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春孙氏：乱世中的少年崛起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的孙氏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其父孙坚为他取名策，字伯符。孙氏家族本是春秋孙武之后，祖上孙钟曾因荒年迁居曲阿，以种瓜为业，至孙坚一代方才凭借勇武跻身仕途。
孙策降生时，孙坚已因平定会稽妖贼许昌之功任盐渎丞，后转盱眙丞、下邳丞，虽官职不高，却已在江淮一带积累起声望。
孙策自幼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禀赋，《三国志》载其“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情开朗通达，既继承了父亲孙坚的勇武，又兼具世家子弟的风度。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孙坚以佐军司马身份随朱儁出征，十岁的孙策便随母亲迁居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
在舒县，他结识了同龄的周瑜——这位庐江周氏的子弟与孙策一见如故，“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这段少年情谊日后成为江东基业的重要基石。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诸侯联兵讨董，孙坚起兵响应，依附于袁术麾下，孙策则留居舒县，暗中结交江淮名士。此时的孙策已展现出过人的识人眼光，他“交结知名，声誉发闻”，张纮、秦松等智谋之士皆愿与之交往，为日后招揽人才埋下伏笔。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奉袁术之命征讨刘表，在襄阳城外被黄祖部将射杀，灵枢由孙策护送还葬曲阿，年仅十七岁的少年骤然接过了家族的重担。
父亲战死的噩耗并未击垮孙策，他迅速收敛悲痛，前往寿春投奔袁术，请求归还父亲旧部。袁术虽赏识孙策的才略，却不愿轻易交出兵权，仅以“吾已用汝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为由推脱。
孙策无奈，只得前往丹阳投奔舅舅吴景，凭借孙氏父子的声望，很快招募到数百士兵。但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缺乏战斗力，不久便在泾县遭遇山贼袭击，损失惨重，孙策只得再次折返寿春，重申索要旧部之意。
袁术见孙策屡败屡战，且“才略绝异”，最终同意将孙坚旧部千余人交还，并表奏其为怀义校尉。
在袁术麾下，孙策的军事才能得到初步展现，他率军攻克庐江郡，所向披靡，连袁术都感叹：“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
然而袁术的反复无常很快让孙策失望：先是许诺任命他为九江太守，事后却改用亲信陈纪；后来又让孙策攻打庐江，许诺攻下后任其为太守，待孙策苦战攻克，却又将太守之位给了刘勋。
两次食言让孙策彻底看清袁术的野心，也坚定了他脱离袁术、自立门户的决心。
二、渡江击楫：江东六郡的铁血开拓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江东局势陷入混乱：扬州刺史刘繇因畏惧袁术，渡江占据曲阿（今镇江丹阳）；会稽太守王朗固守郡治；吴郡豪强严白虎拥兵自重。孙策抓住这一契机，向袁术请求：“家有旧恩在江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
袁术认为江东“形势复杂，难以平定”，便同意了孙策的请求，表奏其为折冲校尉，代行殄寇将军职权，给予的兵力却仅有千余人、战马数十匹。
这年十二月，孙策率军从寿春出发，沿途招兵买马，至历阳（今安徽和县）时，兵力已扩充至五六千人。周瑜闻讯，立即率部前来会合，并带来了粮草与战船，“遂俱进”。
渡江前，孙策向将士们申明纪律：“军士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这一举措为他赢得了民心，“民乃大悦”，为后续进军奠定了基础。
孙策渡江后的第一战便是攻取牛渚营（今安徽当涂县），这里是刘繇的粮草囤积地。孙策亲率先锋冲锋，“所向皆破”，不仅攻占营垒，还缴获了大量粮谷与战具。随后，他转攻梅陵（今安徽南陵县梅根镇）、湖熟（今江宁湖熟镇）、江乘（今江苏句容市北），连破刘繇部将，兵锋直指曲阿。
在神亭岭，孙策遭遇了刚刚投奔刘繇的太史慈，两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单挑：“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直至双方援军赶到才各自罢兵。这场酣斗让孙策对太史慈的勇武深感敬佩，也为日后收降这位名将埋下伏笔。
刘繇得知诸县失守，亲自率军在曲阿城外列阵迎战。孙策利用敌军士气低落的弱点，采取侧翼突袭战术，“纵兵大战，繇军大败”，刘繇逃往丹徒。孙策进入曲阿后，立即发布告谕：“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
这一政策极具吸引力，“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孙策的势力瞬间壮大，“威震江东”。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转向吴郡进军，首要目标便是豪强严白虎。严白虎聚众万余人，凭借险要地势固守，派弟弟严舆求和。孙策在会谈中“刃斫舆，舆立死”，随后趁严白虎部众恐慌之际发动总攻，“大破之”，严白虎逃往会稽投奔王朗。
平定吴郡后，孙策挥师南下，直取会稽郡。王朗据守固陵城，孙策多次强攻未果，便采纳叔父孙静的建议，假意备战，暗中派水军从查渎道迂回至王朗后方，“首尾击之，朗乃大败”，王朗被迫投降。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张昭、张纮为谋士，韩当、黄盖等为将领，初步建立起江东政权的框架。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僭越称帝，孙策闻讯，立即致书与其决裂，“责而绝之”。曹操得知后，表奏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正式承认其江东割据的合法性。此时的孙策并未满足于既有的地盘，他将目光投向了西南的庐江郡。
庐江太守刘勋兵力雄厚，孙策深知硬攻难以取胜，便设计诱敌：“遗勋书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欲击之而力不敌，乞出兵为援。’”并送上大量珠宝财物。刘勋果然中计，率军攻打上缭，孙策趁机亲率大军袭取庐江治所皖城，“尽得术部曲三万余人”，彻底清除了袁术在江东的势力。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乘胜进军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他派虞翻前往劝降太守华歆，虞翻以“孙策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前走刘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能支持几日？若粮尽兵散，悔之无及”陈说利害，华歆深知不敌，“即夜作檄，明旦出城降”。
至此，孙策历时四年多，先后平定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占据了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的大片土地，完成了江东的统一大业。
三、治政用人：江东政权的根基构建
孙策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平定江东，不仅依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在治政与用人方面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远见。
在吏治与法治建设上，孙策重用张昭、张纮等儒士，“命昭与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让他们制定律令，整顿地方吏治。针对东汉末年官吏腐败、政令不通的弊病，孙策推行“明赏罚，整纲纪”的政策，规定“诸将有过，毫不徇私；有功者，虽微贱必赏”。
他在会稽郡任用时，发现当地官吏“多有贪秽，拘系人民”，便立即下令罢免，并选拔“清廉正直”的士人接任，使得“郡中震肃，奸吏敛迹”。
经济民生方面，孙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江东地区“民户损耗，田地荒芜”，孙策下令“招抚流民，复其本业”，给予返乡农民种子与农具，鼓励垦荒。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修复了曲阿、吴郡等地的旧有陂塘，保障农田灌溉。
同时，孙策严格约束军队，“所过不虏略，民皆安堵”，与其他割据势力“纵兵劫掠”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举措迅速稳定了江东的社会秩序，为政权积累了充足的粮食与财力。
用人策略是孙策成就霸业的关键。他打破地域与出身的限制，形成了以淮泗集团为核心、融合江东士族的人才体系。对于淮泗旧部，如跟随孙坚的韩当、黄盖、程普等人，孙策“待之甚厚，委以重任”，让他们统领军队，冲锋陷阵。
对于江东本地士人，孙策则展现出极大的诚意，如会稽名士虞翻，起初不愿归附，孙策亲自登门拜访，“释其禁锢，待以交友之礼”，最终赢得虞翻的忠心。
收降太史慈的故事更成为孙策用人的典范。神亭岭之战后，太史慈随王朗逃往豫章，孙策平定会稽后，派人四处寻访太史慈的下落。当太史慈被擒后，孙策亲自为其松绑，握着他的手说：“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
并任命太史慈为门下督，让他前往豫章招募旧部。左右部下劝阻说：“太史慈必不还矣。”孙策却坚信：“子义舍我，当复与谁？”
果然，太史慈如期返回，还带来了数千兵马。这种“用人不疑”的气度，使得大批人才纷纷归附，正如王朗所言：“张昭素有名望，甘愿给他当谋臣，周瑜是江淮地区的人杰，也愿意给他充当部将。”
在调和内部矛盾方面，孙策采取了联姻与封赏相结合的策略。他娶江东大族桥公之女为妻，同时将妹妹嫁给丹阳周氏子弟，通过婚姻纽带拉近与江东士族的关系。
对于归顺的地方豪强，孙策“皆封侯赐爵，使守本土”，既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又实现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这种兼容并蓄的政策，化解了淮泗外来势力与江东本土势力的矛盾，为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孙策已成为东汉末年举足轻重的割据势力。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派张纮前往许昌向朝廷献捷，曹操见孙策势力日益强盛，不禁感叹：“狮儿难与争锋也！”为了拉拢孙策，曹操将侄女嫁给孙策的幼弟孙匡，又为儿子曹彰迎娶孙氏之女，双方结成姻亲。
但孙策并未满足于割据江东，他“有并兼天下之心”，暗中筹划袭击许都，迎汉献帝，试图成就更大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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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雄悲歌：许贡门客的致命一击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中原局势发生剧变，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双方兵力悬殊，胜负未分。孙策认为这是袭击许都的绝佳时机，便秘密集结军队，准备北伐。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这场刺杀的根源在于孙策诛杀吴郡太守许贡。许贡早年在吴郡任职，孙策平定江东后，许贡表面归附，暗中却向汉献帝上书，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朝廷宜外示荣宠，召还京师；不可使居外镇，以为后患”。
这封密信被孙策的部下截获，孙策召来许贡对质，许贡拒不承认，孙策怒而“命武士绞杀之”。许贡生前曾收养了一批门客，这些人感念其恩，发誓要为许贡报仇。
建安五年四月，孙策在丹徒（今镇江丹徒镇）休整，准备北伐事宜。他素来喜爱打猎，闲暇时常带少数随从外出射猎。一日，孙策乘一匹快马出城外，随从骑兵因马匹不及，渐渐落在后面。行至汝山（又名禹山）时，突然遭遇三名伪装成猎人的男子，正是许贡的门客。
一名门客假意询问：“孙将军何在？”孙策察觉异常，反问：“尔等何人？”门客应声答道：“我等是许贡部下，特来为许公报仇！”说罢举弓便射，一箭正中孙策面颊。
孙策强忍剧痛，拔出战刀反击，砍倒一名刺客，但另两名刺客轮番射箭，孙策手臂又中一箭，伤势严重。此时，随从骑兵赶到，将剩余两名刺客全部射杀，但孙策已血流不止，陷入昏迷。
部下将孙策紧急护送回丹徒城内，请来名医诊治。医生检查后说：“箭镞有毒，需静养百日，不可动怒，方可痊愈。”起初，孙策还能遵医嘱休养，但某日他在镜中看到自己面部的伤疤，不禁悲叹：“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情绪激动之下，他用力捶打床榻，导致“金疮迸裂”，伤势急剧恶化。
自知时日无多的孙策立即召集部下安排后事。他首先召见张昭等核心谋士，嘱托道：“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随后，他召来弟弟孙权，将印绶亲手交给他，临终前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遗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建安五年四月初四，孙策与世长辞，年仅二十六岁。这位在江东大地纵横驰骋的“小霸王”，终究没能实现北伐许都的宏图壮志，将未竟的事业交给了十九岁的孙权。孙策死后，葬于曲阿，孙权称帝后，追谥其为长沙桓王，立庙于建业。
五、历史回响：孙策的功业与评价
孙策的一生虽如流星般短暂，却在三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十七岁丧父的孤臣身份，凭借千余兵马渡江，在短短四年多时间里平定江东六郡，开创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其功业之辉煌，堪称汉末群雄中的奇迹。
时人与后世对孙策的评价极高，多聚焦于他的勇武与才略。虞翻称其“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刘晔评价“多谋而善用兵”，都认可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陈寿在《三国志》中更是盛赞：“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
认为他的勇猛锐利天下无人能及，有攻占中原的大志。陆机在《辩亡论》中也写道：“神兵东出，以寡凌众，攻无不克，城无坚守之将，战无不胜，进无敢犯之虏”，生动描绘了孙策平定江东时的威势。
孙策的用人眼光与气度也备受推崇。他能让“张昭为谋主，周瑜为爪牙”，收降太史慈后“委以心腹之任”，对待士人“折节下士，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王懋竑评价：“孙策创业江东，能礼遇张昭、张纮、虞翻，以师友之礼对待他们，委托重用，可谓信任臣下，而内外事务得以安稳，不仅仅是凭借武力。”这种识人用人的能力，为孙权留下了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成为孙吴政权延续的重要保障。
然而，孙策的性格缺陷也同样引人注目。陈寿指出他与孙坚“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其悲剧根源。他诛杀高岱、于吉、许贡等人的行为，虽有维护权威的考量，却也暴露了他“好面子、争强好胜”的性格弱点。
晁补之认为“孙坚、孙策都没有王霸之主的样子”，毛宗岗也指出“孙策冲锋陷阵，攻打敌人的勇武有余；然而坐镇指挥，作为君主的风度还有所欠缺”，这些评价都指出了孙策性格中不利于长期执政的因素。
郭嘉对孙策的预判更是成为历史的谶言。早在孙策平定江东时，郭嘉便对曹操说：
“孙策刚刚吞并江东，他诛杀的都是英雄豪杰，这些人能让部下为他们拼死效力。可是孙策轻率而没有防备，就算他的部众有百万人之多，却和独自在原野上行走没有两样。如果有刺客伏击，只需要一个人就能与他对敌。在我看来，孙策必定死于匹夫之手。”
这一精准的预测，既展现了郭嘉的洞察力，也印证了孙策性格缺陷的致命性。
尽管如此，后世学者仍对孙策的功业给予高度肯定。何去非认为若孙策不早逝，“定会成为曹魏的心腹大患”；张佩纶更是感叹：“倘若上天能让他活得更久，与周瑜一起勠力同心进取中原，则天下大事未可知也。”
卢弼则评价：“孙策十七岁丧父，二十六卒，十余年间建立大业，少年英雄，勇锐无前，真一时豪杰之士。”这些评价都认可孙策的才能与功业，为他的早逝深感惋惜。
孙策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奠定了孙吴的基业，更在于他开发了江东地区。在孙策之前，江东被视为“蛮夷之地”，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孙策平定江东后，推行招抚流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吸引了大量中原士人南迁，促进了江东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此后，孙权正是在孙策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疆域，与曹魏、蜀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使江东成为三国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
从富春少年到江东霸主，孙策以短暂的一生书写了英雄传奇。他的勇武与才略、识人用人的气度，为后世所称颂；而他的性格缺陷与悲剧结局，也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警示。
正如刘克庄在《长沙王墓》中所咏：“霸略谁堪敌伯符，每开史册想规模。一千扫众横江去，十七成功自古无。”这位“小霸王”虽已远去，但他开创的江东基业与留下的英雄传说，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