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会开完的第三天，林万骁就感觉到了阻力。
按照会议达成的共识，中部某省需要重新编制项目方案，从“千亿产业园”调整为“百亿创新基地”。投资司负责指导方案编制，并协调相关司局会签意见。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展缓慢。
“林主任，省里报来的新方案初稿，周司长已经看过了，提了四十三条修改意见。”秘书小陈汇报时，语气有些为难，“省里改了一稿，周司长又提了二十七条意见。现在卡在‘研发平台设备清单’上，省里认为采购国产设备比例太高会影响研发水平，周司长认为必须达到60的国产化率。”
林万骁皱眉：“周司长现在在哪？”
“在司里开处务会。”
林万骁拿起电话，直接拨通固定资产投资司综合处：“我是林万骁，让周司长开完会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半小时后，周振华来了，手里拿着一沓材料。
“林主任，您找我？”
“周司长，半导体基地项目，现在进度怎么样了？”林万骁示意他坐下。
周振华推了推眼镜：“正在按程序推进。省里方案还不成熟，我们正在指导他们修改。”
“四十三加二十七，七十条修改意见。”林万骁看着周振华，“是不是有点多了？”
“都是必要的。”周振华翻开笔记本，“比如，研发平台建筑面积，省里报的是八万平方米，我们建议压缩到五万；设备采购预算，省里报了三十亿，我们建议控制在二十亿以内；人才引进计划，省里说要引进一百个博士，我们建议先引进三十个，逐步增加”
他一条条说着，专业、细致、无可挑剔。但林万骁听出了潜台词：用无数技术细节拖住项目，拖到省里要么妥协，要么放弃。
“周司长，”林万骁打断他，“我问个直接的问题：你是真的想推进这个项目，还是想用程序拖死它？”
周振华愣了一下，随即恢复正常：“林主任，您这话我当然是推进。但程序必须走，标准必须严。如果不严格把关，项目出了问题，责任是我们司的。”
“程序要走，但不能成为障碍。”林万骁说，“这样吧，你安排一下，明天我带队去省里，现场办公，和他们对方案。”
周振华脸色微变：“林主任，这不合适吧？按程序，应该省里报方案，我们提意见，他们修改，我们再提意见这样反复几轮，方案才能成熟。直接去现场，不符合工作惯例。”
“那就破一次例。”林万骁说，“这个项目拖不起。省里调整方案，已经做出了很大妥协，我们要支持，而不是设卡。”
“我不是设卡，是坚持标准。”周振华加重语气，“林主任，您刚来可能不太了解。委里对重大项目有明确规定：投资超百亿，必须经过‘三审三评’，初审、复审、终审，技术评审、经济评审、社会风险评估。现在才到初审阶段，还有很多程序要走。”
话说得很清楚：按规矩来，急也没用。
林万骁看着周振华，忽然问：“周司长，你在这个岗位上多久了？”
“八年。”
“八年里，经你手审批的百亿以上项目，有多少个？”
“五十六个。”
“建成后达到预期效果的有多少个？”
周振华迟疑了一下：“大部分都基本达到预期。”
“具体数字呢？”林万骁追问，“有没有统计过？”
“委里有后评估制度，但评估周期长，有些项目刚建成，还没出评估结果”
“那就是没有准确数字。”林万骁说，“周司长，我不是质疑你的工作。但我有个建议：咱们审批项目，不能只对程序负责，更要对结果负责。程序再完美，项目失败了，有什么意义？”
他站起身，从文件柜里拿出一份材料：“这是你司去年做的‘重大项目审批优化方案’，提出要‘压缩审批时间，提高服务效率’。怎么到了具体项目上，反而层层加码呢？”
周振华接过材料，翻了翻，没有说话。
“这样吧，”林万骁放缓语气，“现场办公的事，你再考虑考虑。但方案修改不能再拖了。你安排一下，下午开个协调会，把省里、司里、相关处室都叫上，有什么问题当面解决。”
“好的。”周振华起身离开。
门关上后，林万骁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典型的“技术官僚软抵抗”，不公开反对，但用程序、用细节、用专业壁垒，让你寸步难行。
这是他在地方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西明，他是市委书记，说一不二；在这里，他虽然是副主任，但司长们深耕多年，有自己的人脉和做事逻辑，不会轻易改变。
怎么办？硬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妥协？那改革就无从谈起。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产业发展司赵立军。
“赵司长，半导体基地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你们司有标准吗？”
“有一个指导性意见，但非强制。”赵立军在电话里说，“一般来说，研发平台鼓励用国产设备，但考虑到研发需求，也可以适当进口先进设备。具体比例，要看平台定位。”
赵立军顿了顿：“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基础工艺研发，国产设备够用；如果是前沿技术探索，可能确实需要进口设备。，可能是想支持国产设备产业，但省里的顾虑也有道理。”
明白了。周振华在用技术标准来实现政策目标，通过设定高国产化率，倒逼省里支持国产设备。但这个目标，不应该由审批环节强行设定，而应该通过政策引导。
“好，我知道了。谢谢。”
挂断电话，林万骁有了主意。既然对方用数据、用程序，那他也用数据说话。
“小陈，”他叫来秘书，“两件事：第一，调取近三年海关进口光刻机、刻蚀机等半导体核心设备的数量和金额数据；第二，联系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近五年半导体设备相关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情况，分国内和国外。”
“是，我马上去办。”
三天后，数据齐了。
林万骁看着手中的报告，触目惊心：过去三年，中国进口半导体设备金额年均增长35，2022年达到380亿美元，其中光刻机进口额占比超过40。而同期，国内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总营收，不到进口额的十分之一。
专利数据更明显：在半导体核心设备领域，国外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是国内企业的五倍，且在关键技术上的专利布局严密，形成了高高的专利壁垒。
他把周振华、赵立军，还有委内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
“各位看看这些数据。”林万骁把报告发下去，“我们的半导体设备进口依赖度超过90，而且还在上升。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审批研发平台项目时，还一味要求用进口设备，是不是在加剧这种依赖？”
周振华看着数据，眉头紧锁：“林主任，这些数据我知道。但问题是，国产设备在精度、稳定性、可靠性上，确实和进口设备有差距。研发平台如果用国产设备，可能会影响研发水平。”
“那我们就应该支持国产设备提升水平，而不是回避问题。”林万骁调出另一份数据，“这是中微公司、北方华创等国内设备企业近三年的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50。他们缺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应用场景。”
他转向赵立军：“赵司长，产业发展司是不是在制定‘国产首台套’设备应用支持政策？”
“是的。”赵立军点头，“我们正在研究，对首次应用的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给予保险补偿、税收优惠等支持。”
“那正好。”林万骁说，“半导体基地的研发平台，可以成为国产半导体设备的‘首台套’应用示范平台。我们不要硬性规定国产化率，而是设立激励机制：使用国产设备，中央投资比例可以提高；使用进口设备，比例降低。让市场选择，用政策引导。”
这个思路让周振华眼睛一亮：“这倒是个办法。既支持了国产设备，又给了省里自主权。”
“还有人才问题。”林万骁继续，“省里要引进一百个博士，你们觉得太多。但数据显示，全国半导体相关专业每年毕业的博士不足三千人，而产业需求超过一万。人才缺口这么大，省里想多引进，有什么错？”
他调出一张图表：“这是各省半导体人才政策对比。江苏给引进的半导体博士安家费100万，浙江80万，广东120万。而我们这个中部省份，只能给50万。如果他们不提高引进数量，怎么竞争得过沿海地区？”
周振华看着图表，沉默了。这些数据，他确实没有全面掌握。
“我不是说省里的方案都合理。”林万骁总结，“但我们在审批时，不能只挑毛病，要帮他们解决问题。设备国产化率太高影响研发？那我们设计激励机制。人才引进太多有风险？那我们帮他们设计阶梯式引进计划，分阶段考核。”
他看着在座的几位：“发改委，发展改革委员会。我们的职责不只是审项目，更是促改革、促发展。如果审批变成了挑刺比赛，那我们就背离了初衷。”
会议室里安静片刻。政策研究室主任先开口：“林主任说得对。我们最近在做‘放管服’改革评估，发现有些司局确实存在‘以审代管’‘以批代服’的问题。审批越来越严，但服务意识跟不上。”
赵立军也说：“产业司正在研究如何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机制。林主任的思路，给我们提供了新视角——政策不是硬约束，而是软引导。”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周振华。
周振华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林主任，您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的？”
“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统计局，还有行业协会。”林万骁说，“数据是公开的，只是需要花时间整理分析。”
“我明白了。”周振华重新戴上眼镜，“这样吧，我亲自带队去省里，现场办公。就按您说的思路，设备国产化用激励机制，人才引进用阶梯计划。我们帮他们优化方案，而不是只提修改意见。”
“好。”林万骁点头，“还有，建议你们司建立‘项目审批数据支撑系统’。审批时不仅要看项目材料，还要看行业数据、区域数据、国际对标数据。用数据说话，用事实决策。”
“这个建议好。”周振华终于露出笑容，“其实我们司一直在想建这样的系统，但技术上有难度。如果委里能支持”
“我协调。”林万骁说，“政策研究室、高技术司、信息中心，都可以参与。”
一周后，周振华带队从省里回来，带回了优化后的方案。
研发平台设备采购，设置了“基础配置+激励配置”：基础配置保证研发需求，鼓励但非强制使用国产设备；如果国产设备采购比例达到40，中央投资增加5；达到60，增加10。
人才引进计划改为三年分步实施：第一年引进30人，第二年累计达到60人，第三年累计达到100人。每年进行绩效评估，达标了继续支持，不达标调整计划。
方案在委内会签时，出乎意料地顺利。连之前提出异议的财政金融司、高技术司，都觉得这个方案“既务实又有创新”。
主任办公会上，项目顺利通过。王正国主任特别指出：“这个项目的审批过程，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体现了服务意识和改革精神的结合。值得总结。”
散会后，周振华在走廊追上林万骁。
“林主任，谢谢。”他诚恳地说，“这次经历，让我反思了很多。我在这个位置上待久了，确实形成了思维定式——重程序、轻服务，重管理、轻支持。您用数据说话的方式，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工作方法。”
林万骁拍拍他的肩：“周司长，你的严谨和专业，也是我们需要的。只是，有时候需要跳出细节看全局。咱们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才能把工作做好。”
两人相视一笑。那道无形的隔阂，在这次“数据之战”中，悄然消融。
回到办公室，小陈汇报：“林主任，省里张为民副省长来电话，说要亲自来北京感谢您。说这个优化后的方案，比他们原来的设想还好。”
“告诉他，不用来。好好把项目做实，就是最好的感谢。”林万骁说。
他走到窗前，看着长安街上的车流。这场“数据之战”赢了，但赢得并不轻松。它暴露了部委工作中深层次的问题：官僚主义、路径依赖、脱离实际
但至少，他打开了一个缺口。用数据说话，用事实决策，让审批从“挑刺”回归“服务”，让政策从“约束”转向“引导”。
这只是开始。他知道，接下来还有更多硬仗要打。但有了这次经验，他有了信心，在这座规则森严的大楼里，只要心里装着发展，脚下踩着实地，手中握着数据，就能找到改革的空间。
手机响了，是儿子林怀信发来的微信：“爸，我们法学院的教授在讲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提到了发改委的审批权。我说我爸爸就在发改委，他说想请您来做个讲座。”
林万骁笑了，回复：“可以安排。正好我也想听听，法律人怎么看我们的审批工作。”
窗外，秋日的阳光正好。林万骁知道，在国家部委这条新的跑道上，他的征程，才刚刚开始。而手中的笔，既是指挥棒，也是责任书。每一次落下，都要对得起这份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