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宁那番关于“枪打出头鸟”的警醒，给李成钢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他意识到，光有数据和一腔热忱还不够，这件事牵涉到个体户的直接利益和观感，必须更谨慎，更充分地准备。冒然把报告交上去，万一实际情况有出入，或者个体户群体反弹强烈，那可真就是授人以柄，自找麻烦了。
接下来的几天，李成钢利用下班后和巡逻间隙，开始有意识地“逛市场”。他脱下警服，换上普通的衬衫裤子，揣上包烟，像个闲逛的街坊，在辖区的几个主要摊贩聚集区转悠，跟相熟的、不相熟的摊主搭话聊天。当然，重点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
他先去了电影院附近，许大茂常在那儿摆个流动服装摊。许大茂是厂里宣传科的干事，摆摊算是“兼职”，卖些从广州倒腾来的“时髦”衬衫、裤子，用竹竿挑着，地上铺块塑料布。他的摊位不固定，收入在个体户里不算顶尖，但脑子活络，消息灵通。
李成钢蹲在摊子旁，递了根烟给许大茂，看着来来往往挑衣服的年轻人，闲聊似的开口：“大茂，你这儿人气挺旺啊。不过我看这人挤人的，你光顾着卖货，得留神点别让人顺手牵羊，把你这‘港货’摸了去，或者掏了顾客腰包。”
许大茂接过烟点上，吐了口烟圈，苦笑：“成钢哥，不瞒你说，这还真是个心病。我见过不止一回了，有‘佛爷’就在人堆里钻，专盯那些试衣服、挑花眼的。有一回我眼看一个小子把镊子伸进一大姐兜里，我故意大声咳嗽，那大姐愣是没反应过来，好在‘佛爷’被我惊走了。可我也不能每次都喊啊，得罪人不说，也影响生意。”
李成钢顺势道：“要是咱们派出所，在这片儿，还有像百货公司门口、菜市场那头这些人多钱多的地方，长期派民警来回转，或者干脆设个点看着，你觉得咋样？小偷肯定不敢那么嚣张了。”
许大茂眼睛一亮：“那敢情好啊！真要那样，来买东西的人也放心，我这摊子也安稳。你是不知道，有时候为争个好位置，或者有人嫌我衣服贵胡搅蛮缠，我也头疼。有公安同志在附近，腰杆都硬点。”
李成钢话锋一转，像是随口一提：“不过，这增加巡逻、设点，所里人手就紧张，兄弟们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要是……我是说假如啊，为了维持这种专门的巡逻，象征性地向你们这些长期在这片经营的摊主，收一点点费用，比如一个月块儿八毛的，就当是支持一下公安工作，给兄弟们加点夜餐补助，你觉得……大伙儿能接受吗？”
许大茂几乎没怎么犹豫，他是真吃过治安不好的亏，也真心把李成钢当兄弟看：“成钢哥，这有啥不能接受的？一个月一块多钱，少卖件衬衫的零头都不到！能换来清净、安全，这钱花得值！真的，我举双手赞成！你们民警同志也辛苦，风吹日晒的，吃点好的应该！只要真能像你说的那样，长期有人巡逻维护秩序，这钱，我第一个交！”
得到许大茂爽快的支持，李成钢心里稍微踏实了点。但许大茂毕竟情况特殊（兼职、摊位不固定、与李成钢关系近），他的意见不能代表全部。
接着，李成钢找了个晚上，提了瓶“二锅头”，去了阎解成家。阎解成刚从南方回来不久，这次倒腾了一批电子表和太阳镜，正准备大干一场。家里明显添置了些新东西，桌上摆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
两人喝了几杯，聊了聊最近的生意和路上的见闻。李成钢慢慢把话题引到市场秩序上：“解成，现在政策好了，你们生意做得红火，是好事。不过树大招风，你们摊子上现金、货物集中，得特别小心。”
阎解成呷了口酒，点头：“李哥说得是。我也担心这个，所以每次都把货款看得紧紧的，晚上收摊也特别晚，就怕被人盯上。要是治安能再好点，我们做生意的确实更安心。”
李成钢便又把加强巡逻、可能收取微量服务费的想法，用探讨的语气说了一遍，特别强调了“自愿”、“协商”、“服务对等”和费用的用途。
阎解成听完，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手里转着酒杯，沉吟了好一会儿。他和许大茂不同，他是全职个体户，生意做得大，对各种税费也敏感。“李哥，咱们是老邻居，我说话直，你别见怪。”他放下酒杯，“你们公安加强巡逻，维护治安，这是你们的职责，我们老百姓当然欢迎、感谢。但是……这‘收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占道费……我们该交的都交了，税也没少纳。这再多个‘治安费’……名目是不是有点多了？”
他顿了顿，看着李成钢：“我不是不支持公安工作，你们辛苦我知道。但咱们这钱，也是一分一分辛苦挣来的，风里来雨里去，担着风险。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今天派出所收一点，明天别的部门是不是也能找个由头收一点？李哥，你也知道，现在做点小买卖不容易，方方面面都得打点。当然，要是大家都交，我也不能搞特殊，随大流呗。就是觉得……能不能换个方式？比如我们个体户组织起来，自己请人晚上帮着看摊？或者逢年过节，我们主动慰劳一下派出所同志？”
阎解成的反应，代表了另一部分精明、务实、对成本敏感的个体户的心态。他们并非不渴望安全，但对新增的、哪怕微小的收费抱有本能的警惕和算计，更希望用其他方式（人情、实物）来维系关系。
李成钢点点头，表示理解：“解成，你的顾虑我明白。这事还没定，只是有这么个想法探讨一下。你放心，就算真有，也一定是自愿原则，而且收了费，服务必须跟上，账目绝对公开，保证用在加强巡逻、改善条件上，不会进了个人腰包。你的意见很重要，我会考虑。”
随后几天，李成钢又陆陆续续，以闲聊、调研治安状况的名义，接触了其他一些个体户——卖早点的老王、修鞋的老孙、水果摊的刘姐、卖日用杂货的小夫妻……反应不一。
像老王、老孙这样做小本生意、摊位固定的，大多表示赞同。“一个月一块多？不多！民警同志多来转转，那些喝醉了捣乱的、手脚不干净的就少了，我们安心。”“就是，有时候为个摊位吵架，有公安民警在，一句话就镇住了，省多少麻烦！”
刘姐和其他一些生意做得不错的，则有些犹豫：“加强巡逻是好事……收费嘛……要是别人都交，我们肯定也交。就怕有的交有的不交，或者交了钱看不见人，那就不值当了。”
也有少数像阎解成那样，直接或委婉表示抵触的，主要理由也是税费负担和担心口子一开，后续麻烦不断。
一圈聊下来，李成钢心里更有谱了。大多数摊主对加强治安管理是欢迎的，对微量收费虽然态度各异，但明确强烈反对的并不多，更多是观望和“随大流”心态。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件事做“透明”、做“实在”，真正让摊主们感受到“花钱买到了服务”，而不是增加了负担。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还是有些理想化。不同摊贩的承受能力、认知差异很大，绝不能一刀切。而且，阎解成提到的“其他部门跟风”的风险，确实存在，必须在报告里提出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和界限界定。
夜深人静，李成钢再次修改那份报告。他增加了对个体户不同态度的调研分析，强调了“完全自愿、协议管理”、“费用与服务严格对等”、“绝对禁止扩大收费范围和对象”、“建立由摊贩代表参与的监督小组”等核心原则。报告的措辞也更加谨慎，从“试行收费”改为“探索服务成本补偿机制试点”，并着重说明这仅是针对因提供超出现有职责范围的、专项的、高频次的治安巡逻服务而产生的额外成本的补偿，绝非普遍性收费。
他知道，即使这样，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经过这番实地摸底，他至少心里更踏实了些——这不是他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改革”，而是基于真实需求、平衡多方利益的谨慎尝试。能不能成，未知；但该做的调研、该听的呼声、该防的风险，他必须尽可能想到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