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乐欣得知休庭消息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午后的阳光透过医院病房的百叶窗，在她苍白的脸上切割出一道道明暗交错的条纹。她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留下几个半月形的红痕。电话那头，父亲钱景尧的声音依然沉稳，却掩不住一丝无奈：“欣儿，情况有变，原告突发急症，昏睡不醒，法官宣布无限期休庭。”
“无限期？”钱乐欣重复这三个字，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带着刀刃般的锋利。
“电视台的人已经撤了。谭笑七…今天不会出现在任何镜头里。”
病房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监测仪器发出规律的滴答声。钱乐欣缓缓放下手机，目光空洞地望向窗外。北京秋天的天空是高远而湛蓝的，几朵云悠闲地飘过，仿佛世间一切烦恼都与它们无关。
这种无关刺痛了她。
回到北京已经四天，钱乐欣数着日子，每一天都像在数身上无形的伤口。她住进这家医院的高级病房，名义上是“调养身心”，实则是父亲钱景尧的保护措施。绑架案虽未公开，但钱家势力范围内已风声鹤唳。
病房宽敞得像酒店套房，却弥漫着消毒水与孤独混合的气息。钱乐欣起初整日蜷缩在靠窗的沙发里，望着楼下花园里散步的病人和家属，觉得自己像是被隔绝在玻璃罩中的标本。直到几天前，父亲告诉她谭笑七的官司即将开庭，电视台已经打点妥当。
“我要看到他。”当时钱乐欣只说了一句话，声音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惊讶。
钱景尧深深看了女儿一眼，点点头：“你会看到的。”
从那天起，时间突然有了意义。钱乐欣开始计算开庭前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她让护士撤掉了镇定药物，拒绝心理医生的例行访问，甚至开始正常进食。一种奇异的生命力重新在她体内流动，源头却是一个黑暗的秘密——她要看清谭笑七的脸。
在等待的时间，钱乐欣无数次在脑海中勾勒谭笑七的面容。
深夜失眠时，她会打开床头灯，拿起素描本和铅笔。笔尖在纸上滑动，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高挺的鼻梁？也许是。深邃的眼睛？可能。薄唇还是厚唇？她不知道。每一次尝试都以纸页被撕碎告终，那些碎片像极了她在黑暗中拼凑不完整的记忆。
那七天没有视觉，只有触觉、嗅觉、听觉和一种令人恐惧的、被无限放大的感知。
她记得他的手掌很大，能完全包裹住她的手腕，指腹和掌心有粗糙的茧——是常年劳作还是特殊训练留下的？他的呼吸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平稳时如潮汐起伏，激烈时像风暴掠过海面。他身上有一种混合着汗水和某种木质香皂的味道，不讨厌，甚至…在某些被荷尔蒙淹没的瞬间，那种气息让她有种奇怪的安心感。
最清晰的记忆是声音。他的声音低沉，在黑暗中震荡着她的鼓膜和胸腔。他不常说话，但每句话都简短有力，像钉子一样楔入她的意识。“喝水。”“转身。”“别动。”有时是命令，有时却有一种奇异的温柔，尤其是在那些漫长的、身体纠缠的三个小时之后，他会用湿毛巾擦拭她汗湿的脊背，动作轻缓得与之前的猛烈判若两人。
钱乐欣痛恨自己记住了这些细节。每当这些记忆碎片浮上心头，她就用指甲狠狠掐自己的大腿，直到疼痛覆盖一切。但身体有自己的记忆，那些深夜里，她会突然醒来，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和渴望，随即被汹涌的羞耻吞没。
“我只是想看清楚，”她对着空无一人的病房低语，“看清楚那个毁了我的人。”
可惜第一次开庭的录像里，谭笑七只有一个模糊的蓝色影像。
开庭前，钱乐欣做了精心准备。
她让护士帮忙洗了头发，吹干后披散在肩头。她挑选了一件烟灰色的羊绒开衫，里面是白色的真丝吊带，都是父亲派人从她公寓取来的。镜中的自己依然苍白瘦削，但眼中有了光亮，那种几近狂热的光亮。
“很快，”她对镜中的自己说，“很快你就会看到。”
她甚至想象了看到谭笑七面孔后的各种可能：
如果他相貌猥琐，尖嘴猴腮，眼神闪烁不定——那将印证她最深的恐惧：自己被一个卑劣丑陋的人占有、玷污。那么她会请求父亲动用一切手段，让谭笑七消失。钱家有这样的能力，她知道。父亲虽然从未明说，但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沉默男人，那些偶尔响起的加密电话，都在暗示着钱景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但如，如果谭笑七仪表堂堂呢？
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她的思绪。如果他有坚毅的下颌线，深邃的眼睛，五官端正甚至英俊？钱乐欣不敢深入思考这个可能性，但潜意识里，这个念头像暗流般涌动。在那些最私密的幻想中，她绝不会承认那是幻想，谭笑七有着电影明星般的面容，他的暴力因此被蒙上一层浪漫的色彩，仿佛那些黑暗中的纠缠不是犯罪，而是某种扭曲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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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她斥责自己，用力摇头试图甩开这些想法。
但身体记得。身体记得那双有力的手，记得那种被完全掌控又奇异释放的感觉。二十二年来，钱乐欣的生活是精致而规范的：私立学校、艺术课程、海外留学、园艺实习。然后突然地，她被抛入七天赤裸的黑暗，体验了最原始的身体对话。
这种体验撕裂了她。一部分的她尖叫着要复仇，另一部分却隐秘地感到某种启蒙。这种分裂几乎令她疯狂。
第二次开庭日终于到来。
钱乐欣清晨五点就醒了，再也无法入睡。她让护士拉开所有窗帘，看着天色从深蓝渐变为鱼肚白，再染上晨曦的金红。时间慢得像在糖浆中流淌。
九点整，父亲打来电话：“摄像记者已经就位，两个机位，法庭允许的区域。只要谭笑七出现，一定会拍到正面。”
“他一定会出现，对吗？”钱乐欣问，声音里有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
“除非他放弃辩护。”钱景尧顿了顿，“欣儿，你确定要看吗？看了，就再也无法忘记那张脸了。”
“我已经无法忘记了，”钱乐欣苦涩地说，“只是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挂断电话后，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病号服的下摆被她无意识地揉搓得皱巴巴的。她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然后又关掉。打开，关掉。反复三次。
十点，庭审应该开始了。钱乐欣想象着法庭的场景：谭笑七坐在被告席上，也许穿着西装，也许只是简单的衬衫。他的姿势是怎样的？挺直还是慵懒？他会紧张吗？那个在黑暗中掌控一切的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是什么模样？
她走到梳妆台前，重新梳理头发，涂了一点唇膏。她要在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那一刻，保持仪态。她要直面他，用目光穿透屏幕，让他感受到——如果真有心灵感应的话——她的注视。
钱乐欣没有回复。她的全部注意力都聚焦在即将响起的电话上，那个告诉她可以打开电视的电话。
十一点零三分，电话终于响了。
钱乐欣深吸一口气，接起：“爸？”
然后，世界崩塌了。
“谭笑七的妈妈突发急症，昏睡不醒，所以法官宣布无限期休庭…”
这些词语像钝器一样击打她的耳膜。钱乐欣感到一阵眩晕，必须扶住窗台才能站稳。窗外的阳光突然变得刺眼，那些悠闲的云朵此刻像是在嘲笑她的期待。
“欣儿？你在听吗？我马上就到医院”钱景尧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她没有回答，缓缓放下手机，动作机械得像提线木偶。然后，她看到了梳妆台上那面精致的银边镜子，镜中映出一张苍白的脸，眼睛大而空洞，唇上的那抹红此刻显得可笑而可悲。
第一个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她抓起镜子，用力砸向墙壁。
碎裂声清脆刺耳，千百片镜片四散飞溅，每一片都映出她破碎的影像。监测仪器发出尖锐的警报声，门外传来护士急促的脚步声。
“钱小姐？您没事吧？”
门被推开的瞬间，钱乐欣已经抓起了床头柜上的玻璃水壶。她没喝水壶，而是将它高高举起，然后松手。重力完成了剩下的工作，水壶在地板上炸开，清水混合着玻璃碴四处流淌。
“出去。”她的声音低沉得不像自己。
护士僵在门口，不知所措。
“我说，出去！”
这一次是尖叫，歇斯底里，撕心裂肺。钱乐欣自己都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仿佛有另一个人借她的喉咙发声。护士慌忙退出去找医生。
接下来的十分钟，钱乐欣系统地摧毁了视线所及的一切。
花瓶砸向电视机屏幕，花朵和电子元件一起迸裂。椅子被抡起来砸向衣柜门，木屑飞溅。她把抽屉整个抽出，将里面的物品——药瓶、杂志、充电器、一盒未开封的巧克力——像天女散花般抛向空中。药瓶撞到天花板又落下，药片洒了一地，像某种怪异的祭品。
最令她愤怒的是那些监测仪器，它们滴滴答答的声音突然变得无法忍受，像是在计数她崩溃的每一秒。她抓住输液架，那个已经陪伴她四天的金属伙伴，用尽全力砸向监测屏幕。一下，两下，三下，直到屏幕变黑，塑料外壳破裂，电线裸露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钱乐欣的大脑异常清醒，甚至可以说是超然。她看着自己的手在动作，看着物品在空中飞行、碎裂，看着房间从整洁有序变为灾难现场。她感到一种释放，一种将内心混乱外化为物质混乱的快感。每一个破碎的物品都象征着某种破碎的期待：对正义的期待，对closure的期待，对一张脸孔的期待。
当输液架最终从她手中滑落时，挂钩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银色弧线，不偏不倚擦过她的左手腕。
一阵锐痛。
钱乐欣低头，看到一道细长的伤口正在渗血，先是几颗血珠，然后连成一条红线，沿着手腕流向掌心。鲜红与苍白的皮肤形成刺目对比。奇怪的是，疼痛让她平静下来。她盯着那道伤口，看着血液缓慢流淌，像是在确认自己还活着，还有东西可以流出。
门被猛地推开，钱景尧冲了进来，身后跟着医生和两个护士。
眼前的景象让这位见惯风浪的中年男人也愣住了。他的目光迅速扫过一片狼藉的房间，最后落在女儿流血的手腕上。
“欣！”他的声音沙哑，伸出手想要靠近。
“别碰我。”钱乐欣后退一步，背靠墙壁滑坐到地上。血液在她掌心晕开，温热黏稠。“他跑了…他又躲回黑暗里了…”
钱景尧向医生使了个眼色，医生和护士开始小心地清理地面，为钱乐欣处理伤口。她没有反抗，任由他们用纱布按压止血，消毒，包扎。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只是盯着墙壁上的一块污渍，眼神涣散。
“换病房。”钱景尧简短地命令，“要隔音的。”
然后他蹲下身，与女儿平视：“你想让他付出代价，我会让他付出代价。不需要法庭，不需要电视镜头。”
钱乐欣缓慢地转动眼珠，看向父亲：“你怎么做？”
“有很多方法。”钱景尧的声音平静，但眼底有寒光，“让他消失是最简单的。”虽然钱老明白，这种尝试他已经进行过四次，都是铩羽而归。
有那么一瞬，钱乐欣几乎要点头。让谭笑七消失，让这场噩梦彻底结束。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不。”
“不？”
“我要看着他，”她轻声说，语气却异常坚定，“我要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然后我再决定。”
钱景尧凝视女儿良久，最终叹了口气：“好。那就等下次开庭。”
“如果永远不开庭了呢？”钱乐欣问，声音里有种孩子气的绝望。
“那就用别的方式。”钱景尧站起身，“现在你需要休息。”
医生适时上前：“钱小姐，我给您注射一剂镇静剂，帮助您入睡。”
钱乐欣没有反对。她任由护士引导到新病房，躺在新换的床单上。当针尖刺入皮肤时，她感到一阵冰凉，随后是温热的倦意如潮水般涌来。
在意识沉入黑暗前，最后一个画面不是谭笑七的脸——她仍然不知道那张脸长什么样——而是黑暗本身，那个房间的黑暗，浓稠得化不开，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那种黑暗中，谭笑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存在，一种力量，一种将她从原有生活中连根拔起的飓风。
然后药物生效，她沉沉睡去。
在安眠针带来的无梦睡眠深处，钱乐欣的身体放松了，但潜意识仍在工作。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个被她砸碎的病房里，钱景尧正在仔细检查每一片狼藉。他小心地避开玻璃碴，目光锐利如鹰。最后，他在梳妆台的碎片中找到了一张素描纸的残片，上面是用铅笔草草勾勒的男人侧脸轮廓。
钱景尧捡起那张纸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是我。”他对着电话说，“把我收集的谭笑七的所有资料，包括照片都送到医院。对，现在就要。”
对方有点为难，“领导，照片都是抓拍的，没有正脸的，那个人似乎有一种躲避偷拍相机镜头的本能！”
挂断电话后，他望向窗外，眼神复杂。女儿对那个男人的执着超出了他的预期，也超出了简单的恨意。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到无力和愤怒；作为一个男人，他却隐约理解那种执念，有些伤口，必须亲眼见证才能开始愈合。
而此刻在药物作用下沉睡的钱乐欣，在意识的最后一丝清醒消逝前，模糊地想：也许我永远也看不到他的脸了。也许那张脸将永远是一个空白，一个问号，一个她必须在余生中自己填充的轮廓。
这个念头本该让她恐惧，却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因为如果脸是空白的，那么她可以想象任何面容。如果脸是空白的，那么掌控权就在她手中。
在沉睡中，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做一个甜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