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月，她整理了三年来的全部战例档案，做了详尽的分类索引。
以前这些档案乱糟糟堆在一起，找份资料要半天。
到这里的第二个月，她在一次演习方案讨论会上，指出了原计划中的三处漏洞，陈部长当场让她重新修改方案。
第三个月，她独立完成了一份边境防御态势分析报告，被军区首长批示“见解深刻，建议可行”。
渐渐地，办公室里的气氛变了。
“江参谋，帮我看看这个数据对不对？”
“德花同志，这份地图你看这样标行吗？”
“小江，晚上加班吗？我媳妇包了饺子，要不一起回去吃点？”
她开始被接纳，被认可。
傅深经常来找她，有时是送本书，有时是约她吃饭，有时就是下班后一起散步。
他们聊工作，聊读书，聊理想。
傅深在政治部工作，负责宣传和教育，两人虽然岗位不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惊人一致。
一个周末，傅深带她去宜和园，秋日的湖边水光潋滟，长廊上游人不多。
他们慢慢走着，傅深突然说：“德花，我这周末要去上海出差，半个月。”
“去做什么？”
“有个政治工作会议。”傅深停下脚步，看着她，“走之前…我想问你，我们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江德花看着湖面，一艘小船正缓缓划过。
看着这张期待的帅脸，她想起很多事，祠堂里的月光，油灯下的长谈，三年间的二十七封信，长安街的夜色。
“傅深，”她转过头，“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
“知道一些。”傅深点头，“你说过你哥哥……”
“我三哥叫江德福，”江德花慢慢说，“他为了参军的路费，差点把我卖给一个屠户。
我连夜逃出来，参了军，再没回去。
现在我当了军官，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找我，利用我。”
她说得很平静，但傅深听出了背后的痛楚。
“所以呢？”他问。
“所以跟我在一起，可能会有麻烦。”江德花直视他，
“可能会有亲戚来攀关系，要好处，甚至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想清楚了吗？”
无论两人能不能成，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变的，她必须让傅深知道。
虽然她能解决这一切，但这也不妨碍她给傅深一点考验。
如果他在意，正好也趁机认清他的心思，如果他不在意，那就更好了。
听到德花话里的犹豫，傅深笑了。
他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手腕这是他们第一次有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接触。
“江德花同志，”他说，“如果我在意那些，三年前就不会在祠堂里跟你聊到半夜，不会给你写信，不会等你三年。
我看上的是你这个人，你的坚韧，你的上进，你的心。至于其他，都是小事。”
江德花的眼眶突然热了。
“那……”她声音有些抖，“等我哥哥真找上门时，你可别后悔。”
“不后悔。”傅深握紧她的手，“这些我们都能一起面对。”
在临走前，两人分别给工作单位提交了结果报告。
两人都参军多年，政审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结婚报告很快就通过了。
江德花直接打电话给傅深，“喂…是傅深吗？我是江德花。”
“嗯嗯，德花，我是傅深。”
“咱们的结果报告通过了，等你回来咱们就去领结婚证。”
“那是肯定的，等我回来，德花。”
“好。”
在傅深从上海回来的第二天，他们就去领了结婚证。
手续很简单，单位开证明，民政局登记，两张红色的纸，就算结婚了。
江德花买了不少糖，领完证还给工作人员一人抓了一把，剩下的等回部队给其他人发。
虽然两人没有商量关于彩礼，嫁妆的事，甚至没有通知家人。
但是傅深将自己存放工资的存折给了江德花，自己一分钱没留。
江德花看到他这样，更加满意。
男人的工资主动上交和被动上交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钱在她手里肯定不会乱花，说不定等风声过去，她还能在京都攒下一批家业。
江德花虽然有家人，但她可不想招来一群豺狼虎豹，所以她没通知。
傅深的父母早年在战争中牺牲，他是由叔父带大的，叔父在南方，一时来不了。
婚礼定在周六晚上，在傅深的宿舍，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军官宿舍。
客人只有六个，陈部长和夫人，作战部林参谋，政治部两个傅深的同事。
还有赵师长，他刚好来北京开会，听说江德花结婚，早就叫嚷着要来。
菜是大家凑的，陈夫人做了红烧鱼，林参谋买了烤鸭，傅深的同事带了瓶白酒，赵师长拎来一包上海奶糖。
小小的宿舍挤得满满当当，但笑声不断。
“小江啊，”赵师长举着茶杯——以茶代酒，“我是看着你从新兵一路走过来的。好样的！傅深同志，你要好好待我们德花！”
傅深郑重应下：“一定。”
陈部长难得说了句感性的话：“咱们革命者，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不容易。你们俩要互相扶持，共同进步。”
江德花穿着新做的列宁装，傅深用布票扯的蓝布，她自己缝的。
没有红盖头，没有鞭炮，但她觉得，这是她理想中的婚礼。
简单，真诚，平等。
晚上客人散去，两人收拾碗筷。傅深突然说：“委屈你了，婚礼这么简陋。”
“不简陋。”江德花摇头，“有真心实意祝福我们的人，比什么都强。”
傅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结婚礼物。”
里面是一支钢笔，黑色的笔身，银色的笔尖。
“希望你用它写出更多好文章。”傅深说。
江德花接过，握在手里，这支笔，比她当年在破庙里用的那截铅笔，重得多，也珍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