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剧变，如同投入晚清这潭死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光是寄居南昌、伺机而动的李鸿章在密切关注。
身处江西前线，肩负剿匪重任的曾国藩，其对福建动态的关注，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深切。
那些从福建传来的，关于“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的喧嚣言论，他初时并未十分在意，视为石达开收拢人心的蛊惑之辞。
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异曲同工，不过是换了个更具迷惑性的外壳。
但随后传来的消息，却让他脊背发凉。
那些所谓的“文明进步”，兴建新式学堂，创办福州大学堂，在他这位理学儒臣眼中，固然是些惑乱人心、标新立异之举，冲击圣贤之道。
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他的信念体系，他自信以湘军的“朴诚”和“忠义”，足以在精神上压倒这些“异端邪说”。
真正让他坐卧不安、如芒在背的，是洋人的态度。
根据多方探报，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洋各国，非但没有因光复军的“叛逆”身份而与之划清界限，进行封锁抵制，反而在石达开主动开放港口、承诺通商，甚至大胆引入外国资本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合作意愿。
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的远洋货轮，正络绎不绝地驶向福州、厦门、
泉州，卸下的不仅是各类工业机器，更有成箱的军火。
这彻底动摇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理念。
他一生笃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强调军队的精神力量和纪律性远胜于武器装备。
他曾以此反复训导急于为吉字营购买洋枪洋炮的弟弟曾国荃，并以摩下猛将鲍超的“霆字营”为例，证明没有洋枪洋药，一样能屡当大敌，所向披靡。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武器日益精良、战术思想亦显迥异的福建光复军，以及他们背后若隐若现的西方技术支持。
曾国藩内心深处那套依靠“忠义血性”、依靠传统营制就能克敌制胜的逻辑，开始出现了动摇。
在昏暗摇曳的烛火下，他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用兵狡诈、奇正相生，曾在湖口、九江将他逼得羞愤投水自尽的石达开的身影。
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勇猛与纪律确实能弥补武器的部分差距。
可面对同样开始系统化学习西方，并试图自行“造器”的光复军呢？
湘军还能凭借旧有的模式与之一战吗？
福宁府十万清军在短短时间内近乎全军复没的残酷事实，象一个冰冷的答案，告诉他—
不能！
湘军的战力虽远胜过福宁府那十万多只战力糅合而成的杂牌军。
但光复军在历经一系列的军改，以及大规模普及火器火炮之后，其战力已然发生质变。
如果湘军仍然固守陈规，满足于现有的装备和战术。
那么未来两军若相遇，其差距，恐怕将不再是勇悍与纪律可以填补，而是尤如天堑鸿沟般的“代差”！
他此前一直抗拒从洋人那里购买火器。
不是他真的迂腐到看不见火器之利。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火器，尤其是先进连发火器对于过去依赖城墙、阵型和个人武勇的旧式战争的彻底颠复性。
一旦火器在中国普及开来，即便他侥幸快速扑灭了太平天国之乱。
但往后呢？
在火器流散到地方，民间亦可能掌握之后，任何一座城池将不再能成为割据势力的可靠屏障，任何一次民变都可能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武装冲突。
届时，他苦心孤诣想要守护的清王朝统治秩序，将会以远超他想象的速度加速崩塌。
这是一种深沉的、基于维护现有体制的恐惧。
可现在，光复军的出现。
石达开毫不避讳地拥抱西洋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并以此取得了骇人战果o
这迫使曾国藩内心的固有观念和恐惧，被另一种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所复盖、所动摇。
若不能迅速掌握同样的力量，莫说维护朝廷，就连他自身和湘军的存亡都将成为问题。
更让他忧惧的是，光复军不仅在购买军火，更在大规模兴办实业，意图学习西方自造军火！
这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器优劣之争，触及到了他一直回避的“道”与“器”关系的根本层面。
若让其在福建站稳脚跟，创建起一套完整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形成“造器一强兵一扩地一再造器”的循环，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再难遏制。
想到此，曾国藩再也无法安坐。
“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提笔醮墨，在一份奏折上沉重地写下开头。
他必须说服朝廷，正视这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详细剖析了光复军借助洋器可能带来的巨大威胁，笔锋沉痛。
“————臣窃闻，西洋诸国所长，多半在于奇巧之器，尤以坚船利炮为甚。近年来与粤匪周旋，亦觉其枪炮确有裨益，不容全然漠视。”
“今观福建石逆所为，虽多倒行逆施，悖逆圣道，然其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之口号下，所行之事，如广开学堂译介西书，设厂造船制械，确有其————狡黠进步之处，非以往流寇可比。”
“若任其坐大，与洋人勾连日深，恐成朝廷心腹大患，非仅东南一隅之祸也。”
在奏折中，他提出了两条内核建议。
其中之一便是，紧急对西洋各国施压，严禁其向光复军”及太平军”出售军火，从源头上卡住对手的装备更新。
其二，告诫朝廷当痛下决心，师夷长技”，主动引进西洋军工生产技术，开办属于大清的近代化武器工厂。
而造枪炮，首重钢铁。
故他奏请朝廷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寻访优质煤矿、铁矿，创建采用西洋技术的新式炼铁厂，为自主军工奠定基础。
曾国藩一字一句看着自己所写的奏章，仿佛能感受到京师那些清流御史们看到“进步”二字时的愤怒目光。
这无异于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
但他深知利害攸关，不得不言。
这份奏折，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京城。
果然如他所料，奏折内容一经在朝堂之上讨论，瞬时便引发了轩然大波。
守旧派的评击如潮水般涌来。
“荒谬！曾涤生此议，岂非效仿石逆之行？”
“我天朝上国，文物制度尽善尽美，何必效法蛮夷奇技淫巧？”
“与洋人合作办厂，岂非引狼入室？国之重器，焉能假手外人！”
“此乃动摇国本，舍本逐末之举！”
唾沫几乎要淹死任何支持此议的人。
然而，端坐于龙椅之上的咸丰皇帝，此刻却展现出了超越许多朝臣的清醒与决断。
作为“玩家”，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科技代差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火器的威力是实实在在的，绝非“奇技淫巧”四字可以轻篾抹杀。
光复军的崛起速度，福建的剧变，都印证了这一点。
他深知，若再不奋起直追，变革图强，莫说剿灭发匪、光复军，就是这爱新觉罗的江山能否保住，都在未定之天。
内部的腐化尚可徐徐图之，外部的降维打击却是倾刻复亡之祸。
面对汹汹物议，咸丰力排众议，朱笔钦准了曾国藩的奏请。
一方面，严令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各国公使施压，要求其遵守中立，禁止对光复军和太平军进行军售。
另一方面，谕令曾国藩、胡林翼等务实派官员，着手筹备与西洋各国谈判，引进技术，筹建包括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在内的第一批近代化军事工厂。
朝廷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民间舆论。
有识之士开始公开讨论仿效西法、自强求富的必要性，各地奏章中关于查找优质铁矿、创建新式铁厂的建议也层出不穷。
这股悄然兴起的“洋务”暗流，也波及到了偏远之地的贵州。
在兴义府知府衙门的书房内，一个名叫张之洞的年轻人，将一份辗转得来的《京报》抄件和关于福建近况的传闻小心翼翼地收好。
他那颗年轻的心，在胸腔内灸热地跳动着。
朝廷风向的变化，福建光复军带来的冲击，西洋技术的显现威力，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了一个与过去圣贤书中所描绘的截然不同的世界。
毫无疑问，当下是一个危机四伏却又充满机遇的剧变时代。
他整理了一下衣冠，稳步走到父亲张锳面前，躬身行礼：“父亲，孩儿已深思熟虑。我想提前结束蛰居，参加明年的会试！”
此时的他，年纪不过二十一岁。
在十四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便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崭露头角。
两年后，在顺天府乡试中，他又以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堪称少年得意。
原本按计划，他或许会再沉淀几年，但如今天下风云激荡，大势逼人，他不想再等了。
他要尽快踏入仕途，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查找到自己的位置，施展抱负。
他要成为有清以来，继钱棨、陈继昌之后，第三位连中三元者！
以此最辉煌的方式，开启他的济世之路。
向这天下宣告，他张之洞来了！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