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主任办公会。
当半导体百亿创新基地项目再次摆上议程时，会议室里的气氛明显不同。前几次审议时的凝重和争论，被一种心照不宣的平静取代。
周振华汇报时语调平稳：“根据上次专题会议精神，我司会同省里对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后，项目总投资118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59亿元，地方配套59亿元。实施周期五年，分两阶段建设。”
他翻开汇报材料：“第一阶段，投资38亿元，用两年时间建设研发平台、引进首批人才团队、启动国产设备验证。设三个关键考核指标：引进博士以上人才不少于30人，孵化设计类企业不少于10家，完成至少3类国产核心设备验证。”
“第二阶段呢？”王正国主任问。
“第二阶段投资80亿元，建设小批量试产线和产业孵化基地。”周振华顿了顿，“但启动前提是：第一阶段三个考核指标全部完成，且核心技术引进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有约束力的技术转让协议。”
这就是妥协的方案：既批了项目，给省里开了口子；又设置了严苛的前置条件，把核心风险后移。
会议室里，几位副主任翻看着材料。分管高技术司的副主任李明问：“如果第一阶段完成了，但核心技术引进还是没进展，怎么办？”
“那就无限期暂缓第二阶段。”周振华回答得很干脆，“或者调整方向，转向其他技术路径。”
李明点点头，没再说话。
常务副主任刘建军看向林万骁：“万骁同志，这是你分管司提的方案，你怎么看？”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过来。林万骁知道，这个问题既是程序性的询问，也是对他本人的考验，接受这个妥协方案，意味着他必须为它背书。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缓缓开口：“这个方案，是在坚持原则和尊重现实之间找到的平衡点。我认为有四个优点。”
“第一，控制了初期风险。38亿的投入，即使有损失，也在可控范围内。第二，设置了明确门槛。三个考核指标都是硬杠杠，达不到就停。第三，为国产设备提供了应用场景，这是当前最需要的支持。第四，给了地方试错和调整的机会，也给了我们观察的时间。”
他顿了顿：“当然，风险依然存在。最大的风险是：地方为了拿到二期投资，可能在第一阶段数据上做文章，或者急于求成，降低引进人才和技术的标准。所以，我建议增加两个机制。”
“什么机制？”王正国问。
“第一，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林万骁说，“阶段考核不只听省里汇报，要委托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进行实地评估。第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如果两年内半导体产业技术路线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国际环境急剧恶化，我们可以随时调整甚至终止项目。”
他这番话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刘建军先开口：“万骁同志考虑得很周全。既要给支持，也要防风险；既要有信任，也要有监督。这个方案我同意。”
其他几位副主任也陆续表态。最后，王正国总结：“那就这么定。项目按分阶段方案批复。投资司要会同高技术司、产业司，建立好跟踪监督机制。特别是阶段考核，必须从严，不能走过场。”
散会后，林万骁和周振华一起走回办公室。
“林主任，谢谢您刚才的支持。”周振华说，“说实话，提这个方案时，我心里也没底。怕您觉得我们妥协太多了。”
“不是妥协，是策略。”林万骁说，“硬顶回去容易，但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这个方案，既守住了底线，又找到了出路。更重要的是，它树立了一个新范式，重大项目不一定非要一次性审批，可以分步走，边走边看，动态调整。”
周振华若有所思：“这个思路，可以用到其他项目上。有些项目争议大，但地方又特别想干，就可以用分期审批来化解矛盾。”
“对。”林万骁点头，“审批不是目的，促进健康发展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可以灵活。”
回到办公室，林万骁让秘书小陈通知省里：项目批了，但省发改委主任需要来京一趟，当面签署《项目建设责任书》和《阶段考核承诺书》。
三天后，省发改委主任带着团队再次进京。
签字仪式在小会议室举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严肃的气氛和厚重的文件。
《责任书》明确：省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对项目资金使用、建设进度、考核达标负全责。如出现数据造假、挤占挪用、未达考核指标等情况，将收回中央投资，并削减该省后续项目申报额度。
《承诺书》更具体：承诺两年内引进的30名博士中，至少有10名具有国际一流企业工作经验；承诺孵化的10家设计企业中，至少3家三年内实现产品量产；承诺验证的国产设备，良率需达到进口设备的90以上。
省发改委主任签字时，手有些抖。签完后，他擦擦额头的汗：“林主任，这压力太大了。万一我是说万一，有个指标没完成”
“那就没有万一。”林万骁看着他，“刘主任，这不是为难你们，是帮你们。有了这些硬指标，你们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时，要钱要政策都有依据。执行中遇到困难，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支持。”
他推过去一份名单：“这是李维民院士推荐的五位半导体领域专家，他们愿意做项目顾问。还有中科院微电子所、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都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需要协调什么，随时找我们。”
省发改委主任看着名单，眼睛亮了：“有这些专家支持，我们底气就足了！”
“但记住，”林万骁语气严肃，“专家是参谋，不是保姆。主体责任在你们。干好了，是你们的政绩；干砸了，是你们的责任。这个关系要清楚。”
“明白！”省发改委主任挺直腰板，“我们一定干好！”
送走省里团队，林万骁站在窗前，心情复杂。这算是他上任以来处理的第一个重大项目，结果是妥协，或者说，是策略性妥协。
手机响了，是儿子林怀信。
“爸，听说你们批了个大项目？网上有讨论了。”
“什么讨论？”
“有人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人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从千亿砍到百亿。还有人说”林怀信顿了顿，“说是妥协产物，两边不讨好。”
林万骁笑了：“你怎么看？”
“我觉得，”林怀信认真地说，“能达成共识的方案，往往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最可行的。这是您教我的。”
“你长大了。”林万骁感慨，“晚上回家吃饭吗？”
“回。妈说包了饺子。”
晚上，家里饭桌上，夏宁宁问起项目的事。林万骁简单说了说。
“这么说，你没完全坚持，也没完全放弃？”夏宁宁给他夹了个饺子。
“对，找了个中间点。”林万骁说，“以前在西明，我是决策者，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干。现在在部委，我是协调者，要在各方利益间找平衡。这是角色决定的。”
夏宁宁看着他：“那你觉得，这种平衡，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林万骁想了想：“没有绝对的对错。如果硬顶回去，可能维护了原则，但会打击地方积极性，还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现在这样，给了机会，也设了防线。最终对错，要看结果，项目成功了，就是对的；失败了，就是错的。”
“那压力不是更大了？”夏宁宁担心，“万一项目没干好，当初同意妥协的人，会不会把责任推给你？”
“有可能。”林万骁承认，“但做事不能总想着推责。该担的责任要担，该冒的风险要冒。只要心里清楚底线在哪里，就不怕。”
夏宁宁看着林万骁：“听说，当初你到发改委，定的是副部级。后来，魏老总亲自拍板，才明确你为正部级。”
林万骁一顿：“说明魏老总有眼力！”
吃完饭，林万骁在书房看材料。小陈发来了省里刚刚报送的《项目实施方案（详细版）》，厚达五百页。他翻到人才引进部分，发现省里已经列出了第一批15人的目标名单，每个人都有详细的简历和引进计划。
看来，省里是真想干。
他继续往下翻，看到国产设备验证部分。省里计划与中微公司、北方华创等五家企业对接，首批验证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这比之前方案中只提“支持国产”要具体得多。
也许，这个妥协真的能催生一个好结果。
手机震动，是刘建军发来的信息：“万骁，今天签字仪式我看了简报。处理得很好，既体现了原则性，又展现了灵活性。周末有空的话，来我家喝茶，聊聊。”
林万骁回复：“好的，刘主任。周末拜访。”
他知道，这不仅是喝茶，更是工作交流。刘建军作为常务副主任，有几十年的部委工作经验，他的很多想法值得学习。
关掉台灯，林万骁走到阳台上。北京的夜空难得能看到几颗星星，虽然暗淡，但终究是光。
他想起了西明的夜空，那里的星星更亮，但也意味着那里更偏远、更欠发达。而现在他手上的权力，能影响的不再是一个西明，而是无数个像那个中部省份一样渴望发展的地方。
这种权力，既是荣耀，也是枷锁。每一次落笔，都可能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所以必须慎之又慎，但又不能畏手畏脚。
这大概就是国家部委工作的常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钢丝，在原则与灵活之间找平衡。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最优解。
而他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找到那个最优解。
回到书房，他打开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感悟：
“第一次重大妥协，不是退让，而是战术迂回。
原则是骨架，不能松；但现实是血肉，必须顾。
审批不是简单的准或否，而是复杂的引导与塑造。
用分期代替一次性，用考核代替信任，用机制代替人情。
这条路或许曲折，但可能是唯一能走通的路。”
写完后，他合上笔记本。窗外传来隐约的车流声，这座城市永不眠。
而他的工作，也像这城市的运转一样，永不停歇。一个项目批完了，还有下一个；一个矛盾解决了，还有新的矛盾。
但这就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责任。
躺在床上，林万骁想起李维民院士的话：“芯片这事，急不得，也等不得。”
也许，治国理政也是如此。急不得，因为要尊重规律；等不得，因为要抓住机遇。
而他的任务，就是在这“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这很难，但值得。
因为每一次平衡的达成，都可能为国家的发展，增加一份稳妥的动力。
夜渐深，林万骁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