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越南岘港。
晨雾尚未被阳光驱散，海岸线在朦胧中显得模糊不清。泰国皇家陆军武官、也是军情局前线观察员的披耶·西里瓦上校，站在一座半废弃的法军旧堡垒上，用高倍望远镜注视着海面。他的身份是“中立国军事观察员”，有联合国模糊的背书，也有各方心照不宣的默许——在这个节骨眼上，谁都需要一双“中立”的眼睛。
起初，是低沉的、如同远雷般的轰鸣从天际传来。然后，雾霭被庞大的阴影撕裂。披耶上校的呼吸微微一滞。望远镜的视野里，三艘体型臃肿的登陆舰（lst）如同钢铁巨鲸，缓缓抵近浅滩。它们的舰艏大门轰然落下，溅起浑浊的海水。紧接着，一队队墨绿色的人影，背着几乎与身体等高的沉重背囊，涉着齐腰深的海水，沉默而有序地踏上亚洲的土地。
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九团第一营的士兵。钢盔下的面孔大多年轻，带着长途航行后的疲惫和对未知战场的紧张。14步枪的枪口朝着天空，坦克登陆舰上，48“巴顿”坦克的履带开始转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枪炮欢迎，只有越南渔民惊慌失措地划着小船逃离，以及远处山坡上零星几个看热闹的、分不清是农民还是越共侦察兵的身影。
但这平静的景象，反而让披耶上校脊背发凉。他知道，这沉默的登陆，意味着战争已经从“顾问指导”、“空中绞杀”，无可挽回地升级为大规模地面部队的直接介入。美国人的“南打”战略，从纸上变成了血肉之躯。
“记录：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九时十七分，美军首批地面作战部队约三千五百人，于岘港登陆。伴随有坦克、火炮及大量工程车辆。登陆过程未遇抵抗。”他对着身旁的记录员低声说道，声音干涩。
接下来的几周，岘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和转运中心。运输机日夜不息地从冲绳、关岛、菲律宾飞来，卸下更多的士兵和装备。港口里，货轮密密麻麻，起重机将集装箱、吉普车、预制板房吊运上岸。空气中弥漫着柴油、汗水和陌生军队带来的异样气息。
而这仅仅是开始。很快，澳大利亚的“袋鼠”部队、新西兰的炮兵分队、韩国凶猛闻名的“白马师”先遣队、菲律宾的工兵营……多国部队的旗帜相继在岘港和西贡升起。越南战争，彻底变成了由美国主导、多个盟友参与的“国际反共联盟”的集体行动。与之相对的，是北方日益激烈的“北炸”——“雷鸣行动”的轰炸强度有增无减，b-52的阴影笼罩着从十七度线到中越边境的广阔空域。
曼谷，总理府的气氛比越南的战场更加凝重，那是一种无形的、外交与战略上的高压。
李金唐坐在宽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后，面色平静地听完大使情绪激动的陈述，手指轻轻摩挲着一份刚刚送到的、关于岘港登陆详细情况的密报。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到了。之前拒绝提供作战基地、拒绝直接军事卷入，还可以用“中立”、“避免战火扩大”来搪塞。但现在，盟友集体出兵，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正确”压力，单纯的拒绝可能会被解读为怯懦、疏离甚至暗中同情北方。
“马丁大使，”李金唐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我理解您的立场，也深知条约的精神。但请您也理解暹罗的处境和考量。”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东南亚地图前：“越南的战争正在升级，这毋庸置疑。但正因如此，我认为暹罗的角色更需要慎重界定。我们出兵几千人，对战场态势能产生决定影响吗？不能。但它会立刻将暹罗从‘可能的中立缓冲国’变成‘参战国’，将战火直接引向我们的边境，引向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渴望和平的国土。”
他转过身，直视着马丁大使：“美国需要胜利，需要盟友的支持。但美国是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一个不被战火波及、能够提供后勤支持、医疗救援、甚至在未来某个时刻充当对话桥梁的地方？当所有国家都挤上同一辆战车时，谁来负责包扎伤口，谁来看守营地？”
马丁大使眉头紧锁：“总理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暹罗可以，也必须做出独特且更具战略价值的贡献。”李金唐走回桌前，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草案，“我们不出兵作战。但我们提议，在泰国境内，设立一个或多个‘国际医疗与后勤支持区’。这些区域，将由暹罗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和基本设施，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及中立国观察员监督，专门用于接收、治疗从越南前线转运下来的各国重伤员，无论他们来自南越、美国，还是其他盟国部队。”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马丁大使的反应，然后抛出了更具冲击力的一步棋：“而且，为了体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立原则，我们可以通过适当渠道告知相关方面——只要符合医疗转运条件且各方同意，该区域的理论接收范围，不排除急需救治的冲突其他方严重伤员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极其严格的审查与国际监督。”
马丁大使瞪大了眼睛。不出兵，但接收包括美军在内的多国联军伤员，这已经是一个能向国内交代的“支持”姿态。而后面那个关于“接收其他方伤员”的暗示……这简直是在走外交钢丝！但仔细一想，这又巧妙地将泰国置于一个超越阵营的、纯人道主义的道德高地，任何一方都难以公开指责，反而可能私下觉得这是一种有用的潜在接触渠道。
“这……这需要华盛顿慎重评估。”马丁大使的气势明显弱了下来。
“当然。”李金唐语气缓和，“我们理解这是重大决定。但我可以明确告知大使，这是暹罗基于国家利益、地区稳定和人道主义所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承诺。我们愿意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的一条‘止血带’，这或许比多派一个旅的士兵，更有长远价值。”
几乎在送走美国大使的同时，李金唐召见了苏联驻泰临时代办（大使恰巧回国）和中国驻泰大使章文晋。会面分开进行，但核心信息一致。
他对苏联代表说：“泰国设立医疗区的提议，是基于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我们希望这能作为一个范例，表明即使在最激烈的对抗中，保留基本的人道通道也是可能的。这或许对未来防止最坏情况有所帮助。” 话中的“最坏情况”，在核阴影下，彼此心照不宣。
他对章文晋说得更直接些：“章大使，越南的血流得太多了。我们能力有限，改变不了战局，但或许能救下一些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一方。这无关立场，只关乎生命。我们也希望通过此举，向各方表明，暹罗的‘中立’是建设性的、着眼于减少苦难的，而非冷漠的回避。”
章文晋目光深沉地看着李金唐，缓缓点头：“李总理的苦心，我们有所体会。人道主义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指责。我们会将贵方的立场和提议，准确传达回去。”
四月，乌隆府，旧军用机场旁。
一片空旷的田野被迅速改造。一排排整齐的预制板房搭建起来，屋顶漆着巨大的红十字标志。来自泰国卫生部、皇家陆军医疗队以及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招募的瑞士、瑞典医生的身影忙碌其中。药库、手术室、检验室、康复区一应俱全。周边，泰军士兵设立了警戒线，但明显是防卫而非战斗姿态。几顶印有联合国和红十字会标志的帐篷也支了起来，作为国际观察员的驻地。
这就是第一个“泰王国国际医疗救援区”。它的建立，几乎没有举行任何盛大仪式，只有一份低调的政府公告。
五月七日，第一批伤员抵达。那是十二名在广义省遭遇伏击受重伤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四名韩国士兵。运输机在乌隆机场降落，救护车早已等候在侧。伤员被迅速送入医疗区，由多国医生组成的团队进行紧急救治。随行的美国军医看着设备完善、运作有序的医疗区，紧绷的脸上露出一丝放松。
消息传开。尽管华盛顿对泰国拒绝出兵仍有微词，但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和伤员家属的诉求，一个安全、高效、远离战场的医疗后送点，无疑是雪中送炭。《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称：“泰国选择了一种独特而务实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不是送去士兵，而是敞开病房。”
更微妙的变化发生在幕后。关于这个“理论上可能接收任何一方重伤员”的设定，如同投入池塘的石子，泛起了细微的涟漪。虽然没有北越或越共的伤员真的被送来（在当时的敌对状态下几乎不可能），但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像在密不透风的铁幕上，用想象凿开了一丝极细微的缝隙。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在暹罗，存在一个被国际规则暂时覆盖的、仇恨逻辑暂时失效的空间。
李金唐在医疗区投入使用后，曾秘密前往视察。他站在隔离网外，看着里面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听着偶尔传来的直升机的轰鸣——那可能是又一批伤员运抵。
“总理，我们这样做，真的值得吗？美国人仍然不满，北方也可能误解。”陪同的苏望海轻声问。
“我们不是在讨好任何人，望海。”李金唐望着夕阳下那片洁白的建筑群，“我们是在为这个国家，寻找一个在疯狂时代里，还能保持一点人性与理智的位置。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无论谁输谁赢。到那时，人们会记得谁在火上浇油，谁又在试图止血。”
他转身离开，背影在漫长的碎石路上拖得很长。“我们不当打手，也不当冷漠的看客。我们就当……那条止血带吧。虽然微不足道，但至少，能让这血流成河的时代，少淌下几滴血。”
远处，医疗区的灯光次第亮起，在这片被战火包围的区域里，像一座孤岛上的微弱灯塔。它无法照亮整个黑暗的海洋，却或许能为某些飘零的生命，指引一个暂时靠岸的港湾。而对于驾驶暹罗这艘航船的李金唐来说，这盏灯，就是他在这惊涛骇浪中，所能点燃并牢牢守护的、最重要的航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