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南方的空气开始变得黏湿闷热。文化局小院里的蝉鸣一声响过一声，聒噪中透着一种生命勃发的劲儿。唐建川的生活，如同这渐热的天气一般，平稳而略显沉闷地向前推进。他早己习惯了办公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节奏，与王科长、小刘、赵大姐的日常相处愈发自然，与邻里之间的关系也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熟络。他像一颗被投入河流的鹅卵石，最初的涟漪早己平息，静静地躺在河床上，随着水流缓缓移动，表面被磨得日益光滑。
这种“平凡”正是他刻意追求和努力维持的。他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所有可能与“唐建川”这个普通文化干部身份不符的锋芒、技能乃至过于深沉的思绪，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就像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新中国建设洪流中的普通一员。然而，有些东西，如同河床下的暗流，是无法被彻底磨平或遗忘的。它们蛰伏着，只待一个契机，便会汹涌而出。
这天下午，天气格外闷热，乌云低垂，似乎酝酿着一场雷雨。办公室的窗户大开着，电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来的风也是热的。唐建川正伏案起草一份关于组织全市业余文艺汇演的通知，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小刘趴在桌子上打盹，赵大姐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核对各区上报的节目单。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是局里负责收发文件的通讯员小赵，一个十八九岁、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几份文件和信件，走了进来。
“王科长，您的文件。”小赵将一份牛皮纸信封递给王科长，然后又拿起一个略薄一些、样式普通的白色信封，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唐建川身上，“唐干事，有您一封信，北方来的。”
“我的信？”唐建川抬起头，有些意外。他调来此地后，除了组织上必要的通知，几乎从未收到过私人信件。他的社会关系，在档案上被处理得极其简单。
他接过信封。信封很普通，上面用钢笔写着收件人地址和“唐建川同志亲启”，字迹有些潦草，透着一股陌生的气息。寄件人地址一栏，只模糊地写着“内详”，盖着一个北方某省城的邮戳。
“谢谢。”唐建川不动声色地将信放在桌角那一摞待处理的文件旁边，继续低头写他的通知，仿佛那只是一封无关紧要的公函。
小赵送完信就走了。小刘被吵醒，揉着眼睛嘟囔了一句：“谁还给唐干事写信啊？”赵大姐也好奇地瞥了一眼那封信。
唐建川笑了笑，语气平淡：“可能是以前工作过的单位，有点手续上的事要确认一下。”他找了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将好奇的目光挡了回去。
然而，他的内心远不如表面那么平静。一股莫名的预感，像细微的电流，窜过他的脊背。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将通知的最后几行写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才起身将稿子送到王科长桌上请其审阅。
做完这些，他回到座位，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目光再次落在那封白色的信封上。他伸出手，指尖触碰到信封的粗糙表面，一种冰凉的感觉传来。他拿起信，并没有立即拆开，而是用手指轻轻捏了捏，感受着里面信纸的厚度。很薄，大概只有一两页纸。
他拿起桌上一把裁纸的小刀，沿着信封口小心翼翼地划开。动作很慢，很稳，仿佛在拆除一枚危险的炸弹。他的心跳，在胸腔里沉稳而有力地搏动着，只是速度似乎比平时快了一点点。
抽出信纸，展开。只有一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目光首先扫向末尾的署名——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他用尽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代号：“樵夫”。
刹那间，时光仿佛倒流。台北潮湿的暗巷，急促的布谷鸟信号，那张饱经风霜、眼神却异常坚定的脸“樵夫”周大山，他在对岸最后阶段最重要的联络人，也是“陨落”计划的关键执行者之一。他不是应该在更安全的地方吗？怎么会从北方来信？还用这种普通的邮寄方式？
强烈的震惊和疑虑涌上心头，但多年训练形成的本能，让他瞬间压制住了所有外在的情绪波动。他的脸上依旧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处理公务时的专注。他先是将信纸大致扫了一遍，确认没有肉眼可见的特殊标记或药水痕迹，然后才深吸一口气，开始阅读上面的内容。
信的内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并非工作汇报，也非寻常问候，而是一封忏悔书。
“建川同志：”
（信的开头用了这个化名，显然知道他的现状。）
“请原谅我冒昧来信。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写下这些文字。近来学习日深，回顾往昔，内心备受煎熬。每每思及在旧组织中所作所为，虽有时势所迫，然助纣为虐，伤害同志，实乃毕生难以洗刷之污点与罪孽。”
（“旧组织”？“助纣为虐”？唐建川的心猛地一沉。这语气，这立场）
“尤记当年，我奉命监视、调查乃至构陷过不少追求进步之人士，其中或有如吴石先生般之仁人志士（信中用了“先生”这个敬称）。彼时昏聩，视明珠为鱼目，铸成大错。虽后来幡然醒悟，弃暗投明，为新生效力，然昔日罪愆，如影随形，日夜啃噬我心。”
（他提到了吴石！虽然用语谨慎，但那种悔恨之情，几乎要透纸而出。）
“我知你或许经历更为艰险，付出更为巨大。与你相比，我之过往，更显卑劣。今写信于你，非为求得宽宥，深知己罪难恕。唯愿向你，并通过你，向所有因旧组织之恶而受苦牺牲之志士仁人，表达我最深切之忏悔与无地自容之歉意。”
（语气极其卑微，充满了负罪感。）
“如今在新社会，得享安宁，每思及此，更觉愧对先烈。唯愿以余生，竭力工作，改造思想，以赎万一。纸短情长，词不达意。望你保重身体，为新社会多做贡献。”
信末，没有签名，依旧只有那个沉重的代号：“樵夫”。日期是半个月前。
信读完了，唐建川缓缓将信纸放在桌上，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办公室里的闷热、电风扇的嗡嗡声、小刘轻微的鼾声、窗外聒噪的蝉鸣这一切仿佛都瞬间远去。他的脑海中，波涛汹涌。
蔡孝乾！是蔡孝乾！虽然信中使用的是“樵夫”这个代号，但这种行文风格，这种特定的忏悔语气，尤其是对吴石事件那种刻骨铭心的提及唐建川几乎可以肯定，这封信的真正作者，就是那个曾经身居高位、后来又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蔡孝乾！他假设蔡孝乾未叛变或在狱中悔过，看来，组织内部确实对其有所安排，他如今似乎在某处“学习”和“改造”。
这封信，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打开了唐建川刻意尘封的记忆闸门。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与背叛吴石将军从容就义的身影，陈宝仓的刚毅，聂曦就义前的笑容，还有无数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同志一幕幕，清晰得如同昨日。而蔡孝乾，这个曾经的关键人物，他的摇摆，他的失误，乃至他可能造成的损失，此刻都伴随着这封忏悔信，一起涌上心头。
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唐建川胸中翻腾。有对过往牺牲的悲痛，有对蔡孝乾复杂历史的鄙夷与难以言说的愤懑，也有一种莫名的悲凉。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裹挟着每一个人，有人成为砥柱，有人化为泥沙，更多的人则在漩涡中挣扎、沉浮。蔡孝乾，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忏悔，是真心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保全？唐建川无法判断，也不愿去判断。
他知道，这封信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它像一根线头，一旦被扯动，可能会牵连出许多他不愿再触及、也不能再触及的往事。这与他竭力维持的“平凡”现状，是根本冲突的。更重要的是，这封信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当前秩序的一种潜在威胁。无论蔡孝乾的现状如何，与他这个身份需要绝对保密的前“海螺”产生任何形式的联系，都是极其危险的。
不能留。绝对不能留。
唐建川睁开眼，目光恢复了一贯的冷静。他拿起那封信，又拿起桌上那盒火柴。他站起身，对赵大姐说：“大姐，我出去抽根烟，透透气。”
赵大姐正热得心烦，头也没抬地挥了挥手：“去吧去吧，这鬼天气。”
唐建川拿着信和火柴，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来到楼后一个僻静的角落，这里堆放了一些废弃的桌椅，平时很少有人来。天气愈发闷沉，乌云压得更低，空气中弥漫着雨前的土腥味。
他环顾西周，确认无人。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橘黄色的火苗在闷热的空气中跳跃，显得有些微弱。他将信纸的一角凑近火苗。纸张边缘迅速卷曲、焦黑，火舌贪婪地向上蔓延，吞噬着那些潦草的字迹，那些忏悔的话语，那些沉重的历史碎片
火光映照着他平静无波的脸庞。他的眼神深邃，仿佛在看信，又仿佛透过燃烧的信纸，看到了更遥远的时空。他想起了吴石将军的绝笔诗，想起了战友们的嘱托，想起了自己历经艰险才换来的这份平静。
信纸很快化为一小团灰烬，随着一阵热风，飘散开去，无影无踪。
唐建川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熄灭，用脚将地上的灰烬碾碎，融入泥土。然后，他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吸入肺中，再缓缓吐出。尼古丁的味道，暂时压下了心头那股复杂的情绪。
雨，终于开始下了。先是几滴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尘土，随即，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哗哗作响，瞬间冲刷着世间的闷热与污浊。
唐建川站在屋檐下，看着密集的雨帘。那封来自北方的信，如同一个短暂的幽灵，出现，然后又彻底消失。它没有改变什么，却又仿佛改变了一切。它提醒他，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它只是被深埋，在某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依然暗流涌动。
但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守护好眼前的平静，做好“唐建川”，就是对历史、对牺牲者最好的交代。他将烟头扔进雨地里，看着它被雨水迅速浇灭。然后，他转身，迈着平稳的步伐，走回那座充满琐碎日常和人间烟火的办公楼。外面的雨下得再大，也与他无关了。他的战场，早己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