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背对着房间里忐忑不安的幕僚们。
“德国人停在了佛罗伦萨城外。
他们在等什么？等我自己走出去，把罗马双手奉上吗？”
房间里，国防部长巴多格里奥元帅、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墨索里尼的女婿）、黑衫军总参谋长卡尔米内·塞尼塞，以及几位内阁部长沉默地站着。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息，每个人都在算计着，在墨索里尼倒台后，自己该站在哪一边，如何保全性命、财富，还有权力。
“领袖，”
齐亚诺小心翼翼地开口，
“瑞士渠道传来新消息国王陛下昨天会见了美国大使。谈话内容不详，但会面时间长达三小时。”
“维托里奥？”
墨索里尼转身，
“那个懦夫！他以为美国人能救他？还是以为把我交出去，他就能继续坐在奎里纳莱宫里当他的橡皮图章国王？”
巴多格里奥元帅清了清嗓子：
“领袖，当前军事情势严峻。佛罗伦萨守军士气已濒临崩溃，如果德军强攻，城市可能撑不了多久。
而佛罗伦萨一旦失守，罗马以北将无险可守。”
“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元帅？”
墨索里尼盯着他，
“像北方的那些叛徒一样，升起白旗？”
“我的建议是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通过中立国，与柏林和意共解放区接触，探讨停战条件。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继续抵抗只会让意大利遭受更严重的破坏。”
墨索里尼的拳头重重砸在办公桌上：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我宁可把罗马炸成废墟！”
但当墨索里尼咆哮时，他注意到，一旁的齐亚诺低头玩弄着戒指，塞尼塞的目光游移，几位部长交换着眼神。
没有人响应他的“豪言壮语”。
一种冰冷的寒意顺着墨索里尼的脊椎爬上头顶。
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可能已经在准备他的后事了。
墨索里尼的记忆闪回：
1914年的米兰，《前进！报》编辑部。
那时的墨索里尼还不是“红色贝尼托”——意大利社会党（psi）《前进！》报的主编。
他当时还在用充满煽动力的嗓音对工人们演讲：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议会斗争是骗局，罢工是乞讨，只有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能带来真正的解放！”
台下掌声雷动。
那时的他真诚地相信这一切。
他读过马克思，钻研过索雷尔的暴力革命论，研究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斗争经验。
在党内，他被视为激进的“革命派”，与当时更倾向于议会道路的党内主流格格不入。
转折点发生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社会党主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意大利参战，主张“既不要支持国王，也不要支持皇帝”。
但墨索里尼——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态混合：
对“行动”的渴望、对“革命通过战争加速”的幻想、或许还有对个人影响力的算计——突然在《前进！》报上发表长文：
“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持中立是懦弱！战争将摧毁旧秩序，为革命创造条件！
意大利应该参战——不是为了国王和资本家，是为了让战争变成内战的序幕！”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墨索里尼就被社会党开除了。
1915年，墨索里尼自愿参军，想证明自己不是空谈家。
但在伊松佐河前线，他看到的是无意义的屠杀：
意大利农民子弟和奥地利农民子弟在泥泞中互相厮杀着，军官们躲在后方享受特权，资本家靠军火合同赚得盆满钵满。
他本人也被弹片所伤，休养了半年。
战争没有如墨索里尼所希望的带来革命，只带来了混乱和绝望。
1917年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医院里。最初的墨索里尼兴奋的想着——看，战争果然催生了革命！
但随后的消息让墨索里尼感到困惑：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镇压其他左翼政党，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不是我想要的革命。”
“用一个新的专制取代旧的专制，用党的官僚取代资本家的官僚这算什么解放？”
墨索里尼的思想开始剧烈转向。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只是换了一批统治者，如果国际主义在民族仇恨面前不堪一击，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
1918年的米兰街头，11月11日，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像所有人一样松了口气——战争结束了。
但紧随其后的新闻，却让墨索里尼从椅子上猛地站起：
“德国爆发革命！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
“前帝国陆军的韦格纳在304高地起义，整合边境德军开始向柏林进军！”
报纸上的报道一篇比一篇惊人。
起初墨索里尼不以为然：又一场短暂的骚乱罢了，就像俄国的二月革命，很快会被镇压。
但接下来的发展让墨索里尼感到坐立不安：
很快，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柏林正式宣告成立。
到春天，德国竟然初步稳住了局面，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
墨索里尼捧着报纸的手在抖。
这不可能。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有着严密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传统。
按照所有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国家应该是最难革命、革命后也最难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可是韦格纳——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竟然做到了。
更让墨索里尼焦虑的是德国革命展现出的新型特质：
它强调组织效率和务实建设；它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竟然还能维持一定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
社会党朋友寄来的德共宣传品上写着：
“我们不摧毁技术，我们接管技术；我们不消灭知识分子，我们改造知识分子。”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革命”
墨索里尼在日记里写道，字迹潦草而激动，一旁放在桌子上的《晚邮报》，头版标题上写着：
“柏林红旗飘扬——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详细报道描绘了一个他所向往的景象：
工人士兵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土地改革。
“一个军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喃喃自语，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共鸣。
他自己也是从社会党激进派转型（尽管是被开除），也相信暴力革命，也崇拜行动力。
但韦格纳做到了他不敢想的事——在欧洲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
墨索里尼做了一个决定。他找出1914年被社会党开除时撕碎的党证残片，用颤抖的手给米兰的意大利社会党支部写了一封信：
“同志们，过去几年的迷惘让我付出了代价。如今历史给出了新的答案——看看柏林吧！那才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应有的形态。我请求重新审查我的立场，我愿意在党的纪律下工作，为意大利的解放贡献力量。”
回信在一周后送达，简短而冰冷：
“本党认为您在1914年的行为不可原谅。您对战争的支持已证明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另：
您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中仍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悖。”
他不死心。既然意大利的同志不理解他，那么也许——也许柏林的同志能理解？
2月，他通过瑞士的中间人，向柏林寄去一封长信，收件人直接写了“卡尔·韦格纳同志”。
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钦佩，分享了自己早年对社会党的贡献，甚至暗示愿意“在国际革命事业中扮演角色”。
石沉大海。
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那时的德国还处在忙碌的基础建设和内部整合之中，这封信有没有穿越奥地利抵达德国境内谁也不知道。
“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
墨索里尼苦笑着重复这句话，把信稿扔进壁炉。
火焰吞噬纸张时，他想起了葛兰西——那个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是的，那才是意大利共产党想要的“先锋”，不是他这个有过“污点”的前社会党人。
但墨索里尼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仍未熄灭。
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
亲自去柏林看看。他变卖了几件值钱物品，弄到一份记者证件，准备以采访名义前往德国。他想亲眼看看韦格纳创造的奇迹，想站在那个让他既嫉妒又崇拜的人面前，亲口问：“你看不出我们其实是同类吗？都是行动者，都是要打破旧世界的人！”
行程定在4月15日。
但4月10日，米兰爆发了警察与失业退伍军人的大规模冲突。作为退伍军人团体里小有名气的鼓动者，他被警方盯上，护照被暂扣“配合调查”。等他摆脱麻烦，已是5月。
而这时，意大利的局势已经天翻地覆——工厂占领运动达到高潮，意大利共产党影响力急剧扩张，墨索里尼的那些退伍军人簇拥天天来找他：
“贝尼托，我们该怎么办？共产党要把工厂都占了！”
他被困住了。一边是未能成行的柏林之旅，一边是意大利沸腾的阶级斗争。
最终，墨索里尼还是把墙上残存的社会党宣传画全部撕碎。然后坐到桌前，开始起草一份全新的纲领。
标题是：《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反对一切旧势力的民族革命宣言》。
“既然红色的大门对我关闭了，”
墨索里尼写着，
“那我就自己开一扇门。一扇更大、更耀眼、只属于我自己的门。”
从那一天起，曾经的“红色贝尼托”彻底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要证明“没有你们，我照样能创造历史”的墨索里尼。
他的法西斯主义，从此带上了一种深刻的怨念色彩：
他借鉴红色德国的组织技术，却宣称“这是罗马军团传统的现代复兴”。
他模仿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中原则，却包装成“领袖与民族的神秘结合”。
他甚至盗用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纲领（反大资本、社会福利），却坚称这是“民族的、非阶级的社会主义”。
埋藏在墨索里尼心里最深层的秘密是：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被红色阵营拒绝的天才（他自认为）的报复性创造。
他要向意大利、向欧洲、向柏林证明：
你们不要我？好，那我就建一个比你们更强大、更受欢迎、更能吸引人民的运动。我要让你们后悔。
回到现实：1926年10月23日，威尼斯宫。
墨索里尼从漫长的回忆中挣脱，眼前的巴多格里奥、齐亚诺等人还在等待他的回应。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
墨索里尼有些崩溃了，
“你们知道吗我曾经想成为他们。我写信，我请求，我甚至想买票去柏林”
“但他们不要我。
葛兰西说我是投机分子，韦格纳连信都不回。而现在——”
墨索里尼猛地抬头，
“现在他们的坦克到了佛罗伦萨，你们却要我去求他们接受？像一条被赶出门又摇着尾巴想回去的狗？”
巴多格里奥愣住了。他从未见过领袖露出这种表情。
“领袖，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就是现在的事！”
墨索里尼咆哮，
“我用了七年时间，建起了这个国家，这个运动，就是为了证明他们错了！证明没有他们那一套，意大利照样能伟大！
现在你们要我承认，我错了？他们对了？”
墨索里尼整个人像被抽空了般跌坐回椅子：
“那我这七年算什么？一场笑话吗？”
许久，墨索里尼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告诉国王，告诉柏林，告诉所有人：
墨索里尼宁可戴着法西斯领袖的面具下地狱，也绝不摘下面具，去乞求一顶他们早已拒绝给我的红色帽子。”
因为他的人生，从1919年那个被拒绝的春天起，就成了一场漫长的、向所有否定他的人证明“你们看错我了”的表演。
而这场表演，必须以他选择的方式落幕——哪怕落幕的方式，是拉着整个国家陪葬。
“出去。”墨索里尼低声说，“都出去吧。”
幕僚们沉默地退了出去。
门关上时，当所有人离开后，墨索里尼独自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望着墙上那张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黑衫军紧紧跟随着他。
良久，墨索里尼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旧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上面是他亲手写的德文地址：“an den vorsitzenden des volksrats, berl”（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柏林）
信从未寄出。或者说，寄出了，但永远等不到回音。
他把信封凑近壁炉火焰。火舌舔上来时，他低声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本可以拥有我的，韦格纳。现在，看看你造就了什么样的敌人。”
纸化为灰烬，飘散在威尼斯宫华丽的波斯地毯上。
而在遥远的柏林，韦格纳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这个穿越者建立的红色德国，曾在某个平行时刻，差点接纳了一个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
而历史的蝴蝶效应，有时会以最私人化的恩怨，塑造最宏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