑重地交给了负责日常联络的徐致远。徐致远接过那沉甸甸的手稿，神色严肃：“‘海螺’同志，你放心，这份报告会以最快速度、最安全的方式送达上级。你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唐可达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走到院中，夕阳的余晖洒满院落，周大山正在给一小块菜地浇水。山风拂过，带来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完成了报告的撰写，他感到肩上的重担似乎卸下了一部分，但心知更重要的环节——组织的审查和认证，才刚刚开始。他需要继续在这安全屋中，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