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君权”的暗流在帝国最高层的密议与私人信札中悄然涌动，而“贵族议院”影响力的日渐彰显，使得一种将现有权力格局、运行规则“成文化”、“固定化”的需求，在部分有远见的政治精英心中滋生。
他们既希望约束可能出现的后世昏君暴主，也欲防范权臣、宦官、外戚等势力对朝纲的破坏，更渴望为庞大帝国的长治久安确立一套超越个人意志的根本性规则。
这种思想，与陈远本人“奠万世基业”的雄心不谋而合，尽管其出发点与最终目标不尽相同。
启明二十年，陈远已年过五旬，统治帝国二十载，文治武功达于鼎盛，然鬓发亦染秋霜。
他深感有必要对二十年的统治经验、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以及与贵族议院磨合形成的“惯例”，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总结、提炼与升华，将其核心原则以最高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传诸后世。
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对“限制君权”的呼声给予一个有限度、可控的制度性回应，将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纳入预设的轨道加以规范。
这一宏大工程的发起，极为审慎。
陈远并未大张旗鼓，而是在一次仅有文渊阁全体大学士、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 及贵族议院正副议长参加的御前最高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制宪”的构想。
“诸卿，”陈远开门见山，“朕御极二十载，赖诸卿辅弼，天下粗安，新政略行。
然治国之道，贵在有常。
朕观历代兴衰，其初皆有善政，然法无定章，人亡政息；或主少国疑，权臣窃命；或阉宦弄权，朝纲紊乱。
皆因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权责界限不明之故。”
他环视众人，见皆凝神倾听，继续道：“泰西诸国，近闻亦有‘宪法’之说，虽与我国情迥异，然其以明文定国体、明权责、限专断之意，未必无可参酌。
朕意，欲集合朝野之智慧，博采历代之良规，损益当今之政要，制定一部《大陈会典》……不，或可称为《大陈宪纲》，以为我朝根本大法，垂范后世，永为准则。”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制定“根本大法”，且隐约有参考西法之意，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徐光启、李邦华 等支持新政、了解西学的官员眼中放光；赵胜、秦玉凤 等武将出身的议长则略显茫然，但知是皇帝之意，且涉及“永固江山”，亦表示支持；一些较为保守的官员则面露忧色，担心动摇“祖宗成法”。
陈远明确了几条基本原则：
1 “宪纲”之制定，由朕亲自主持，文渊阁总其成，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及贵族议院协同参与。
组成一个庞大的“宪纲起草会议”，下设若干分委员会，负责具体条款的拟定。
2 “宪纲”之内容，需明确： 国体与政体（“大陈为君主之国，皇帝为天子，奉天承运，统御万方”）；皇位继承制度（明确嫡长子继承制，及在特殊情况下的议定程序，贵族议院有咨议权）；中央政府之组织与职权（皇帝、文渊阁、六部、都察院等）；地方行政制度（省府州县）；军事指挥体系；司法原则（《大陈律》为基本法，皇帝有最高司法权，但需依程序）；贵族议院之地位与职权（明确其咨议、审议、监督之权，但强调其决议需经皇帝“裁可”方为有效）；臣民之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忠君爱国、遵纪守法”前提下，提及保护财产、申冤等权利，但非常简略）。
3 “宪纲”须体现“ 君为臣纲，法为君用，君臣共治，以法治国” 之精神。
即皇权至高无上，但皇帝行使权力需遵循“宪纲”规定的程序和范围（任命高官需经一定廷推程序，重大决策需咨询贵族议院等）；法律（尤其是“宪纲”和《大陈律》）具有崇高地位，君臣皆需遵守。
4 “宪纲”之解释权与最终裁决权，归于皇帝。
这是陈远坚决维护的底线。
起草工作历时近两年，过程充满辩论与妥协。争议焦点集中于：
皇权边界：保守派要求明确“皇帝乾纲独断，无所不统”；改革派（以徐光启、部分议院议员为代表）则希望将皇帝的部分权力（如不经审判处置大臣、随意加税、发动战争）纳入需经“廷议”或“议院咨议”的程序。
最终条文采取模糊处理，既申明皇帝至高权力，又规定某些事项“宜付廷议”、“可咨议院”，但加上“最终裁断，出自上心”的但书。
贵族议院权限：议院一方力争扩大其职权，希望获得对国家预算的审议权、对高级官员任命的同意权。
这遭到文渊阁和部分朝臣的强烈反对。
最终妥协为：议院有对“国家岁入岁出总纲”的“审议建言权”，皇帝需“详加斟酌”；对“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要员的任命，皇帝在决定前“可征询议院意见”。
司法独立：大理寺、刑部官员希望明确司法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减少行政（尤其是地方官员）干预。
最终条文规定“刑名之事，专由法司按律审理”，但“重大案件，需奏请圣裁”，且皇帝有“特赦”之权。
启明二十二年秋，经过数十次大小会议、数百份草案修改，《大陈宪纲》最终定稿。
全文共分七章（总纲、皇权、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军事、司法、臣民权利与义务），一百二十条。
文字古雅，力求周延，但许多关键处留下了可供解释的弹性空间。
定稿后，陈远并未立即下诏颁行。
他先命将《宪纲》文本秘密抄送各位起草核心成员及少数致仕元老，征询最后意见。
同时，安排徐光启 在《格致汇编》上发表系列文章，以“论古今治国根本之道”为名，阐释“明定宪章，永固邦本”的重要性，进行舆论预热。
最终，在启明二十二年冬至日，祭天大典之后，陈远于天坛圜丘之前，在文武百官、宗室贵族、外国使节观礼下，举行了庄重的“宪纲告天”仪式。
他亲自宣读《颁布〈大陈宪纲〉诏书》，声称此乃“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中和古今，外鉴西法，为我大陈立万世不易之基”。
随后，将镌刻有《宪纲》全文的玉版 供奉于太庙，并诏令将《宪纲》刊印成册，颁发全国各州县学宫、官署，命官员学习，士子诵习，并“晓谕百姓，咸使闻知”。
宪法初订立，万世开太平。
《大陈宪纲》的诞生，是帝国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它首次尝试以成文根本法的形式，对国家的根本制度、权力架构、运行规则进行系统性规定，尽管其核心仍是维护皇权，且充满了妥协与模糊之处，但它毕竟引入了“限权”、“程序”、“法治”等现代政治理念的微弱萌芽，并将“贵族议院”这一新兴政治力量的地位予以正式确认。
它为“启明”体制向一个更具稳定性、可预期性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最初的法律框架。然而，这部“宪纲”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真正遵守，其预留的弹性空间会被如何利用，是成为一纸空文，还是能真正约束后世君主与权贵，一切都将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实践与力量博弈。
而“宪纲”中关于“君臣共治”的模糊表述，与皇帝“最终裁断”的但书之间的张力，恰恰为下一步更具体的制度设计——“君主立宪雏形” 的探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