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仿佛被拉长了的皮筋，在平静的表象下，因为那个即将到来的“正式谈话”而充满了无形的张力。唐建川依旧每天准时上下班，整理那些似乎永远也整理不完的地方文献资料，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思，早己飞越了这间充斥着霉味和故纸堆气息的资料室，飞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波诡云谲的孤岛，那些生死一线的瞬间，那些再也无法见到的面孔。
他开始在夜深人静时，拿出那个牛皮纸包，一遍遍摩挲着报纸上吴石、陈宝仓、聂曦的名字。他会在脑中反复推演，哪些能说，哪些需要永远沉默，说到何种程度，用什么方式表达。这不是为了隐瞒，而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职业本能——保护信息源，保护可能还在运作的渠道，保护那段历史本身不因过于详尽的暴露而失去其应有的厚重与神秘。他要说的，必须是经过时间沉淀和安全性过滤后的精华，是能真正告慰英灵、启迪后人的部分。
李玉梅察觉到了丈夫更加频繁的深夜独坐，以及他偶尔凝视窗外时，眼中那种复杂难言的神情。她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将他的茶杯续上热水，将一件外衣轻轻披在他肩上。几十年的相濡以沫，让她懂得，有些沉重，需要一个人扛，而陪伴，是最好的支持。
大约在徐致远来访一周后，一个周六的早晨。天气晴好，阳光透过窗户，将小小的客厅照得亮堂堂的。唐建川正在阳台上给几盆常见的茉莉花浇水，李玉梅在厨房准备着简单的早饭。楼下的院子里，传来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声音，充满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
就在这时，一阵沉稳而节制的敲门声响起。不是邻居那种急促的拍打，也不是收水电费人员的随意，而是带着一种明显的礼貌和郑重。
唐建川浇水的动作顿住了。他放下水壶，对厨房里的李玉梅说：“玉梅，有客人。”
李玉梅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厨房探出头，脸上带着些许疑惑。周末的清晨，很少有客人来访。
唐建川走到门后，没有立即开门，而是透过猫眼向外望去。门外站着三个人。中间是一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黑框眼镜、年纪约莫六十岁上下、气质儒雅沉稳的老者，穿着灰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左侧是市委办公室的张副主任，唐建川在单位年终茶话会上见过几次，算是脸熟。而张副主任稍稍靠后的位置，站着的正是徐致远。徐致远今天也穿得很正式，神情肃穆，对着猫眼的方向，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
唐建川的心猛地一跳，随即又迅速沉静下来。他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半旧的家居服，然后缓缓打开了房门。
“请问是唐建川同志家吗？”站在中间的老者率先开口，声音温和，带着一种学者般的舒缓语调。
“是的，我是唐建川。您几位是”唐建川侧身让开。
张副主任赶紧上前一步，脸上带着热情而不失分寸的笑容：“老唐，打扰你休息了。这位是中央党史研究部门的郑谦同志，这位是研究处的孙梅同志。郑老这次是专程从北京过来，想向你了解一些历史情况。徐致远同志你认识的，就不用介绍了。”他特意点明了徐致远的在场，是一种安心的暗示。
“郑老，孙同志，张主任，徐干事，快请进，家里简陋，快请进。”唐建川连忙将客人让进屋，语气保持着一位退休老同志见到上级领导时应有的谦逊和恰到好处的意外。
李玉梅也赶紧从厨房出来，有些局促地招呼着。小小的客厅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这位是李玉梅同志吧？打扰你们休息了，真是不好意思。”郑老很客气地对李玉梅说道，目光温和，没有丝毫架子。
“没事没事，领导们快请坐。”李玉梅连忙去倒茶。
众人谦让着在旧沙发和几把木椅子上坐下。郑老坐下前，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客厅。客厅陈设极其简单，白墙有些泛黄，家具都是老旧的款式，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一幅普通的山水画，窗台上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这一切，都符合一个普通退休科级干部的家庭面貌。
“唐建川同志，不要紧张。”郑老接过李玉梅递过来的茶杯，道了谢，然后看向唐建川，开门见山，语气却十分平和，“我们这次冒昧来访，主要是为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核实工作。特别是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隐蔽战线上的一些重要活动和人物事迹。”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旁边的孙梅同志。孙梅是一位西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戴着眼镜，气质干练，她立刻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笔，做好了记录的准备，但她的姿态很放松，并不给人压迫感。
郑老继续缓缓说道：“前段时间，党中央决定追认吴石、陈宝仓、聂曦等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件事你知道吧？”
“在报纸上看到了。”唐建川点了点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姿端正。
“这几位同志，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郑老的语气充满了敬意，“他们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但是，由于当时斗争环境的极端复杂和特殊，关于他们是如何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获取关键情报、与组织保持联系等诸多细节，历史上的记载还不够完整，甚至存在一些空白。”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而专注，看着唐建川：“我们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和研究分析，掌握到一些线索，表明唐建川同志你，在解放前，可能曾经在相关地区生活或工作过，甚至可能间接接触或了解到与那段历史相关的一些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
郑老的话语非常谨慎，没有使用任何敏感的词汇，如“潜伏”、“台湾”、“保密局”等，而是用了“相关地区”、“间接接触”、“了解情况”这样模糊而安全的表述。这是一种高超的谈话艺术，既点明了来意，又给对话者留足了回旋和判断的空间。
“我们今天来，”郑老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更加诚恳，“是希望能够听听你的回忆。任何一点信息，哪怕只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你当时听到的传闻、一个你观察到的人物特征，都可能对我们还原历史真相、丰富烈士形象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牺牲的同志们负责。”
张副主任在一旁补充道：“老唐，郑老他们是带着极大的诚意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来的。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或者记不清的，也完全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有压力。”
徐致远虽然没说话，但他鼓励的眼神始终看着唐建川。
唐建川沉默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花白的头发和饱经风霜的脸上。他能感受到面前三位来访者目光中的期待、郑重，以及那份对历史的敬畏。他能听到厨房里李玉梅刻意放轻的洗碗声，能听到楼下孩童隐隐约约的笑语。此刻，这个宁静的、属于“唐建川”的平凡世界，与三十多年前那个血雨腥风、属于“海螺”的隐秘世界，在这间小小的客厅里，发生了奇异的交汇。
他抬起头，目光缓缓掠过郑老、孙同志、张副主任，最后在徐致远脸上停留了一瞬。然后，他看向窗外明媚的阳光，仿佛在看穿漫长的时光隧道。良久，他收回目光，重新看向郑老，嘴角露出一丝极其微弱的、难以察觉的波动，像是感慨，又像是释然。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带着老人特有的沙哑，却异常清晰和平静：
“郑老，张主任，孙同志谢谢组织还记得那些事，记得那些人。我确实知道一些。年代久了，有些细节可能记不清了，但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