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做出之后，接下来的安排便快了起来。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天色微熹，山间还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那辆熟悉的、半旧却擦拭得干净的吉普车便再次停在了安全屋的院门外。这一次，不再是秘密的转移，而是光明正大地启程，奔赴新的岗位，迎接新的生活。
徐致远早早便到了，一同来的还有一位面容憨厚、眼神里透着机灵的中年司机老陈。小王同志帮着将唐可达和朱枫简单的行李——依旧是那个半旧的帆布包和一个朱枫带来的柳条箱——搬上了车。阿庆嫂连夜烙了饼，煮了鸡蛋，硬塞进他们手里，眼圈红红地嘱咐着“一路顺风，常来信”。周大山话不多，只是用力握着唐可达的手摇了摇，一切尽在不言中。
“都安排好了。”徐致远脸上带着轻松的笑意，“我们先坐车到地区集中点，然后转乘去省城的专线汽车。到了省城，组织部的同志会接待你们，安排后续去干部学校的事宜。这一路，老陈路熟，你们尽管放心。”
唐可达和朱枫换上了组织上送来的新衣服——普通的干部服，蓝色咔叽布面料，洗得有些发白，但整洁挺括。穿上这身衣服，仿佛真正告别了过去的潜伏岁月，融入了千千万万建设者的人流。他们向周大山和阿庆嫂、小王同志郑重道别，然后钻进了吉普车。
老陈技术娴熟，车子平稳地驶离了隐蔽的山村，沿着新修的砂石公路前行。车窗摇下了一半，带着秋日凉意的风灌进来，吹拂着唐可达和朱枫的头发。他们贪婪地望着窗外的景色：起伏的山峦，层叠的梯田，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农民，远处山腰间新开辟的茶园，以及更远处，那一片片正在建设中的厂房，高耸的烟囱冒出的缕缕白烟，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建设画卷。这一切，与他们记忆中战火纷飞、白色恐怖弥漫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得令人想落泪的对比。
“变化真大啊。”朱枫轻声感叹，目光久久停留在窗外一片新盖起的青砖瓦房校舍上，孩子们正在操场上晨练，口号声隐约可闻。
“是啊，”徐致远接过话头，语气中充满自豪，“解放了，老百姓心气儿都不一样了。土改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大家干活的劲儿头足着呢！你们看那边，”他指着远处一片工地，“那是新建的农机厂，以后咱们种地，能用上自己造的机器了！”
唐可达默默地看着，听着，心中感慨万千。这就是吴石、陈宝仓、聂曦他们为之奋斗牺牲、却未能亲眼所见的新中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理想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步步变为现实。一种混合着悲壮与豪迈的情感，在他胸中激荡。
车子中途在一个路边补给点短暂休息。补给点很简陋，就是几间平房，挂着“人民服务站”的牌子，提供开水和简单的吃食。几个南来北往的干部模样的人正在休息，高声谈论着工作，言语间充满了干劲和对未来的憧憬。看到唐可达他们下车，有人友善地点头示意。这种公开、坦荡的氛围，是唐可达多年来未曾体验过的，他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种“阳光下”的生活。
继续上路后，徐致远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干部学校的情况。那是在一个滨湖城市，环境优美，原是民国时期的一所师范学堂，现在被改建为专门轮训地方和军队干部的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当前形势、党的政策、经济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等。
“到了那里，不要有压力。”徐致远安慰道，“主要是学习和休养，把身体彻底养好，把思路理顺。学校里有很好的医生，也有丰富的文体活动。很多像你们一样从各个战线回来的同志，都在那里过渡学习，效果很好。”
唐可达和朱枫都表示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为了恢复健康，更是为了更新知识储备，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和要求。
傍晚时分，吉普车抵达了地区集中点——一个热闹的县城。他们被安排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虽然条件依旧简朴，但干净整洁。晚饭是在招待所的食堂吃的，大锅菜，糙米饭，但管饱。许多住宿的干部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气氛热烈。唐可达和朱枫安静地吃着饭，听着周围人讨论着征粮、剿匪、兴修水利等具体工作，感觉自己真正触摸到了新中国蓬勃跳动的脉搏。
第二天，他们登上了开往省城的专线汽车。汽车在更加宽阔平坦的公路上奔驰，窗外的景色从山区逐渐变为丘陵和平原。大片金黄的稻田映入眼帘，农民们正在抢收，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偶尔能看到墙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种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经过一天的行程，终于在华灯初上时分，汽车驶入了省城。城市的夜景让唐可达和朱枫感到些许陌生和震撼。虽然许多建筑还显陈旧，街道也不算宽敞，但灯火明显比记忆中多了许多，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歌曲和新闻，一种新生政权特有的活力与秩序感交织在一起。
在车站，他们顺利地与省委组织部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那是一位姓王的年轻干事，办事利落，热情地将他们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条件比县招待所好了不少，有独立的房间和卫生间。
王干事告诉他们，去干部学校的船票己经订好，是两天后出发。这两天可以在省城稍事休息，也可以参观一下市容市貌。
“这座城市解放得早，恢复建设也很快。你们可以到处看看，感受一下新气象。”王干事笑着说。
接下来的两天，唐可达和朱枫在王干事的陪同下，简单参观了市容。他们看到了正在修复的古迹，新开办的工人夜校，秩序井然的集市，以及脸上带着笑容、行色匆匆的路人。这一切都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旧时代彻底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己经开启。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唐可达独自一人站在招待所的窗前，望着楼下街道上闪烁的灯火和偶尔驶过的汽车，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从台北的保密局大楼，到山间的安全屋，再到这生机勃勃的省城，他走过的，是一段无比艰难而又无比光荣的归途。这归途，不仅是他个人的生还之路，更象征着无数像他一样的地下工作者，终于回归到组织的怀抱，汇入建设新中国的洪流。
他想起了“牧鱼人”陆明德，想起了老李，想起了那些未曾谋面却默默支持着他的战友，想起了吴石、陈宝仓、聂曦他们的身影，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
第二天，唐可达和朱枫登上了驶往干部学校所在城市的客轮。这是一艘旧式的江轮，鸣响着低沉汽笛，缓缓离开码头，驶向宽阔的江心。两岸的景色逐渐后退，省城的轮廓越来越远。
唐可达和朱枫并肩站在甲板的栏杆旁，任凭江风吹拂。江水浩荡，奔流不息，如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朱枫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轻声说：“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唐可达点了点头，目光深邃而坚定。他的战斗告一段落，但新的生活和工作即将开始。他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孤独的潜伏者，而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客轮破浪前行，驶向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