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草在那间漏雨的破屋里创建的脆弱同盟，并未能改变她们如同阴沟老鼠般的生存本质。
填饱肚子依然是每天醒来必须面对的头等难题，仅靠捡拾烂菜叶和挖掘少量野菜，根本无法维持两个成年人的基本消耗。
饥饿的利齿，依旧时刻啃噬着她们的胃和意志。
就在两人又一次因为饥饿而相对无言，只能靠大量喝水来麻痹胃部灼烧感的时候，春草望着屋外被风吹得打旋的废纸和破塑料布，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
“光捡吃的……不行。”她哑着嗓子，难得地主动开口，声音象砂纸摩擦，“得……弄点钱。”
茫然地看着她。钱？她当然知道钱的重要性，她那铁盒子里的积蓄正在日益减少，每一分钱的减少都让她心惊肉跳。可在这举目无亲、自身难保的境地，去哪里弄钱？
春草用下巴指了指外面那些飞舞的垃圾：“那些……废纸、破布、烂铁……捡起来，捆好，我知道有个地方……收。”
捡废品？
愣住了。这似乎……是一条路？虽然同样卑微，同样肮脏，但至少，听起来象是个能换到实实在在钞票的“营生”。比起漫无目的地翻找食物残渣，这似乎多了一丝主动性和微薄的希望。
没有多馀的讨论，生存的本能驱使着她们立刻行动了起来。她们找来了几个破得不能再破的麻袋，开始了在县城边缘和垃圾堆里的“寻宝”工作。
这绝非易事。有价值的废品并非随处可见，它们混杂在真正的、散发着恶臭的垃圾之中。
她们必须忍受着扑鼻的臭气和飞舞的蝇虫，用树枝，甚至直接用手，在那些黏糊糊、滑腻腻的废弃物里翻找、挑拣。
沾满污物的旧报纸、踩扁的香烟盒、断裂的塑料凉鞋、扭曲的锈铁丝、偶尔还能找到一两个空酒瓶或碎了的玻璃罐……每一样能换钱的东西，都被她们如获至宝地捡起来，塞进麻袋。
她们不敢去那些人口密集、管理相对正规的局域，只能在城乡结合部、废弃的厂区周边、建筑工地外围以及最肮脏的露天垃圾场活动。
即使在这些地方，她们也象惊弓之鸟，时刻警剔着。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一个相对“富饶”的居民区后巷。那里有几个固定的垃圾倾倒点，时常能翻找出一些居民丢弃的旧纸箱、破铜烂铁。
和春草趁着清晨人少，偷偷摸了进去，正埋头专注地翻找着，一个尖锐的女声像鞭子一样抽了过来：
“喂！干什么的！滚出去！谁让你们在这儿捡破烂的？！”
一个穿着蓝布围裙、骼膊上戴着红袖箍的街道大妈，叉着腰，横眉立目地站在巷口，指着她们厉声呵斥。
和春草吓得浑身一抖，手里的麻袋差点掉在地上。
“听见没有？这是居民区！不是你们捡破烂的地方！弄得乌烟瘴气，脏死了！赶紧滚！再不滚我叫公安了！”大妈唾沫横飞，语气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驱赶。
两人不敢争辩，甚至连头都不敢抬，慌忙背起那还没装满的麻袋，象两条被呵斥的野狗，灰溜溜地、跌跌撞撞地从大妈鄙夷的目光中逃开了。
身后还传来大妈不依不饶的骂声：“……臭烘烘的盲流，就知道添乱！”
这一次的经历，给她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在很多人眼里，她们连同她们捡拾的废品一样，都是需要被清除的“垃圾”。
类似的驱赶，很快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是在建筑工地边缘，她们想捡拾一些废弃的木料和扎绑钢筋的铁丝，被凶神恶煞的看场人挥舞着棍子追赶：“妈的！偷东西偷到工地来了？找死啊！”根本不容她们解释。
有时是在某个单位大院的后墙外，她们刚发现几捆被丢弃的旧报纸，就被里面冲出来的保卫科人员厉声呵斥，甚至放出狼狗来驱赶。
听着那凶猛的犬吠和保卫人员的骂声，她们只能没命地奔逃，心脏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直到确认狗没有追来，才敢停下来，瘫在地上大口喘气，惊魂未定。
最危险的一次，她们在一个国营工厂外的垃圾堆发现了一些废弃的金属零件，看起来能卖个好价钱。
两人正欣喜地往麻袋里装，突然几个穿着工装、显然是工厂职工的年轻男人围了上来，不由分说就开始抢夺她们已经装进麻袋的零件。
“干什么！这是我们先捡到的！”春草情急之下，死死抓住麻袋口，难得地顶撞了一句。
“你们捡到的？这厂里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你们这是偷窃！”一个高个子的男青年蛮横地吼道，用力一扯，麻袋被撕开一个大口子，零件散落一地。
“就是！两个臭捡破烂的，还敢嘴硬！”另一个男人上前推了春草一把，春草一个跟跄，差点摔倒。
吓得脸色惨白，想上去扶春草，又被另一个男人拦住。那几个男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将散落在地的零件迅速捡走，临走前还恶狠狠地警告：“再敢来我们厂子边上捡东西，打断你们的腿！”
看着那几个男人扬长而去的背影，看着地上空了大半、还被撕破的麻袋，春草颓然坐倒在地，双手死死抠进泥土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却没有哭出声。
站在一旁，浑身冰冷，一种混合着愤怒、屈辱和深深无力的悲哀，淹没了她。
她们终于明白，在这座城市里，连捡垃圾，也是分地盘的，也是要看人脸色的。她们处于这条鄙视链的最底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呵斥、驱赶、甚至欺凌她们，而她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本和权利。
她们变得更加谨慎，也更加像老鼠。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到那些真正无人问津、连驱赶都懒得来的最荒僻、最肮脏的角落。
她们学会了根据太阳的位置和街上的人流来判断“安全”的时段，学会了在行动时轮流放哨，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发出信号，然后迅速背上麻袋，钻进附近的草丛、沟渠或者废墟里躲藏起来，直到危险过去。
每一次出门“工作”，都象是一次潜入敌后的冒险，充满了紧张和不确定性。而每一次背着辛苦捡来的、散发着异味的废品，找到那个躲在更偏僻角落的、同样衣衫褴缕的废品收购者时，她们的心情也是忐忑的。
收购者会故意压价，挑剔她们废品的成色，克扣那本就少得可怜的钱。她们不敢争辩，只能默默接受，因为这是她们唯一能用汗水和尊严换到一点点现金的渠道。
当那几张皱巴巴、带着污渍的毛票终于落到手心时，她们会小心翼翼地藏好，然后互相看一眼，那眼神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劫后馀生般的疲惫，以及为又能多撑几天的、极其微弱的放松。
她们用这点钱，去买最劣质、但也最能充饥的玉米面或红薯干，偶尔狠下心来，会买一小撮盐。
她们依旧住在四处漏风、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破屋或桥洞，依旧衣不蔽体，依旧活得战战兢兢，象两只在巨大城市脚底下艰难觅食、随时可能被一脚踩死的蝼蚁。
捡废品卖钱，并没有让她们的生活有本质的改变，只是将纯粹的饥饿逃亡，变成了一种夹杂着劳作、屈辱和更多风险的、同样毫无希望的求生方式。
她们在这条泥泞的路上，互相搀扶着，沉默地、顽强地、又无比心酸地，继续向前爬行，不知道终点在何方，也不知道这具早已透支的身体，还能支撑她们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每一天，都象是在偷来的时光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