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体缓慢地恢复着。虽然依旧虚弱，咳嗽也未曾根除，但至少，她不再终日昏沉，能够勉强跟着春草，在她们那狭小、肮脏而又危机四伏的“领地”里活动了。
她们依旧靠捡废品换取那点活命的钱粮，日子依旧浸泡在贫困、屈辱和对被抓的恐惧之中。
然而，当再次将目光投向那座她一直试图躲避、视若虎狼的城市时，她隐约感觉到，这片曾经只带给她冰冷和驱赶的土地，似乎正以一种她无法理解的速度，发生着某种翻天复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再仅仅是之前听到的、工友们口中遥远的“南方某地”传说，而是真切切地、带着喧嚣和尘土，扑面而来。
她首先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工地。不再是她们曾经待过的那种偏远的筑路工地，而是在县城边缘，甚至在原本是农田的地方，立起了一圈圈蓝色的（更多的是简陋的竹篾或木板）围挡。
里面塔吊不多，更多的是靠人力，但红旗招展，号子声、夯土声、砖块碰撞声此起彼伏，日夜不息。
一栋栋红砖砌成的楼房，象雨后的蘑菇一样，虽然缓慢但却坚定地拔地而起，渐渐屏蔽了原本低矮的天空线。那些楼房，看起来比她们见过的所有公社大院、国营厂宿舍都要规整、高大。
街道也在变。以前坑洼不平的土路，被铺上了碎石子，有的主干道甚至开始浇筑黑亮的水泥，虽然常常半幅施工，尘土飞扬。
路上除了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和突突冒烟的拖拉机，开始出现更多喷着各色油漆、装满建筑材料的卡车，偶尔还能看到几辆绿色的吉普车和方头方脑、极为罕见的“小轿车”。
车的喇叭声也变得多样起来，不再是单调的“嘀嘀”，有了更响亮、更急促的声响。
更让她感到陌生和新奇的，是街上人们的变化。以前放眼望去，几乎是清一色的灰、蓝、黑，军便装、中山装是主流。
但现在，年轻姑娘们穿起了颜色更鲜亮一些的的确良衬衫，红的、绿的、格子的，虽然款式依旧保守，但那种试图摆脱单调的、小心翼翼的追求，是她能感受到的。
有些男人的中山装领口解开了风纪扣，露出了里面的汗衫，或者穿着不那么挺括的、非军绿色的夹克。
商店里传来的音乐，也不再仅仅是激昂的革命歌曲或咿呀的戏曲，多了很多旋律轻快、她完全听不懂歌词的歌，是从那种被称为“录音机”的、提着走路的黑盒子或放在商店柜台上的双喇叭机器里放出来的，声音开得很大，传得老远。
而最冲击她固有认知的，是那些如野草般在各个角落冒出来的、私人经营的摊点。
她和春草为了躲避巡查，不得不经常变换路线，也因此看到了更多以往不曾注意的角落。在新建的居民楼楼下，有人用木板支起了简易的摊子，卖着热气腾腾的包子、馒头、油条，或者用保温桶装着稀饭、豆浆。
在稍微宽阔些的街口，出现了用三轮车改造的移动摊位，卖着针头线脑、橡皮筋、彩色塑料发卡、还有印着模糊影视剧人物头像的年历片。
甚至，在一个刚刚由人们自发聚集形成的露天市场边缘，她看到有人直接在地上铺块塑料布或旧报纸，上面摆着从乡下收来的鸡蛋、带着泥的新鲜蔬菜、活蹦乱跳的河鱼，或者自己编织的竹篮、扫帚、鸡毛掸子，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偷偷摸摸，而是敢于稍微提高音量，和过往的人讨价还价，脸上带着一种既警剔又期盼的神情。
这些摊主，不再是国营商店或供销社里那些端着铁饭碗、面无表情的售货员。
他们脸上带着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神情——那是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的急切，但又混合着一种自己可以决定卖什么、卖多少钱的、小心翼翼的兴奋和不安。
他们手脚麻利地收钱找零，那动作里透着一股为自己干的劲儿，与公家单位里的慢条斯理截然不同。
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躲在远处墙角或电线杆后面，呆呆地看着那些忙碌的摊主，看着那些提着菜篮子、牵着孩子的市民，停下脚步，挑挑拣拣，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完成交易。
她的心里，象是有一锅沉寂了很久的温水，被底下微弱的火苗慢慢加热，开始冒出细密而困惑的气泡。
这些人……他们不怕被说是“投机倒把”吗？他们怎么能自己决定卖东西？他们赚的钱，真的能自己揣进腰包吗？
她看到那个卖包子馒头的中年妇女，一天下来，那个挂在腰间的、用布缝制的钱包似乎变得鼓囊了一些。
她看到那个卖蔬菜的老汉，用收到的毛票，在旁边摊子上给自己买了一碗飘着油花的馄饨，蹲在路边吃得满头大汗。
一个以前从未敢深入去想，或者说在她被灌输的认知里根本不存在选项的想法，象一颗被埋藏在冻土下太久的种子，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在她近乎绝望的心田里，顽强地顶开了一丝缝隙——
他们可以……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干点啥？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让她自己吓了一跳，心脏象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砰砰狂跳起来，几乎要撞破胸膛。
她一个连户口都没有、被四处追撵的“盲流”，一个只会干粗活、连字都认不得多少的农村寡妇，怎么能跟那些看起来“有办法”的摊主比？她有什么？她只有一身的力气和……和那点藏在铁盒子里、用屈辱和汗水换来、视若性命的积蓄。
可是，那个卖菜的老太太，看起来不也和村里那些佝偻着背的婆婆们差不多吗？那个编竹篮的老汉，手上的老茧比她的还厚，指甲缝里也塞满了泥。他们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三头六臂。
她开始更加仔细地、偷偷地观察。她发现，那些摊主卖的东西，很多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就是她熟悉甚至擅长的。
包子馒头，她也会做，在冯家、在李家、在工地食堂，她揉过的面、蒸过的馍，堆积起来恐怕能成小山。
那些针线、头绳，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窍门。关键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能把东西摆出来，需要有人来买，需要……需要一点本钱。
而她，有什么？她有一双因为长期劳作而变形、却无比坚韧耐劳的手；有在极端饥饿和贫困中锻炼出来的、对食物和廉价物品价值的本能直觉；有在底层挣扎求生磨练出的警剔和忍耐力；还有……还有她那铁盒子里，虽然少得可怜，但或许、也许、万一……可以拿出来搏一搏的最后的“赌注”。
这个想法一旦生根，就开始在她荒芜的内心疯狂地滋长，与她灵魂深处那股从不曾熄灭的、对“活下去”并且“活得不那么像条狗”的渴望，紧紧缠绕在一起。
夜晚，躺在冰冷潮湿的铺位上，听着身边春草疲惫的鼾声和远处工地的隐约机械响动，她不再仅仅是被饥饿和恐惧折磨，脑海中开始像走马灯一样，反复盘算、演练：如果去摆摊，卖什么最便宜、最充饥？在哪里摆相对安全、又能有人流？需要多少本钱买面粉、买针线？万一刚摆出来就被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掀了摊子怎么办？万一东西做出来了没人买，全亏了怎么办？那铁盒子里的钱，可是她最后的命根子啊！
她甚至会在白天捡废品的间隙，趁着没人注意，用树枝在泥地上，歪歪扭扭地画着她想象中摊位的样子，心里默默念叨着想象中的价格，嘴唇无声地翕动着，练习着如何怯生生地招呼一句“同志，看看……”。
她的脸会因为这种“非分之想”和“出格”的练习而羞赦发烫，但一种久违的、名为“希望”的东西，却象一丝极其微弱的电流，开始在她近乎麻木、冻结的躯体内蹒跚流动，带来一种夹杂着巨大恐惧和莫名兴奋的战栗。
她没有立刻告诉春草。春草比她更习惯于忍受，对任何改变都抱有更深的恐惧和怀疑，她怕春草会用“别做梦了”、“找死吗”这样现实而冰冷的话语，将她心中这簇刚刚冒头、脆弱不堪的火苗彻底浇灭。
她只是将这个躁动不安的期盼和与之相伴的、巨大的恐惧，死死地压在心底，象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孩子。
城市在她眼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铺陈、变化，高楼、新车、稍微鲜亮些的衣着、日益喧闹的市场……这一切，曾经只让她感到无比的隔阂、自卑和被抛弃感。
但现在，当她再次偷偷望向那片日益繁忙、却也日益陌生的天地时，眼神里除了惯有的茫然和警剔，似乎又多了一点别的东西——那是一种极其微弱的、连她自己都无法确信、更不敢宣之于口的、试图靠近、甚至想要从那奔腾的时代洪流边缘，小心翼翼地舀起一瓢水来止渴的渴望。
她依然衣衫褴缕，依然食不果腹，依然象影子一样生活在城市最阴暗的缝隙里。但某种东西，确实在她心里悄然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命运的碾压，不再仅仅想着如何躲避和挣扎。
一个模糊、大胆的、甚至在她自己看来都有些疯狂的念头，正在她绝望的深渊里，如同萤火虫般，闪铄起第一缕极其微弱的、或许随时会熄灭，却又顽强亮起的光。
她知道这条路可能布满比捡废品更多的荆棘和风险，但一种“或许……可以试试看”的冲动，像初春解冻时冰面下小心翼翼的流水，开始在她冰封的心底，查找着可能的方向，开始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