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8日，清晨六点，神都西郊福园。
洪天佑站在卧室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色。冬日的晨雾笼罩着这座占地三十亩的园林——这是七年前他赐给福伯养老的宅子，取名“福园”，寓意福寿安康。
可福伯终究没能享太久福。
侍从官轻手轻脚走进来，声音低沉：“陛下，福老寅时三刻走的。御医说，走得很安详，像是在睡梦中去的。”
洪天佑闭上眼睛，良久才问：“他最后说了什么？”
“昨夜睡前，福老还看着墙上那张地图——就是陛下当年手绘的‘新夏堡规划图’。他说：‘这辈子值了，从一个小堡子，看到如今这万里江山’说完就睡了，再没醒来。”
七十一岁。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已是高寿。但洪天佑心里还是像缺了一块。
1865年他穿越到这个世界时，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这个四十岁的老账房。那时他们守着新夏堡那几间破木屋。是福伯帮他管账目、理物资、安人心，把一个小堡子慢慢经营成如今横跨大洋洲的帝国。
“传旨。”洪天佑转身，“全国哀悼三日，各部门降半旗。以国葬之礼治丧，追封福伯为一等忠国公，谥‘文正’。”
“是。”
上午九点，噩耗传遍神都。
皇宫正门的金龙旗缓缓降下一半。紧接着，总理府、各部衙门、各州驻京办事处一面面旗帜相继降下。报童抱着刚刚加印的号外满街跑，头版只有一行粗黑大字：
开国元勋、前总理大臣福国公马福全昨夜仙逝，享年七十有一。
街上行人纷纷驻足。卖早点的小贩放下手里的活计，绸缎庄老板吩咐伙计收起红布，茶馆里说书的把惊堂木一收：“今日不说书，说说福老的故事”
城南老区，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工匠聚在一起。他们是最早那批从南洋被招募来的匠人，如今都六七十岁了。
“福老走了”一个老木匠喃喃道，“当年我带着三个徒弟来新夏堡，就是福老给安排住处、发安家费。他说：‘好好干，这儿以后就是咱们华人的家。’”
“我那会儿在磐石堡管仓库。”另一个老铁匠抹了抹眼睛，“有次运来的铁料少了三成，我急得团团转。福老说：‘别急，我帮你查。’三天后查出来是运输队私下倒卖，全追回来了。他那时已经是总理大臣了”
平民百姓或许不懂朝堂上的风云，但他们记得福伯做过的事——建平价粮仓、设养老院、推免费学堂。这个帝国里第一批“退休金”，就是福伯力排众议推行的。
下午两点，总理府。
现任总理大臣马国胜红着眼睛在拟治丧委员会名单。他原是福伯一手提拔的内政部尚书，去年才接替退休的福伯。办公桌对面墙上，挂着福伯亲笔写的条幅：“踏实做事，清白做人”。
“马相，这是各地发来的唁电。”秘书抱着一叠文件进来，“已经收到三百多封，有各省总督的，有海外领地的，还有清廷李鸿章、升允、锡良也发来了。”
马国胜接过一看。李鸿章的电文很正式：“惊闻贵国柱石倾颓，谨致哀悼。”升允的电文则更有人情味：“昔年山西战事，多得南洋侨胞相助，闻福公乃幕后推手，感念不尽。”
“陛下有旨，”侍从官走进来，“治丧以‘臣礼’而非‘官礼’。灵堂设在福园，许百姓凭吊。出殡日，陛下将亲扶灵柩至宫门。”
马国胜心头一震。扶灵至宫门，这是极高的礼遇，通常只用于皇室至亲。
“还有，”侍从官压低声音，“陛下说，福老无子嗣，将来他的祠堂由皇家春秋祭祀。”
这意味着福伯将被纳入皇家祭祀体系，香火永续。这份恩荣，空前绝后。
1月10日，福园灵堂。
白幡如雪，挽联如林。
从清晨起，前来吊唁的人就络绎不绝。有穿朝服的官员，有穿军装的将领，有穿长衫的学者，更多的是布衣百姓。灵堂外排起了三里长的队伍，巡警司不得不加派人手维持秩序。
洪天佑是午后来的。他没穿龙袍，只一身素服，像普通吊客一样排队、进香、鞠躬。守灵的官员们要跪拜，被他抬手制止：“今日这里没有君臣，只有晚辈送长辈。”
他看着灵柩中福伯安详的遗容，想起很多往事。
想起在新夏堡，为了省灯油，两人凑在一盏油灯下算账到半夜；
想起在墨尔本，福伯顶着英商的压力，硬是建起了第一个华人商会
这个老人用最传统华人的方式——勤俭、务实、重情，帮他打下了帝国的基石。
“陛下，”马国胜轻声提醒，“该回宫了，下午还有内阁会议”
“推迟。”洪天佑说，“今日朕哪也不去，就在这儿陪福老最后一程。”
1月12日，国葬日。
清晨，神都万人空巷。
福伯的灵柩从福园起灵，由六十四名仪仗兵抬着，缓缓向皇宫方向行进。棺椁覆盖着金龙旗——这是洪天佑特批的荣誉。
队伍最前面，洪天佑亲自执绋。他左手边是马国胜，右手边是赵铁鹰，后面跟着张弼士、唐绍仪等一众重臣。再后面是各部部长、各省代表、外国使节。
街道两侧，百姓肃立。有人小声啜泣，有人默默合十。当灵柩经过时，许多人自发跪下行礼。
“父亲，”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问身边大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一个老爷爷送行？”
父亲摸了摸孩子的头：“因为这位老爷爷，帮陛下建起了咱们的国家。没有他，咱们可能还在南洋给人当苦力，或者在清国挨饿受冻。”
队伍行至皇宫正门时，洪天佑停下脚步。按照礼制，这是他扶灵的终点。
他转身面对灵柩，深深三鞠躬。
“福伯，走好。”他轻声说，“你看着打下的江山，朕会替你守好。你惦记的百姓，朕会替你照看。”
礼炮轰鸣二十一响——这是国君葬礼的规格。
灵柩继续向皇家陵园行进。洪天佑站在宫门前，目送队伍远去，直到消失在长街尽头。
傍晚，御书房。
洪天佑看着墙上那张泛黄的“新夏堡规划图”——这是从福园取回来的。图纸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用毛笔标注的尺寸和备注，很多是福伯的字迹。
“陛下，节哀。”马国胜端来参茶，“福老若在天有灵，定不愿见您如此伤怀。”
“朕不是在伤怀，”洪天佑摇头，“是在想开国的那代人，渐渐都要走了。赵铁鹰今年六十三，张弼士五十八，连你都四十九了。朕也四十六了。”
他走到世界地图前：“福伯这一走，像是一个时代的句号。接下来，该是新一代人接棒了。”
马国胜明白陛下的意思。帝国如日中天，但开国元勋们正逐渐老去。权力交接、人才更替，这是任何王朝都要面对的关口。
“你去拟个名单，”洪天佑说，“四十岁以下，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将领，重点培养。另外太子的辅政班底，也该着手准备了。”
“臣遵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福伯那代人完成了从零到一，接下来这一代，要从一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