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孤影：三国时期东吴与辽东公孙渊关系考述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割据之势渐成。在江东立国的孙氏政权与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势力，虽隔曹魏千里之遥，却因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产生了复杂交集。
辽东公孙氏自中平六年（189）公孙度据郡始，历三世四主，割据辽东近半世纪；东吴则经孙坚、孙策奠基，至孙权时期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公孙渊执政辽东（228-238年）的十年间，双方从试探性接触到封贡结盟，终至反目成仇，这段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三国后期的战略态势，更成为研究汉末边疆割据势力外交博弈的典型案例。
本文结合《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梳理东吴与公孙渊关系的演变脉络，剖析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历史影响。
一、关系缘起：地缘博弈中的战略试探（建安至黄初年间）
东吴与辽东的早期联系，植根于汉末以来北方战乱与边疆割据的特殊背景。公孙氏割据辽东之初，便展现出“外倚鲜卑，内怀二心”的政治姿态，而孙权自执掌江东起，便始终寻求突破曹魏的战略包围，双方的早期接触虽零碎模糊，却已埋下后续交往的伏笔。
公孙度于中平六年（189）受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后，“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逐步建立起以襄平为中心的割据政权。
其子孙公孙康继位后，虽在官渡之战后选择依附曹操，斩袁尚、袁熙首级献予曹操以表臣服，但对江东政权并未完全隔绝。公孙渊后来在给魏明帝的上表中曾提及：“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这一记载证实了建安年间孙权曾遣使辽东的史实。
关于此次通使的具体时间，史无明确定论，但据公孙度建安九年（204）卒、公孙康约于黄初元年（220）前后去世的时间线推断，其发生当在205至220年之间。
此时双方交往失败的根源，在于战略需求的错位与实力对比的悬殊。对公孙康而言，辽东与曹魏壤地相接，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依附曹魏是保全割据地位的必然选择，接纳东吴使节无异于引火烧身；
对孙权而言，建安年间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巩固江东、争夺荆州，遣使辽东更多是试探性举措，尚未形成系统战略。此次“杀使结仇”的经历，成为双方关系中难以忽视的早期阴影，也为日后公孙渊的猜忌埋下伏笔。
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建魏后，对辽东采取怀柔政策。
公孙康死后，因其子晃、渊年幼，部众拥立其弟公孙恭为太守，魏文帝于黄初二年（221）三月“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封平郭侯”，正式确认了公孙氏的割据地位。
这一时期，东吴因夷陵之战新败，又与曹魏处于敌对状态，暂时无力经营辽东，双方关系陷入停滞。但公孙恭“懦弱无能，身又患病”的状况，为公孙渊日后夺权及重启与东吴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虽无正式外交互动，但民间贸易的雏形已现。辽东盛产的名马、貂皮等物资，恰是东吴亟需的军用品与奢侈品；而江东的葛布、金玉等货物，在辽东亦有需求。
这种经济互补性，成为日后双方突破政治壁垒的潜在动力，正如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所言：“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生动揭示了两地物资交流的传统基础。
二、关系升温：公孙渊夺权后的外交转向（太和至嘉禾初年）
太和二年（228），公孙渊发动政变，“胁夺恭位”，自立为辽东太守。这一权力更迭成为东吴与辽东关系的转折点，公孙渊的投机性外交与孙权的北伐诉求相结合，推动双方从隔绝走向密切接触。
公孙渊夺权后面临的政治困境，是其寻求与东吴结盟的直接动因。他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夺取政权，虽暂时控制了辽东局势，却始终未能获得曹魏的完全信任。
魏明帝虽迫于南方蜀吴压力，最终“遣使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但对其猜忌从未消除。公孙渊深知，曹魏一旦解决南方威胁，必然会着手平定辽东，因此亟需寻找外部盟友以牵制曹魏。
此时的东吴，在孙权的治理下国力渐强，且长期与曹魏对峙，自然成为公孙渊的首要联络对象。
对孙权而言，与辽东结盟契合其“跨有荆、扬，联蜀制魏”的整体战略。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后，多次北伐曹魏均收效甚微，特别是在石亭之战（228年）击败曹休后，东吴虽掌握了淮南主动权，但仍难以突破曹魏的防线。
在此背景下，辽东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若能与公孙氏结盟，便可在曹魏东北边境开辟第二战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彻底打破战略僵局。
此外，东吴地处江南，骑兵建设一直受限于马匹短缺，而辽东盛产名马，这一经济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孙权经略辽东的决心。
双方的正式接触始于嘉禾元年（232）。这年三月，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此次遣使的核心目的有二：
一是试探公孙渊的结盟意愿，二是开展马匹贸易。田豫传》记载，周贺使团浮舟百艘，规模浩大，可见孙权对此事的重视。
公孙渊对东吴使团给予了积极回应，“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正式表达了归附之意。
此次互动虽因曹魏的干预出现波折——魏将田豫在周贺返程途中于成山设伏，斩杀周贺——但并未阻断双方关系的升温，反而坚定了公孙渊联吴抗魏的决心。
嘉禾元年的遣使行动，展现了双方外交策略的精妙与风险。对公孙渊而言，他通过献貂马称藩既获得了东吴的认可，又未完全与曹魏决裂，保持了外交灵活性；对孙权而言，虽损失了主将周贺，但成功与辽东建立联系，实现了战略突破。
正如史家所论，此次交往虽有折损，然江东与辽东之通路自此打开，为后续结盟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使明确提及贸迁有获赍以名马，印证了贸易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东吴以金玉珍宝换取辽东名马的交易模式初步形成。
三、关系顶峰：册封燕王与联盟的短暂建立（嘉禾二年）
嘉禾二年（233），东吴与公孙渊的关系达到顶峰。公孙渊的称藩上表与孙权的盛大册封，构成了三国时期边疆割据势力与南方政权结盟的经典事件，但这一联盟从建立之初便潜藏着破裂的危机。
公孙渊在嘉禾二年正月向孙权递交了一封措辞极尽谦恭的表文，成为双方结盟的关键契机。表文中，公孙渊极力渲染曹魏的，称其矫诬天命，僭作符玺，同时盛赞孙权德不再出，时不世遇，表示自己昼则讴吟，宵则发梦，日夜期盼归附东吴。他还承诺愿帅将兵马，奋戈先驱，配合东吴北伐曹魏。
这封表文精准击中了孙权的政治诉求：作为偏安江南的政权，东吴一直面临正统性不足的质疑，公孙渊的称藩无疑提升了孙权的称帝合法性；而南北夹击的承诺，更让孙权看到了突破曹魏包围的希望。
孙权接到表文后大悦，不顾群臣反对，决意对公孙渊进行隆重册封。同年三月，孙权任命张弥、许晏为正副使者，率领万人使团，携带金宝珍货，九锡备物，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为，并加授都督幽州、青州牧等职。
此次册封的规格之高、使团规模之大，在东吴外交史上极为罕见：九锡备物是汉代以来册封诸侯的最高礼遇，万人使团则兼具外交、贸易与军事支援的多重功能。孙权此举的深意在于，通过给予公孙渊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可与物质支持，巩固双方联盟，尽快实现夹击曹魏的战略目标。
然而，孙权的决定遭到了东吴重臣的一致反对，其中以张昭的劝谏最为激烈。张昭指出，公孙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其称藩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迫于曹魏压力的权宜之计；若东吴贸然册封，一旦公孙渊反悔，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
孙权与张昭为此发生激烈争执，甚至案刀而怒吴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
但张昭不为所动，坚持臣所以敢数犯颜色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最终孙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却仍固执己见。
群臣的反对并非无的放矢，其核心担忧在于联盟的脆弱性：首先，地理阻隔使东吴难以对辽东提供有效支援，海道艰远，风波难测，一旦曹魏伐辽，东吴无法及时救援；其次，公孙渊的投机本性已有显露，其既向吴称藩，又未与魏决裂，双重外交的风险极高；最后，万人使团与大量珍宝的投入，若遭遇变故将造成巨大损失。后来的史实证明，这些担忧完全成为现实。
公孙渊在接到东吴使团与册封后，的确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东吴送来的金宝珍货让其极为动心；另一方面，他深知吴远魏近，若公开接受燕王册封，必然招致曹魏的军事打击，而东吴远在江南，无法提供即时支援。此时曹魏也对公孙渊施加了巨大压力，不仅在边境增兵，还派使者许以大司马、乐浪公的更高爵位。在利益权衡与军事威胁下，公孙渊最终选择背弃东吴，向曹魏妥协。
四、关系破裂：斩使献首与外交灾难（嘉禾二年至三年）
嘉禾二年（233）冬，公孙渊发动突然袭击，斩杀东吴使者张弥、许晏，将其首级送往洛阳，并吞并了东吴使团的兵马与珍宝，标志着双方联盟彻底破裂，也给孙权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与军事损失。
公孙渊的背盟行动具有明显的预谋性与残酷性。吴主传》记载，公孙渊恐权远不可恃，且贪其货物，诱斩弥、晏，其动机主要有三：
一是消除曹魏的猜忌，换取更高爵位；二是吞并东吴使团带来的巨额财富；三是清除东吴在辽东的势力渗透。为了向曹魏表忠心，公孙渊不仅斩杀正副使者，还传送其首于魏，并将东吴使团的兵资货物悉虏获之。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东吴派遣的万人军队采取了诱杀与收编相结合的策略，其兵多为渊所杀，余众遁走，仅有少数人辗转逃回东吴。
公孙渊的背盟立即获得了曹魏的回报。魏明帝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辽东太守如故，正式承认了他的割据地位，辽东的外部压力暂时解除。
公孙渊在给魏明帝的表文中，还刻意强调其父公孙康昔杀权使的旧怨，将此次斩使塑造成世仇得报的正义之举，试图彻底切断与东吴的联系。这种投机取巧的外交手段，虽暂时保全了公孙渊的地位，却也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为日后曹魏伐辽埋下了隐患。
东吴方面得知消息后，举国震动，孙权更是怒不可遏。陆逊传》记载，孙权闻渊斩送弥、晏，大怒，欲自征渊，声称要渡海击之，斩渊首以掷海。这一冲动决定再次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陆逊、薛综等重臣纷纷上书劝谏。
陆逊在奏疏中详细分析了亲征辽东的弊端：
一是海道险恶，风波难测，大军出征极易遭遇意外；
二是魏若袭我，首尾难顾，曹魏可能趁东吴主力北上之际进攻淮南；
三是辽东绝远，即使攻克，亦难镇守，得不偿失。薛综则以历史为鉴，指出辽东之地，蛮夷杂处，昔秦始皇遣蒙恬攻之，终不能守，劝孙权放弃亲征。
孙权最终接受了群臣的劝谏，放弃了亲征计划，但此次事件对东吴造成的损失极为惨重。从物质层面看，东吴损失了大量金玉珍宝与万名士兵，这在三国对峙的关键时刻是巨大的国力消耗；
从政治层面看，孙权的册封被公孙渊公然背弃，使者被斩首献魏，使东吴在天下人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从战略层面看，东吴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只能独自面对曹魏的军事压力。
孙权后来在与张昭的和解中，曾坦诚承认自己的失误：昔朕以幼冲，委政于卿，卿每进忠言，朕多不从。今渊背盟，皆朕之过也，可见此次外交灾难对他的打击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并未完全断绝双方的民间联系。公孙渊传》注引《魏略》记载，仍有少数东吴商人潜至辽东，与渊交市，以葛布换取貂马。但这种私下贸易规模有限，且缺乏政治支撑，已无法对双方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关系余波：公孙渊再求结盟与最终覆灭（景初年间）
公孙渊在背弃东吴后，与曹魏的关系并未如预期般稳固。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公孙渊在景初元年（237）再次遣使东吴求援，但此时的东吴已吸取教训，双方的短暂接触最终随着公孙渊的覆灭而终结。
公孙渊与曹魏的裂痕始于景初元年（237）。这年，魏明帝派幽州刺史毋丘俭赍玺书征渊，要求其入朝。公孙渊深知入朝意味着失去割据地位，遂发兵逆于辽隧，与俭战，公开反叛曹魏。他自立为，改元，设置百官，并遣使持节，授鲜卑单于印绶，诱其侵扰北方，试图通过联合鲜卑牵制曹魏。
但此时的公孙渊面临着比嘉禾二年更为严峻的局面：曹魏已下定决心平定辽东，且鲜卑的支援极为有限，他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东吴。
景初元年（237）冬，公孙渊派遣使者称臣于吴，乞兵救援，试图重续盟好。面对公孙渊的求援，东吴朝廷内部出现了分歧：部分大臣主张拒而不受，以报昔日斩使之仇；但陆逊、诸葛瑾等重臣认为，虽渊背盟，然魏伐辽东，于我有利，主张表面答应求援，实则坐观成败。
孙权最终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他在给公孙渊的回信中表示当发兵遥为之势，以成将军之功，但实际上并未派遣一兵一卒，仅派使者前往辽东观其虚实。
孙权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一方面，嘉禾二年的教训让东吴对公孙渊彻底失去信任，不愿再为其付出任何代价；另一方面，东吴此时正忙于应对曹魏在淮南的军事压力，无力分兵北上。
更重要的是，孙权已看清公孙渊必败的结局，选择坐观曹魏与辽东两败俱伤，符合东吴的战略利益。公孙渊对此虽心知肚明，但也只能厚待吴使，冀得外援，上演了一出外交闹剧。
景初二年（238）正月，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帅，率领四万大军讨伐公孙渊。司马懿采用声东击西之计，绕过公孙渊在辽水的防线，直逼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孙渊急忙向孙权求救，孙权虽出兵为其声援，却仅派少量军队在边境虚张声势，并未真正介入战事。
正如孙权在给公孙渊的信中所言：司马懿善用兵，所向无前，深为贤弟忧之，言语间充满了幸灾乐祸与隔岸观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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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八月，司马懿攻破襄平，公孙渊与其子公孙修在突围途中被斩杀，辽东公孙氏政权彻底覆灭。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入城后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将辽东纳入曹魏直接统治。
消息传到东吴后，孙权并未感到惋惜，反而对群臣感叹：渊自以为智计无双，今竟死于懿手，岂非天亡？，这句感叹既是对公孙渊的嘲讽，也暗含着对自身当年失误的反思。
公孙渊覆灭后，东吴与辽东的联系彻底终结。曹魏平定辽东后，在当地设置郡县，加强统治，并与高句丽、鲜卑等势力建立联系，东北亚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东吴失去了与北方边疆势力结盟的最后机会，此后只能与蜀汉联手对抗曹魏，直至最终被西晋所灭。
六、关系评析：战略博弈中的历史启示
东吴与公孙渊的关系，从建安年间的初次接触到景初年间的彻底终结，历时近三十年，其间历经试探、结盟、破裂、余波四个阶段，最终以公孙渊覆灭、东吴战略受挫告终。这段关系不仅是三国时期地缘政治博弈的缩影，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从公孙渊的角度看，其外交策略的核心是投机取巧，摇摆求存。作为割据辽东的地方势力，公孙氏既不愿归附曹魏丧失独立性，又无力与之正面抗衡，因此试图通过联吴抗魏实现以夷制夷。
但公孙渊的致命缺陷在于缺乏战略定力，将外交视为纯粹的利益交换，既无长远规划，又无诚信可言。嘉禾二年背盟斩使虽暂时换取了曹魏的认可，却彻底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使其在危急时刻再无外援可用。正如史家评论：渊之亡，非亡于懿之兵，而亡于其无信也。
从孙权的角度看，经略辽东是其跨据荆扬，北向争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政治与军事目的。结盟辽东不仅能开辟第二战场，牵制曹魏兵力，还能获取辽东的名马等战略物资，弥补东吴骑兵的短板。
但孙权在实施过程中犯了明显的战略失误：一是忽视了地理阻隔带来的支援困境，对远水难救近火的现实估计不足；二是被公孙渊的称藩表文冲昏头脑，不顾群臣反对贸然派出大规模使团，投入过高成本；三是在初次受挫后情绪失控，险些发动毫无胜算的亲征。
这些失误反映了孙权晚年刚愎自用的执政风格，也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从三国战略格局的角度看，东吴与公孙渊的结盟虽未成功，却对当时的政治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此次结盟加剧了曹魏与辽东的矛盾，最终导致魏灭燕之战的爆发，使曹魏得以彻底平定东北边疆，解除了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东吴因此次外交失败国力受损，战略空间进一步压缩，不得不更加依赖与蜀汉的联盟，客观上巩固了三国鼎立的格局。此外，魏灭燕之战后，曹魏将辽东纳入直接统治，推动了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这也是双方关系破裂带来的间接历史影响。
在史料记载与历史评价方面，关于东吴与公孙渊关系的记载主要集中于《三国志》的《吴主传》《公孙度传》及裴松之注引的《魏略》《吴书》等文献中。
陈寿在《三国志》中批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认为经略辽东的失败是其晚年昏聩的表现；裴松之则更尖锐地指出，此次事件非惟塞，实为无道，表现了孙权的与。后世学者对孙权的评价虽多有肯定，但对其经略辽东的决策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战略冒险。
从历史影响来看，东吴与公孙渊的关系虽以失败告终，却为后世边疆外交提供了重要借鉴。它揭示了边疆割据势力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也证明了在外交中的重要价值——缺乏诚信的投机外交或许能收一时之效，最终必然招致覆灭。
同时，这段历史也展现了地理环境对古代外交的深刻制约，东吴与辽东虽有战略互补性，但遥远的距离与险恶的海道，使其联盟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持久。
结语
东吴与辽东公孙渊的关系，是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交织的复杂图景。
公孙渊的投机与反复，孙权的雄心与失误，曹魏的强势与运筹，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线。从建安年间的初次试探到景初年间的彻底终结，双方的交往充满了利益的算计、战略的博弈与人性的挣扎。
尽管这段关系最终以悲剧收场，但其所蕴含的外交智慧与历史教训，却穿越千年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在汉末三国那个天纲弛绝，群雄并起的时代，东吴与辽东公孙渊的交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它生动展现了乱世之中各类政治势力的生存逻辑与博弈策略。
公孙渊的覆灭标志着汉末边疆割据势力的终结，而孙权的战略受挫则加速了三国鼎立格局的固化。
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决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唯有兼具战略远见、诚信品格与务实精神，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