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母和庄赶美气死了，没想到他手里竟然还有记录。
前几天那份已经被他们当成柴火烧了，本以为老大已经没有凭证，没想到他还有!
王主任接过，戴上眼镜仔细看，看着看着，眉头皱起来。
庄母的哭声停了，有些不安。
“庄大娘，”王主任抬起头，“按这记录，您儿子这些年，给了家里将近五千块钱？”
“那那是他孝顺！”庄母强词夺理，“当儿子的，不应该孝顺父母，给家里钱吗？”
“该。”王主任点头，“但据我所知，庄老师月工资也就375，这要是全给了家里，他自己小家怎么过？”
她转向黄玲：“黄玲同志，你家每月开销多少？”
黄玲咬了咬嘴唇，从五斗柜里拿出自己记账的牛皮纸账本，翻开最近一页，递过去。
王主任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米多少钱，油多少钱，孩子学费多少钱，最后是“结余：-1元，借张姐5元”。
她抬头看黄玲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袖口内侧的补丁虽然细密，但明显。
又看这屋子，水泥地，旧家具，墙上有霉斑。
再看庄母，虽然也穿得朴素，但手腕上戴着银镯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红润。
对比太明显。
“庄大娘，”王主任合上账本，语气严肃了，“您大儿子把工资全给了家里，您儿媳妇一个人养活四口人，还欠着外债。您觉得，这合适吗？”
庄母脸涨红了：“那是他们不会过日子！再说了，他爸有病”
“有什么病？什么病需要一个月花二十块钱买药？”庄超英开口，从账本最后几页翻出记录，
“这是黄玲记的，超英妈看病借20元，赶美送礼借25元剩下的全是黄玲向工友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
她把账本摊在桌上，铅笔小字密密麻麻，像无声的控诉。
王主任看着那些借款记录，脸色越来越沉。
街道办调解过无数家庭纠纷，但这种程度的一边倒吸血，还是少见。
庄赶美坐不住了：“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说的是养老！爸妈年纪大了，我哥当老师的，一个月给五块钱，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那你说给多少合适？”庄超英看着他，“你也是爸妈的儿子，你一个月给多少？”
庄赶美噎住了。他虽然在钢铁厂上班，但月月光，甚至还要找庄母要钱花。
更何况自己还要结婚，结婚的钱还要靠家里，哪有钱给？
“我我现在困难，等结完婚，挣了钱肯定给！”
“以后？”庄超英笑了，笑意没到眼底，“赶美，我今年三十六，图南十岁，筱婷六岁。我也有我的‘以后’要顾。”
他转向王主任，语气诚恳里带着疲惫：
“王主任，我不是不孝的人。爸妈的养育之恩，我一辈子记得。
但我也得活，我的老婆孩子也得活。这些年，我给了家里4200元钱，老宅翻修了，弟弟结婚的彩礼。我问心无愧。”
“现在，我两个孩子都要用钱，我也需要钱，需要养家，需要把钱留在自己家里。”
“每月五块，是我能给的极限。逢年过节另给，生病住院两家平摊。这是我的底线，也是我对这个家最后的责任。”
他说得很慢，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他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平静决绝。
也正是这样的态度，反而让在场来看热闹的人心里不好受。
他们都想起了自己家里的偏心事，虽然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但像老庄家这样的还真是少见。
王主任听完，沉默了很久。她看看庄母，看看庄赶美，又看看庄超英和黄玲。
最后，她叹了口气：“庄大娘，您也听见了。您儿子不是不养，是能力有限。
这些年，他确实给了不少。现在他有难处，您当父母的，也该体谅体谅。”
庄母还想争辩，王主任摆摆手：“这样吧，我看庄老师提出的方案，每月五块，年节另给，生病平摊——合情合理。
你们要是接受，我就这么写调解书。如果不接受，你们爱去哪闹去哪闹，我也无能为力。”
“但我提醒一句，”王主任补充，“真要撕破脸皮了，你们就是连每月这五块钱也没了。
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庄老师是好过了，你们可就不一定了……”
王主任这话说的意味深长，既是敲打，也是给台阶。
庄母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她心里清楚，真闹大了，那些存款的事捂不住，街坊邻居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庄赶美还想说什么，被庄母一把拉住。
“那就按超英说的吧。”庄母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像用尽了全身力气。
王主任点头，在笔记本上刷刷写了几行，撕下来递给庄超英：
“这是调解意见，你们双方签字。以后就按这个执行。”
庄超英签了字，庄母也按了手印——她不会写字。
事情了结，王主任起身要走。
临出门前，她回头看了庄母一眼，低声说：“庄大娘，差不多得了。儿子也是人，不能往死里逼。”
门关上了。
庄母和庄赶美还坐在堂屋里，像两尊木雕。黄玲去送王主任，回来时，看见庄超英正在收那些凭证和账本。
“你们还有事？”超英问。
庄母站起来，看着儿子，眼神里有怨毒，也有某种说不清的悲凉：
“庄超英，你好样的。从今往后，我就当没生过你。”
“妈，”庄超英平静地说，“您永远是我妈。该给的钱，我一分不会少。
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也会出一份力，但其他的，没有了。”
庄母嘴唇哆嗦着，最终什么也没说，拉着庄赶美走了。
脚步声远去，巷子里传来谁家孩子的哭声，远远的，不甚清晰，像另一个世界。
黄玲关上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吐出一口气。她看向庄超英，眼神复杂：“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