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保护如同无声而坚固的堤坝，将潜在的威胁牢牢阻挡在外，为唐建川营造了一个平静的港湾。然而，经历过惊涛骇浪的人，对平静的理解远比常人深刻。那次广州码头有惊无险的遭遇，像一根极其细微的刺，虽然被迅速拔出，伤口也己愈合，但那瞬间的刺痛感和对潜在风险的敏锐感知，却己深深烙印在唐建川的潜意识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隐蔽战线的斗争没有真正的“过去时”，任何一丝与过往的牵连，都可能像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无法预料的涟漪。
随着时间推移，他对担任培训工作（尽管是以高度匿名和案例教学的方式）的隐忧，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日益清晰。他热爱这份能将自身经验传承下去的工作，看到周远那样充满潜力的年轻人，他感到欣慰。但正是这种“传承”，本身就构成了风险。他讲授的案例，无论怎样精心虚构，其内核逻辑、对敌工作手法的剖析，都深深植根于他在台湾那段特定时期的亲身实践。讲得越多，越深入，那些独特的、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思维方式和细节把握，就越有可能在无形中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导师”轮廓。对于极少数可能既了解台湾保密局运作内情、又接触到新中国情报培训内容的人来说，这种独特的“风格”是否存在被反向追溯的微小概率？哪怕这个概率只有万分之一，他也绝不能冒险。
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最大的价值，或许并非在于培养多少个“周远”，而在于“唐建川”这个身份的绝对安全和长久隐匿。他是那段历史的活化石，是许多绝密行动的亲历者和唯一知情人。他的安然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守护，是对吴石、陈宝仓、聂曦等烈士事迹最有力的无声见证。任何可能危及这一根本点的活动，无论其短期效益多么诱人，都必须让路。
决心，在冷静的权衡下逐渐坚定。这是一个痛苦却必要的决定，如同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为了更大的战略隐蔽，主动将最趁手的武器深埋地下。
几天后，市文化局系统组织了一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特点”的报告会，由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同志主讲。报告会结束后，人群熙攘着走出会场。唐建川看到了走在不远处的干部学校负责人张处长——那位当初亲自来文化局协调他兼职授课的领导。他快走几步，赶了上去。
“张处长。”唐建川语气恭敬地打招呼。
张处长回过头，见是唐建川，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是唐科长啊，会开完了？正好，我还想找你呢。上次你讲的那个关于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侧面侦察的案例分析，反响特别好！有几个年轻同志回去写了很深刻的心得，都提到深受启发。你这种理论结合呃，结合丰富想象力的讲课方式，真是独树一帜！”他及时收住了话头，但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张处长过奖了，我只是根据一些公开资料做些推演，主要还是同志们自己肯思考。”唐建川谦逊地笑了笑，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歉意和无奈，“不过，张处长，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可能后续的培训课程，我我恐怕难以继续胜任了。
张处长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关切地问：“哦？唐科长是身体不适，还是局里工作太忙了？如果是时间问题，我们可以再协调，你的课实在太有价值了。”
“都不是，您别误会。”唐建川连忙摆手，脸上露出坦诚的神色，“是我个人的原因。您知道，我是外地调来的，对本地的情况，特别是基层的一些新动态、新案例，了解得还是不够深入，感觉越来越有些力不从心。最近局里对群众文化工作的调研任务也加重了，经常要下乡，时间上确实不好保证。我担心再讲下去，会误人子弟，也影响培训效果。想想还是应该让更了解当前一线情况的年轻同志来承担这个责任更好。”
他给出的理由合情合理——能力不足、精力不济、工作冲突。这是最不会引人怀疑的借口。他不能提及任何与“安全”、“历史”、“风险”相关的字眼，那反而会画蛇添足。
张处长仔细听着，目光在唐建川诚恳而略带疲惫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作为干部学校的负责人，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干部，隐约能感觉到唐建川这番话背后或许有更深层的、不便明言的原因。但他是个明白人，深知在某些领域，不追问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和保护。他想起之前市委宣传部王副部长对唐建川那句意味深长的表扬，心中似乎明白了什么。
“是这样啊”张处长沉吟了一下，脸上重新露出理解的笑容，他拍了拍唐建川的肩膀，“唐科长，你太谦虚了！你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你这边确实有困难，我们也不能勉强。身体和工作要紧！你之前为我们培训工作做出的贡献，我们己经非常感激了。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思想上有了新的收获，随时欢迎你再回来给我们指导！”
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既表达了惋惜和理解，也充分尊重了唐建川的决定，还留有了余地。
“谢谢张处长理解！”唐建川松了口气，真诚地道谢，“给学校添麻烦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以学员的身份再去学习。”
两人又客气了几句，在路口分开。唐建川看着张处长走远，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个决定，他并未通过之前的秘密渠道汇报，而是选择了这种看似正常的行政沟通方式。他相信，相关的信息会通过张处长这边，传递到应该知道的人那里。这是一种默契。
几天后，唐建川利用去市委宣传部送一份材料的机会，特意绕道去了王副部长办公室一趟，借口是汇报文化局近期学习传达上级报告精神的情况。汇报完工作，他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王部长，前几天碰到干部学校的张处长，我跟他说了，后面他们那边的培训课，我可能参加不了，局里事多，自己也感觉知识跟不上趟了。”
王副部长正在批阅文件，闻言抬起头，深邃的目光看了唐建川一眼，没有询问具体原因，只是点了点头，语气平和地说：“嗯，知道了。本职工作做好是第一位的。有什么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
“好的，谢谢王部长关心，没什么困难。”唐建川恭敬地回答。
简单的两句话，完成了最后一次确认。王副部长的反应，证实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从此，唐建川的生活轨迹变得更加单一。他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定在文化局大院、宿舍和附近的菜市场、供销社。他谢绝了一切非必要的社交应酬，推掉了所有可能引人注目的活动，哪怕是局里组织的文体比赛，他也只作为热心的观众。他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唐建川”这个身份里，将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更深地埋藏在心底。他变得更加沉默，但也更加从容。那种经年累月潜伏者特有的、若有若无的警觉感，逐渐被一种真正属于平凡生活的、带着些许倦怠的平和所取代。
唯一的例外，是他对周远这个年轻人的关注，转为了一种更隐蔽、更符合“长辈关心晚辈”常态的方式。他不再与他讨论任何与专业相关的话题，而是开始关心他的生活，比如问他有没有对象，家里老人身体怎么样，甚至在他生病时，让妻子熬点粥让小孙带过去。这种转变自然而温暖，不会引起任何联想。他知道，鹰雏己经展翅，未来的天空需要它自己去翱翔。他能做的，就是在巢穴边，投去最后一道祝福与守护的目光。
选择沉寂，并非退缩，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他主动将自己融入亿万人海，成为最不起眼的一滴水珠。这看似平凡的“沉寂”，正是对他过往那段不平凡岁月最极致的完成，也是他对未来，所能做出的最郑重的承诺。文化局办公室的灯光依旧每晚亮起，只是那伏案工作的身影，更加沉静，仿佛与这漫漫长夜，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