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过后，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正轨，或者说，是滑向了另一个更深的漩涡。
第十一天的那个雨夜，我们像一群受惊的老鼠，在警察的手电筒光束下，从后门悄无声息地撤离。站在五十米外的早点摊旁，看着警车在底商门口进进出出，听着同伴们故作镇定的谈笑声，我心里却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刺激感。那种在刀尖上跳舞、险之又险逃生的快感，像毒药一样麻痹了理智。正如我后来跟召哥说的：“那天要是被抓了，现在缝纫机估计都踩冒烟了。”可也正是这种“险胜”，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到了第二天，德州扑克局在龙哥的底商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期开场了。
我依旧是召哥的“账房先生”，负责记账和发放筹码。这个位置看似边缘，实则处于风暴的中心。我能看到每个人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能听到筹码碰撞时悦耳或刺耳的声音，更能精准地掌握每个人的资金流向。
周五早晨，我像往常一样踏入那个熟悉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咖啡和一种名为“贪婪”的无形气味。这一次的牌局，规格似乎比以往都要高。来的都是些生面孔，或者是传说中的“大鱼”。赌桌上的气氛从一开始就紧绷着，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有机械的发牌声和筹码推入池中的沉闷声响。
我坐在一旁，手中的笔在账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数字在我眼前跳动，十万、二十万……这些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真金白银的流动。我的任务是确保每一笔借贷都清晰无误，每一笔抽水都归入召哥的口袋。
这场牌局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到了周日晚上，大部分人已经被“清洗”出局，只剩下两股势力还在僵持。那是两个来自外地的老板，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他们像是较上劲了，谁也不服谁。牌局从周五早晨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周日晚上，甚至根本没有停歇的意思。
“继续！”王老板猛地推开面前的筹码，双眼布满血丝。
“跟！”李老板冷笑一声，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仿佛在敲击着对手的丧钟。
我看着他们，心里既震惊又麻木。震惊于他们对金钱的挥霍，麻木于这种无休止的消耗战。我周五早晨来，一直熬到周日晚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这三天两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全靠浓茶和肾上腺素支撑。
当周日深夜，牌局终于因为一方筹码耗尽而宣告结束时，我统计了最终的战果。那个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短短的三天两夜，仅仅是从这桌牌里抽取的“水钱”，就高达十八万。十八万！对于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的积蓄，而在这里，它只是三天的“服务费”。
输赢更是触目惊心。输得最惨的那位王老板，整整输了五十五万。当他签下最后一张欠条，颓然离场时，背影佝偻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而赢家李老板，脸上也没有太多喜悦，只是木然地数着面前的筹码，他赢了三十五万，但这胜利的代价太过沉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无感。
至于我，作为这场盛宴的“服务生”，也拿到了八千的酬劳。数着厚厚一沓钞票，我心里确实“心满意足”。这种来钱的速度，让人上瘾，也让人迷失。我开始觉得，似乎这种生活才是正常的，那种朝九晚五的平淡日子，反而显得苍白无力。
我的生活并非只有牌局。在牌局的间隙，我努力维持着与“正常世界”的联系。
青青，她忙着她的花店，每天跟鲜花、绿植打交道，身上总是带着淡淡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她总是告诫我多注意安全，偶尔晚归是因为应酬。看着她纯真的笑脸，我甚至会产生一种罪恶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被牌局带来的刺激和金钱的快感冲淡。
至于琳琳，那是一段风流债。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她声音慵懒，带着一丝抱怨。我听着，只是淡淡地让她多注意身体。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只剩下一种基于肉体关系的惯性。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的霓虹，觉得那也是一种解脱。
然而，赌博的世界，盛极必衰。
牌局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但气氛渐渐变了。赢钱的人开始变得谨慎，输钱的人则红了眼，试图翻本。但是，当底池里的钱越来越少，当“鱼”都被钓干了，这场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三个月后，牌局彻底开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也是最残酷的——没钱了。
那些常客，要么输得倾家荡产，要么被庄家抽水抽得元气大伤，再也拿不出像样的筹码。牌桌上的资金流转变得滞涩，再也没有了当初那种动辄几十万进出的豪气。召哥看着日渐稀疏的牌桌，眉头紧锁。
一天散场后，召哥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烟雾缭绕中，他看着我说：“兄弟，这摊子在本地是玩不转了。三个月，虽然赚了不少，但这里已经没油水了。”
他顿了顿，吐出一个烟圈，眼神里透出一种新的野心：“我打算去澳门。那里才是真正的赌场，钱多，人傻，速来。”
我看着召哥，心里一阵恍惚。澳门，那个无数赌徒心中的圣地，也是坟墓。我想起我的通行证，早就被我扔在某个角落，不知所踪。我摇了摇头，对召哥说：“我不去了。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是的，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三个月的疯狂，虽然让我赚了钱，但也让我身心俱疲。我厌倦了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厌倦了看着人性在金钱面前一点点崩塌。我想回到青青的花店，闻闻那泥土的芬芳。
事情就是如此巧合，命运仿佛在跟我开玩笑。
就在我跟召哥说“不”的第二天，我的手机响了。是淼淼打来的。
电话接通，她有气无力地问我：“喂，你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趟澳门？我这药，国内买不到，只能去澳门买。”
我愣住了。去澳门买药？这理由听起来如此正当，却又如此讽刺。
我挂掉电话，坐在那里发呆。我想起召哥的提议，想起我那张不知扔到哪里的通行证。如果我不去，淼淼让我买的药怎么办？如果我去，我又该如何面对那个充满诱惑的赌城？
我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召哥帮我带。毕竟他是要去玩的，顺便帮我带点药，应该没问题。我把药单发给了召哥。
然而，就在发完单子的那一刻，我犹豫了。一种赌徒特有的、荒谬的直觉涌上心头。我在想，如果召哥赢了，那自然万事大吉，药能买到，我还能分一杯羹。但如果他输了呢？
赌徒的心理就是如此阴暗和复杂。我会不会在潜意识里，把召哥的输钱归咎于我让他带药这个“不吉利”的行为？我会不会觉得，如果不是为了帮我带药，他可能就不会分心，就不会输？这种“甩锅”的心理，在赌徒中太常见了。
我越想越怕，这种无端的联想，这种把一切无关事物强行联系在一起的迷信，是赌鬼的通病。我怕自己也染上这种病，更怕因为这件事，破坏了我和召哥的关系。
“不行，我得自己去。”我对自己说。
没办法，我只能重新去办理了港澳通行证。
我放弃了“想过正常人生活”的念头，或者说，我给自己的堕落找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为了买药。
我联系了召哥：“哥，我去。通行证我重新办理了，我跟你一起去澳门转转。”
电话那头的召哥很高兴：“好兄弟！我就知道你放不下这口。放心，澳门那边我安排，保证让你玩得爽！”
就这样，我收拾好行李，把青青的花店、琳琳的电话、以及那场惊险的逃亡都抛在脑后。我重新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站在机场的候机大厅，看着窗外起起落落的飞机，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不知道澳门之行等待我的是什么。是满载而归，还是像那场雨夜逃亡一样，留下一地狼藉？
但我知道，一旦踏入那个闪烁着霓虹和筹码光芒的世界，所谓的“正常生活”，恐怕又要推迟很久很久了。赌桌上的牌，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什么；而人生的牌，似乎也早已被命运之手洗乱。
我深吸一口气，跟着召哥，走进了登机口。身后，是看似平静的现实生活；前方，是未知的惊涛骇浪。这场关于金钱、欲望和救赎的游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