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原俊彦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被杰尼桑训话时的情景：
“你要做到完美，因为观众只会记住你失误的瞬间。”
但今天，他和近藤真彦一起，贴歪了皱纹纸，搬桌子磨破了手，调试音响时按错了静音键，然而没有观众看见这些。
甚至，这些失误本身，很快就会被他遗忘。
而这种被允许不完美的感觉，竟然带着某种陌生的轻盈。
松田圣子走到窗边，推开了半扇窗。
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混合着远处炊烟和初生草木的气息，这是东京三月特有的味道。
她望着窗外沉入夜色的校园，操场上为文化祭临时架设的照明灯已经熄灭，只有教职工办公楼还有两三扇窗户亮着，像夜航船的灯。
“累了吗？”
她的身后，传来了声音。
圣子回头。
羽村悠一不知何时回到了教室，手里提着两个印有“ 7-eleven”标识的塑料袋。
1973年，这家源自阿美利卡的便利店与伊藤洋华堂公司签约，进入日本市场不久，蓝红橙三色的商标便迅速出现在曰本的大街小巷里。
虽然这家便利店起源于阿美利卡，所有权和战略重心却开始向曰本转移。
“羽村老师。”圣子微笑，“来检查进度？”
“来送补给。”
羽村将袋子放在讲台上，里面露出饭团的三角形包装、三明治的透明盒、和罐装咖啡的金色拉环。
“大家都过来吃点东西。”
学生们慢慢聚拢过来。
没有人客气，各自拿了食物，又散开到教室各处，要么坐着要么靠墙站着，小口小口地吃。
羽村也拿起一个鲑鱼饭团，走到圣子旁边的窗边，背靠着窗框。
“进度比计划慢了一些。”圣子说，撕开三明治的包装纸。
“但完成度比预期更好，也更加真实。”
羽村一边说着，一边注视着教室里的学生们。
中森明菜和小泉今日子共喝一罐咖啡，你一口我一口，近藤真彦在教松本伊代怎样贴创可贴才不容易在活动时脱落。
早见优还在修改流程表，但她的状态看起来已经松弛了许多。
“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
羽村查找着合适的措辞，“象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
圣子顺着他视线看去，轻声说：“因为他们第一次，为一件与 orin排名、节目收视率、杂志销量都无关的事，耗尽体力。”
“也是第一次，犯错不会上《周刊文春》，不会影响代言合约，不会被事务所问责。”
两人安静地吃着。
夜风持续地从窗外涌入，带着远方的气息。
教室里只有包装纸的窸窣声、罐装咖啡被打开的啵嗤声，和偶尔一声放松的叹息。
过了好一会儿，圣子忽然开口，声音轻得象在自语，“老师，我出道第二年，也参加过文化祭。”
羽村看向她，圣子口中的“文化祭”，倒不如说是纯粹的商业表演。
“但不是这样准备的。”
圣子笑了，笑容里有种在公众面前绝不会流露出来的淡淡涩味。
“那时候，事务所包办了一切。舞台是专业团队搭建的，装饰是设计师完成的，动线规划是策划公司做的。我只需要在当天出现，穿上打歌服，唱两首歌，然后对着镜头微笑，说校园生活真美好。”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手中还剩一半的金枪鱼三明治，“但那不是我的文化祭。那是事务所为我定制的名为校园回忆的宣传企划。”
“所以这次，”羽村说，“你想自己贴歪一次皱纹纸。”
“恩。”
圣子点头，动作很轻，“想自己搬一次桌子，把背景板喷得斑斑驳驳，想和一群同样不擅长这些事的人，一起笨拙地把一件事做完。”
“就算皱纹纸贴歪了，桌子沉得抬不动，背景板丑得不象话，但那是我们亲手做的文化祭。”
羽村没有回应，他静静地听着，象在听一段需要仔细辨别的古录音。
窗外， 1983年三月的夜空被东京的光污染染成暗红色，看不见星星。
但风是干净的，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经济腾飞前夜的躁动与希望。
教室后方，不知是谁先开始的，可能是小泉今日子，也可能是堀智荣美。
有人轻轻地哼起了旋律。
不是偶象歌曲，不是流行金曲，而是一首有点年头的演歌，旋律简单质朴。
渐渐地，更多声音添加，疲惫让音准有些飘，断断续续，像老式留声机唱片上有了划痕。
但他们在唱。
为还没完工的舞台唱，为这个笨拙却真实属于 1983年春天的文化祭前夜唱。
松田圣子也轻声跟着和声。
中森明菜把脸侧靠在膝盖上，但肩膀随着旋律微微起伏。田原俊彦背靠着墙，闭着眼，手指在腿上打着听不见的拍子。
羽村悠一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切。
他的西装内袋里，怀表的秒针正规律地走动。
明天，节目组的制作人会来和他确认最终拍摄方案，一沓厚厚的分镜脚本正躺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
但此刻，在这个背景板斑驳所有人都累得快要散架的教室里，正在发生的不是脚本里的场景，也不是任何可以被剪辑进 120分钟特别节目里的“素材”。
只是一群笨拙的年轻人，在 1983年的深夜里，用快要哑掉的嗓子，唱一首老歌。
而这样的瞬间，或许才是文化祭、才是青春，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最真实的样子。
文化祭的准备，并不华丽。
却让每一个人，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为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样子。
而这些瞬间，将来不会出现在销量榜上。
但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被他们想起。
……
文化祭还没开始，期待已经先一步抵达了中野高等学校。
那是四月第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东京时间九点整。
朝日电视台《校园纪实》的片尾曲响起时，全日本有超过两千万台电视机正亮着屏幕。
当主持人堺正章用他一贯从容的语气念出下一期特别节目预告时，无数家庭同时安静了下来。
“三月 17至 18日，中野高等学校将举办年度文化祭。本节目将进行全程特别报导。”
堺正章的声音通过显象管电视机传出来，带着轻微的电子杂音，“此外，我们将通过明信片抽选的方式，邀请一百组观众亲临现场。”
电视机前，正在给丈夫熨烫明天衬衫的主妇停下了熨斗。
趴在榻榻米上写作业的小学生抬起了头。在居酒屋加班聚餐的上班族们，齐齐看向挂在墙角的那台十四寸东芝电视。
“可现场参观的名额，只有少数。”
第二天早晨，日本各地的邮局迎来了不寻常的景象。
朝日电视台公布的专用抽选明信片，印着节目 logo的淡绿色卡片，在邮局的柜台前排起了小队伍。
穿着西装的上班族利用上班前的间隙匆匆填写，主妇们仔细核对住址的每一个假名，中学生用还显稚嫩的笔迹写下自己的愿望。
“抽选资格仅限关东地区住民。”
这条限制反而让竞争更加集中在东京圈。
人们计算着中野区的地理位置，研究着最便捷的交通路线。
山手线、中央线、都营大江户线等等，那些平时只是通勤工具的电车线路，突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为它们可能通向那个能亲眼见到偶象上学的地方。
上班族的早班电车里，《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社会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短评。
《朝日新闻》的标题是《偶象与学生身份的双重性》。
《读卖新闻》则更直白：《国民想看的是真实》。
车厢里，有人用红笔在相关段落下划线，有人将报纸小心折叠，塞进公文包的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