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祭的消息被节目组以“企划预告片”的形式在重播节目的片尾播出后，引发的社会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最初只是节目结束后滚动字幕里的一行小字：“下期预告：偶象们的文化祭准备中”。
但两天后，《电视周刊》在封底用了四分之一版面刊登了模糊的抓拍照。
照片里，中森明菜蹲在地上整理彩纸，松田圣子仰头看着黑板上的分工表，照片象素粗糙，却更添真实感。
连 nhk的早间新闻都在“文化栏目”里用三十秒提到了这个现象：
“最近，一档记录偶象校园生活的节目引发关注。据悉，这些在舞台上闪耀的年轻人，正在为中野高等学校即将到来的文化祭进行筹备……”
社会期待像春日的薄雾，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
在崎玉县清濑市的住宅区，早上八点的主妇座谈会上，咖啡杯冒着热气，话题却从孩子的升学转到了别处：
“听说圣子酱也会参加学校的文化祭呢。”
“真的吗？我家女儿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说，好想去看现场。”
“但学校应该不对外开放吧？”
“电视台会播特别节目吧？那个《偶象的昼与夜》。”
“啊，那我得把录像机准备好。”
这种期待是分层的。
对家庭主妇而言，松田圣子、中森明菜这些名字，不仅是电视机里传出的歌声，更是她们年轻时未能实现的梦的影子。
偶象是她们在洗衣做饭时，从收音机里听到让单调日常短暂发光的慰借。
如今这些“梦的影子”要象普通孩子一样筹备校园活动，这种反差萌生了奇妙的亲近感。
而在东京都心的写字楼里，情况又不同。
泡沫经济前夜的日本，加班正逐渐从偶尔变成常态。
深夜十点，丸之内线末班电车上，系着领带的男人们闭目养神，脑海里却浮现出自己十年前的校园时光。
文化祭，那是升学压力下为数不多可以名正言顺地胡闹、不用考虑未来的时刻。
现在，那些在gg牌上微笑的偶象们，也要经历这些吗？
朝日电视台第七会议室，烟雾缭绕。
制作人将厚达二十页的观众调查分析报告放在橡木长桌上，推了推金边眼镜。
“文化祭特别篇，收视率预测最低 28，最高可能突破 35。”他压抑着亢奋。
审议委员长翻动着报告，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
良久，他摘下老花镜：“需要台里提供什么支持？”
“三件事。”
制作人木叶竖起三根手指，“第一，我们需要校方完全开放拍摄许可。第二，我们需要各事务所配合。不是表面配合，是真正给这些孩子准备的时间。第三，”他顿了顿，“我们需要一笔特别预算，用于多机位拍摄和现场直播的技术保障。”
“事务所那边会同意吗？”
宣传部长皱眉，“偶象的时间就是金钱。让他们花几天时间贴海报、搬桌椅？经纪公司会认为这投资回报率太低。”
“所以我们要换个说法。”
木叶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份文档，那是委托市场调查公司做的舆情分析，“现在，公众‘真实的偶象生活的期待值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如果哪个事务所在这个时候阻挠旗下艺人参与校园活动，舆论会怎么反应？”
他翻到报告的某一页，念道：“观众最反感的是过度包装的偶象形象，渴望看到偶象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的谈判筹码。”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只有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嗡鸣。
“我去和校董事会谈。”
审议委员长最终说，“事务所那边，木叶你亲自带队拜访。带上这份报告，让他们明白，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投资国民好感度。这种无形资产，比短期通告费值钱得多。”
压力像梅雨季节的湿气，无声地渗透进各个事务所。
研音事务所的社长室里，野崎俊夫将朝日电视台送来的牛皮纸文档袋放在红木办公桌上，没有立即打开。
他先点了一支 hope牌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才用裁纸刀划开封口。
文档很厚，除了收视预测，还有剪报合集，包括了《周刊朝日》的评论文章《偶象也需要“放学后”》、《女性自身》的专题《舞台之下的她们》，每篇文章旁都用红笔标注了阅读率数据。
“文化祭特别篇，总时长 120分钟。”
野崎念着企划书上的文本，“中森明菜的单人镜头预估不少于 18分钟，与其他偶象的交互场景占 30以上……”
“这是好事啊，会长。”坐在对面的社长花见赫说，“曝光率高，而且是正面形象。”
“是机会，也是风险。”
野崎弹了弹烟灰，“如果明菜在文化祭上表现完美，这 18分钟就是最好的宣传片。但如果她有任何失误，哪怕只是贴歪了一张海报都会被镜头放大，变成 18分钟的公开处刑。”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楼下十字路口人流如织，松田圣子代言的化妆品gg牌在阳光下闪铄。
“电视台在下一盘棋。”
野崎的声音很冷，“他们用国民期待绑架我们。现在我们不仅不能让明菜缺席，还必须表现得比谁都支持，而且还主动为她争取更多镜头。”
“那行程调整的事？”经纪人名幸房则试探地问。
“调整。”野崎转身，目光如炬，“文化祭前后一周，把所有非紧急通告全部延后或取消。给她时间准备。但是……”
他加重语气，“要让节目组知道我们做出了多大牺牲。这份人情，将来要还的。”
“明白。”
权衡利弊的戏码，也在东京都内其他事务所上演。
燃烧事务所的常务董事会议上，董事们传阅着收视预测报告。
“小泉今日子那个孩子，在节目里看起来很活泼。”一位老董事说，“这种邻家女孩形象，对拓展年轻观众群很有帮助。”
太阳音乐事务所则更直接，他们连夜召集企划部，要求在文化祭特别节目播出后，立即激活“松田圣子校园风”写真集的策划。
“要抓住这个时机，”企划部长在电话里对印刷厂说，“国民现在想看到的，就是穿制服、做手工的圣子酱。”
杰尼斯事务所的反应最微妙。
近藤真彦的经纪人被叫到副社长办公室，喜多川玛丽亲自过问：“真彦在节目里的形象，会不会太普通了？我们需要讨论，如何在保持学生感的同时，不损害他的偶象魅力。”
无形的压力网络就这样织成了。
在已经沸腾的公众期待面前，抵抗显得愚蠢，顺应才是明智。
更何况，这种顺应还能包装成尊重校园教育、支持青少年成长的高尚姿态。
于是，在文化祭正式开始前十天，偶象学生们突然发现他们的行程表变了。
原本密密麻麻、以色块区分的通告安排，出现了大片的空白。
这不是休息时间，而是标注着节目录制的专属时段。
……
文化祭的准备，确实不是从某个宏大的时刻开始的。
而是从一张用钢笔和直尺手绘、又被反复修改到边缘毛糙的时间表开始。
周二下午三点五十分，夜间部教室。
黑板被值日生擦得能照出人影，此刻又被白色粉笔写满。粉笔灰在通过玻璃窗的西晒阳光中飞舞，像时光本身的尘埃。
“舞台组：中森、石川、堀，再加二年 b班支持的两名男生。”
“装饰组：松田、小泉、松本，负责教室和走廊展区布置。”
“音响器材：近藤协调，乐器社协助。”
“食品准备：山田主责，需五名助手，须提交食材清单至家政课审核。”
“总调度：早见。”
字迹从一开始的工整逐渐变得潦草，不同笔迹叠加，这是三天来第七次修改分工方案。
羽村悠一站在讲台旁，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看着台下：“这是最终版。有异议现在提。”
教室里一片沉默。不是默许，而是某种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