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第三天，王正国主任把林万骁叫到办公室。
“南山省刘建国副省长给我打电话了。”王正国放下手里的文件，看着林万骁，“语气很激动，说你否了他们精心规划的红旗岗方案，是不支持老区发展，是不讲政治。”
林万骁站着没动：“王主任，我正要向您汇报调研情况。”
“坐。”王正国指了指沙发，“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道理。但一个省的常务副省长直接告状，这不是小事。南山是革命老区，省里班子在中央是有分量的。”
林万骁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的调研报告和资料。
“王主任，这是我这次三下基层的全部材料。平川县、大梁县、南山省北线三县，我都去了。车站选址、线路走向，每一个争议点我都实地看过。”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数据和照片。
“先说平川县，原方案把车站设在开发区，离县城十五公里。我去了开发区，那里除了几栋厂房，什么都没有。而县城汽车站，周末等车的人挤破头。一个老大爷告诉我，他每个月要去省城看病，坐四个小时汽车，颠簸得浑身散架。”
投影幕上出现平川汽车站的照片：破旧的站房，拥挤的人群，地上滚落的红薯。
“我建议把车站调整到县城边缘，步行可达。县里最初不同意，说影响开发区发展。我问他们，是开发区的几个企业重要，还是县城三十万群众的出行重要？”
王正国推了推眼镜，没说话。
“再说大梁县，更离谱。”林万骁切换画面，“省里规划把车站建在二十公里外的荒地上，说要打造‘高铁新城’。我去看了，那就是一片黄土塬，最近的村子五公里。而县城汽车站，老百姓为了坐车，凌晨四点就要来排队。”
照片里，大梁县“高铁新城”规划区荒草丛生，与规划图上高楼林立的景象形成刺眼对比。
“最严重的是南山省。”林万骁声音沉下来，“省里坚持要让铁路绕行二十二公里，经过红旗岗干部培训基地。理由是带动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
他放出红旗岗的照片：豪华的培训基地，温泉中心，在建的高档别墅。
“这个基地投资八个亿，去年利润四千多万。股东里有省领导亲属。而铁路绕行增加的三十亿投资，要国家来出。更重要的是…”
林万骁切换画面，北线三县的照片一张张出现：破旧的校车，留守儿童的脸，空巢老人孤独的身影。
“北线三个贫困县，两百四十六万人。如果铁路走北线，他们去省城能节省三到四个小时。如果绕行红旗岗，他们要先坐汽车到省城，再转火车，多折腾半天。”
他调出数据对比图：“北线方案，服务人口两百四十六万，其中贫困人口六十八万。南线方案，服务人口主要是红旗岗培训基地，年培训规模一万人左右，加上周边旅游，不会超过五十万人次。”
“投资效益呢？”王正国问。
“按五十年来算。”林万骁早有准备，“北线方案，虽然初期投资比南线少三十亿，但服务人口多，带动效应强。我们测算过，北线通车后，三县物流成本下降百分之三十，预计能吸引投资两百亿以上，新增就业岗位十万个。南线方案，主要受益的是培训基地和旅游，带动效应有限。”
他停顿了一下：“而且，北线直，南线弯。弯这二十二公里，每趟列车要多跑十五分钟。一天三十趟车，一年就是一万多个小时。这些时间成本，谁承担？是坐车的老百姓承担。”
办公室里很安静。王正国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长安街的车流。
“刘副省长说，红旗岗是红色教育基地，铁路应该支持。”他背对着林万骁说。
“王主任，红色教育基地应该建在群众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让群众为它让路。”林万骁也站起来，“革命年代，共产党能在山沟沟里发展壮大，是因为和群众在一起。现在建个豪华培训基地，就要铁路为它改道，这是传承红色基因，还是背离红色初心？”
这话很重，但林万骁必须说。
王正国转身，看着他：“你打算怎么办？”
“我建议坚持北线方案。”林万骁说得斩钉截铁，“车站设在三个县的县城边缘，服务最大多数群众。红旗岗可以通过支线公路连接，距离省城也就多二十分钟车程，不影响培训。”
“省里不会同意。”
“那就开协调会，把道理说清楚。”林万骁说，“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如果省里还要坚持，我建议把两种方案都报国务院，请领导定夺。”
王正国沉默良久，终于说：“你先准备材料。下周三，开三省协调会。把三省分管副省长都请来，还有铁总、铁一院的同志。会上把问题摊开说。”
“是。”
林万骁走出主任办公室，长出一口气。他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接下来一周，他几乎住在办公室。和区域司、基础司的同志一起，完善北线方案的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数据要扎实，论据要充分，预测要科学。
他们调取了三省历年的人口流动数据、经济数据、交通数据。委托国家信息中心做了模型模拟：北线方案和南线方案，未来二十年的经济社会影响对比。
结果很清晰：北线方案虽然在个别“亮点项目”上不如南线，但整体效益高出百分之四十以上。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带动，北线能覆盖六十八万贫困人口，南线几乎为零。
“林主任，这个结论会得罪很多人。”区域司司长周长河提醒。
“不得罪人，要我们发改委干什么？”林万骁说，“我们的职责就是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上看问题。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别项目要服从战略布局。”
他想起顾沉舟曾经说过的话：“为官一任，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协调会定在周三上午九点，发改委第三会议室。
林万骁提前半小时到。会议室已经布置好，长条桌，每个位置摆着姓名牌、茶杯、资料袋。他特意检查了座次：三省副省长在左侧，铁总、铁一院在右侧，发改委居中。他作为分管副主任，坐在王正国主任旁边。
八点五十，参会人员陆续进场。
西省副省长孙建设第一个到，五十多岁，头发稀疏。看到林万骁，他快步走过来握手：“林主任，上次您到平川，指导得很到位啊！我们县里已经重新研究方案了，车站就按您说的，放在县城边上。”
“孙省长客气了，是你们从善如流。”林万骁微笑。
接着是北省副省长赵志强，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握手时很勉强：“林主任，我们省里对方案还有不同意见。”
“会上充分讨论。”林万骁不动声色。
最后到的是南山省常务副省长刘建国。他带着三个人：省发改委主任、交通厅长，还有一个年轻干部，看样子是秘书。刘建国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走路带风。
“万骁主任，又见面了。”刘建国握手时很用力，“这次咱们可得好好谈谈。”
“刘省长请坐，会上畅所欲言。”
九点整，王正国主任准时到场。会议室瞬间安静。
“各位，今天开这个协调会，是为了三省铁路项目的线路走向问题。”王正国开门见山，“前期调研、论证做了很多，但还是有分歧。今天把大家请来，当面锣对面鼓，把问题说清楚。林万骁副主任全程参与了调研，先请他介绍情况。”
林万骁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
“各位领导，我用了两周时间，跑了三个省的五个县。”他打开ppt，“平川县、大梁县、南山省北线三县，我都实地看了。今天不讲大道理，就看事实，看数据。”
他首先展示平川县的照片和视频：破旧的汽车站，拥挤的人群，老百姓的访谈。
“平川县城三十万人，开发区只有五家企业，员工不到两千。原方案把车站放在开发区，三十万人出行不便。调整到县城边缘后，群众步行可达，开发区通过快速公交连接，十分钟车程。哪个方案更合理，一目了然。”
孙建设点头：“我们省里研究过了，同意调整。”
接着是大梁县。“大梁县规划把车站放在二十公里外的荒地，要建‘高铁新城’。我去看了，那里除了规划展板，什么都没有。而县城群众现在坐车去省城，要四个小时，路不好，常堵车。”
照片切换，大梁县汽车站的拥挤场面，与荒地规划区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
“我问当地老百姓，车站应该修在哪？他们说，当然修在人多的地方！二十公里外，谁去得起？”林万骁看着赵志强，“赵省长，发展要有前瞻性，但不能脱离实际。车站可以带动新城，但不能以牺牲现有群众的便利为代价。”
赵志强脸色尴尬，没说话。
最后是南山省。林万骁放出红旗岗培训基地的照片：豪华的建筑，温泉中心，别墅工地。
“南山省坚持要让铁路绕行二十二公里，经过红旗岗。理由是带动红色旅游，支持干部培训。”他停顿一下，“这个基地确实建得好，投资八个亿，设施一流。”
刘建国脸上露出笑容。
“但是。”林万骁话锋一转，“铁路绕行二十二公里，增加投资三十亿。每趟列车多跑十五分钟。而受益的主要是培训基地，年培训规模一万人左右。”
他切换画面，北线三县的照片出现：破旧的校车，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北线三个县，两百四十六万人，其中贫困人口六十八万。如果铁路走北线，他们去省城能节省三到四个小时。如果绕行红旗岗，他们要先坐汽车到省城，再转火车。”
会场一片寂静。
林万骁调出数据对比图：“我们做了全面测算。北线方案，虽然个别‘亮点’不如南线，但整体经济社会效益比南线高出百分之四十以上。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覆盖，北线能直接服务六十八万贫困人口，南线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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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这个算法。”刘建国终于开口，“林主任，你只算了经济账，没算政治账。红旗岗是红色教育基地，传承的是红色基因。铁路从这里过，对全国党员干部都有教育意义。这个价值，能用钱算吗？”
“刘省长，红色基因不是在豪华基地里传承的。”林万骁平静回应，“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传承的。革命老区为什么‘老’？是因为这里的人民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现在建铁路，首先应该考虑老区群众的需要，还是考虑培训基地的需要？”
这话很尖锐。刘建国脸色变了。
“林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建培训基地不是为了群众？”
“培训基地很好，但铁路不应该为它改道。”林万骁坚持，“北线两百多万群众的需要，比一万学员的需要更重要。这个道理，我相信各位领导都明白。”
他调出最后一组数据：“如果我们采用北线方案，中央可以提高投资比例，从原来的百分之五十提到百分之六十。省里配套压力小了，群众受益多了。如果我们坚持南线，增加的投资要省里多承担，群众还不方便。刘省长，您选哪个？”
这是杀手锏。提高中央投资比例，对地方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刘建国沉默了。他旁边的发改委主任小声说了句什么。
“林主任，数据会不会有偏差？”省交通厅长问。
“所有数据都经过国家信息中心验证。”林万骁说，“模型是公开的，参数可调。如果省里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把模型打开，一起调整参数，看结果如何。”
这话堵死了所有退路。
王正国主任适时开口：“各位，铁路是百年大计，投资巨大，影响深远。我们决策，既要考虑地方发展，更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和群众实际需要。林主任的调研很扎实，数据也很清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孙建设首先表态：“我们平川省同意调整后的方案。”
赵志强犹豫了一下：“大梁县的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但原则上，倾向接受林主任的建议。”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刘建国。
刘建国脸色铁青。他清楚，今天这个局面，硬顶没有好处。林万骁的数据太扎实，理由太充分。更重要的是，王正国明显支持林万骁。
“我们需要时间研究。”刘建国最后说。
“可以。”王正国点头，“但项目不能无限期拖延。给你们一周时间，下周三前，各省正式反馈意见。如果没有重大反对理由，我们就按北线方案上报。”
散会后，林万骁被刘建国叫住。
“万骁主任，借一步说话。”
两人走到走廊尽头。刘建国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林主任，你年轻，有冲劲，我理解。”他吐着烟圈，“但官场不是这么玩的。你知道红旗岗项目牵动多少人吗？省里班子，北京一些老领导，都关注这个项目。你这么一否，得罪的不是我一个人。”
“刘省长，我做事只看对不对，不看得罪不得罪人。”林万骁说，“如果为了不得罪人，就让铁路绕行二十二公里，让两百多万群众不方便，我这官当得有什么意义？”
“你就不怕影响前途？”
“怕。”林万骁诚实地说，“但更怕辜负百姓的期待。刘省长，您是老领导，在南山工作多年。您应该比谁都清楚，北线那些群众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等着这条铁路，等了多久。”
刘建国抽烟的手顿了顿。
“红旗岗培训基地，确实有省里一些同志的利益在里面。”他压低声音，“但也不全是私心。老区发展需要亮点，需要名片。红旗岗就是我们的名片。”
“名片应该拿给群众看，不是拿给领导看。”林万骁说，“如果北线通了铁路，三县发展起来了，那才是南山真正的名片。到时候，您作为省领导，脸上也有光。”
刘建国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林主任，你赢了。数据在你手里，道理在你这边。但我要提醒你，这条路不好走。你今天否了红旗岗，明天还会有别的项目，别的利益。你能一直这么硬顶吗？”
“能顶多久顶多久。”林万骁说，“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对得起这份责任。”
刘建国摇摇头，把烟掐灭：“材料我会看。但省里班子还要统一思想，给我点时间。”
“一周，刘省长。群众等不起。”
回到办公室，林万骁疲惫地靠在椅子上。刚才的会议，看似他占了上风，但他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一周，电话、拜访、说情，络绎不绝。
有南山省在北京的老领导打来电话，语重心长：“小林啊，听说你在铁路项目上卡得很严？南山是老区，要多支持啊。”
有发改委内部的同事委婉提醒：“万骁，红旗岗项目有背景，别太较真。”
甚至夏宁宁都听说了：“爸说，南山省领导托人找他了，问能不能做做你的工作。”
林万骁一律回应：“按程序办，按原则办。”
他让秘书把所有说情、打招呼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但不做任何承诺。同时，加紧完善北线方案的技术细节，把每一组数据都核实再核实。
周四下午，王正国把他叫去。
“南山省班子内部有分歧。”王正国说，“刘建国倾向于接受北线方案，但省长还有些犹豫。据说北京有老领导给他打电话了。”
“王主任，我的意见不变。”林万骁说，“北线方案科学合理，符合国家利益和群众需要。如果省里坚持南线，我建议把两种方案都报国务院，但我们在上报意见中明确推荐北线。”
“你想好了？这么报上去，等于和省里公开对立。”
“我想好了。”林万骁点头，“这不是和省里对立，是和国家整体利益站在一起。铁路投资几百亿，影响几代人，不能因为局部利益就扭曲科学决策。”
王正国看着他，忽然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支持你吗？”
林万骁摇头。
“因为你还相信。”王正国说，“相信原则，相信数据，相信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优先。这在现在的官场，很难得。很多人干久了，就忘了为什么出发。”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旧书，是《共产党宣言》。
“我年轻时也在地方干过，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当时我的老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要用在人民需要的地方。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他把书放回去：“按你的想法做。出了问题，我担着。”
林万骁心里一热：“谢谢主任。”
周五，南山省反馈来了。经过省委常委会研究，原则上同意北线方案，但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中央投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二是同步规划红旗岗支线连接线；三是对北线三县的发展，国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
林万骁看了反馈意见，笑了。这是讨价还价，但底线已经接受。
他立即组织开会研究。中央投资比例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不能再高；支线连接线可以纳入规划，但由省里出资；对北线三县，可以在产业转移、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
周一，三省最终意见汇总。西省、北省完全同意调整后的方案。南山省在经过两轮沟通后，也正式复函同意。
周二上午，林万骁在最终方案上签字。
签字前，他把区域司、基础司的司长、处长都叫到办公室。
“各位，今天我们要签这个字。”他指着厚达三百页的项目建议书，“这不是普通的审批文件。这条铁路，连接三省，服务人口超过五百万，其中贫困人口近百万。”
他翻开第一页，是铁路线路图。蓝色的线条从北到南，穿过城市、乡村、山区。
“平川站，服务三十万人。大梁站，服务四十万人。南山北线三站，服务两百四十六万人。”他指着每一个站点，“这些不是数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等车去看病的老人，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去省城读书的孩子。”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林万骁的声音。
“我们发改委，手里这支笔很重。批一个项目，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命运；否一个项目，可能断送一个地方的发展机会。所以每一次签字，都要慎之又慎。”
他拿起笔：“今天批的这条铁路，可能会让某些开发区‘吃亏’，可能会让某些‘亮点项目’失色。但它能让几百万人出行更方便，能让贫困地区看到希望。这笔账，怎么算都值。”
笔尖落在纸上，签下“林万骁”三个字。字迹有力，墨迹饱满。
签完字，他站起来，对在场的司长们说：“今天我们批的不是一条铁路，是改变几百万人命运的机会。笔下有千斤重。这千斤重，是对人民的责任，是对历史的担当。”
“希望大家记住今天。以后每一次审批，每一次签字，都要想一想：我们为谁审批？为谁签字？”
文件送走后，林万骁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
窗外，北京的天空是难得的湛蓝。
这条铁路，明年就要开工了。三年后，将会有第一列火车驶过那些偏远的县城。老人们可以方便地去省城看病，孩子们可以经常见到在外打工的父母，年轻人可以更方便地外出寻找机会。
也许，这就是他重生的意义。
不是为了一路高升，不是为了权力荣耀。
而是为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在每一个争议面前，能站在大多数人一边；为了手中这支笔，每一次落下，都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
手机响了，是夏宁宁。
“听说项目批了？”她的声音带着笑意，“爸说，南山省领导跟他抱怨，说你太硬，一点不通融。”
“爸怎么说？”
“爸说，如果都通融，要规章制度干什么？”夏宁宁笑，“他还说，你这脾气，像他年轻的时候。”
林万骁也笑了。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了汤。”
“回。”
挂掉电话，林万骁收拾东西准备下班。路过区域司办公室时，看到几个年轻干部还在加班，整理项目材料。
“林主任！”一个年轻处长站起来。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不辛苦。”年轻人眼睛发亮，“林主任，今天您签字时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记住了。以后我们审批项目，也一定会想想，为谁审批，为谁签字。”
林万骁拍拍他的肩：“记住就好。发改委这支笔，重啊。”
走出办公楼，晚风清凉。长安街华灯初上，车流如织。
林万骁抬头看了看天空。今夜星光稀疏，但很亮。
就像那些偏远县城里，盼着铁路通车的百姓眼中的光。
这条铁路，会亮的。
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