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陈全史》的铜活字在武英殿的机床上铿锵作响，试图为“启明盛世”盖棺定论之时，帝国的文学生态，却早已挣脱了官修史书的严谨框架，在“工商繁荣、城市兴起、印刷普及、市民阶层壮大”的肥沃土壤上，绽放出空前绚丽多彩、甚至带有叛逆色彩的奇葩。
这是一个文学创作高度繁荣、小说与戏曲等俗文学形式大放异彩的时代，其盛况堪称继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的又一高峰，且带有鲜明的“启明”烙印。
繁荣的土壤：
1 市民阶层的壮大与需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 等通商巨埠，聚集了数以十万计的商人、作坊主、店员、工人、手工业者、衙役、清客、以及数量庞大的有闲市民。
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闲暇时间，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经史子集兴趣寥寥，却对故事性、娱乐性、反映市井生活 的通俗文艺有着旺盛需求。他们是通俗文学最大的消费群体和推动力。
2 印刷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木活字、铜活字 印刷技术成熟，石印术 亦自西洋传入。
民间书坊 在各大城市林立，竞争激烈。
为降低成本、扩大销量，书坊大量刊印价格低廉的线装小说、戏曲脚本、唱本、画报。
报刊的兴起也为小说连载提供了平台。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属性空前增强。
3 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在“新政”初期和中期，朝廷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经济、技术改革，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松弛。
只要不直接攻击皇权、诋毁“新政”核心，对世情百态、人情冷暖的描摹，甚至对官场、礼教的隐晦讽刺，有一定容忍空间。这为文人创作提供了喘息之机。
4 文人出路多元化：科举虽仍是正途，但“新学”兴起、报馆、书局、学堂、洋行、官府幕僚等，为文人提供了更多谋生和实现价值的途径。
许多科举失意或不愿钻营八股的文人，转而投身小说、戏曲创作，或为报馆撰稿，推动了俗文学的雅化与深度。
小说的鼎盛：
“启明”时期的长篇白话小说，在继承明末清初《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世情小说传统的基础上，题材更加广泛，艺术手法更为成熟，社会批判意识也更强。
1 世情小说：描写市井家庭、婚姻爱情、世态炎凉的代表作涌现。
如《浮生六记》以自传体散文笔法，真挚哀婉地记述夫妻情深与家庭变故，情感细腻，语言清丽，轰动一时。
更有大量佚名或笔名作者创作的《xx缘》、《xx梦》等，描摹商人发迹、妓女从良、家庭恩怨、科举悲欢，充满浓厚的市井气息和道德说教。
2 讽刺小说：受《儒林外史》影响，讽刺官场、科场、社会怪现状的小说盛行。
出现了《镜花新传》（虚构）等作品，假托前朝，以嬉笑怒骂之笔，揭露官场贪腐、士人虚伪、礼教吃人，笔锋犀利，入木三分。
3 侠义公案小说：适应市民对“清官”和“侠客”的想象，结合“新政”后期社会矛盾增多的现实，《三侠五义》（石玉昆）类型的评书体小说经文人加工整理出版，大受欢迎。
书中包拯、展昭等形象深入人心，寄托了民众对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渴望。
同时，也出现了描写海上冒险、缉捕海盗的“海疆侠义”小说，折射时代气息。
4 狭邪小说：以上海、苏州等地妓院生活为背景的“狭邪小说”风行，如《风月梦》、《花月痕》等，既满足猎奇心理，也部分真实反映了妓女、嫖客、老鸨、帮闲等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其中不乏对女性命运和社会阴暗面的深刻揭示。
5 翻译与“新小说”萌芽：通过林纾（林琴南）等不通外文却擅古文的文人与通外语者合作，大量翻译西洋小说（如《茶花女》、《汤姆叔叔的小屋》节译），以文言意译出版，称为“林译小说”，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文学视野。
受其影响，少数先锋文人开始尝试创作带有西方小说结构、心理描写特点的“新小说”，但尚未成气候。
戏曲的辉煌：
戏曲在“启明”时期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京剧 在北京 宫廷与民间的共同培育下完全成熟，并随商路、官道流传全国，成为“国剧”。
同时，地方戏遍地开花。
1 京剧的定型与繁荣：经过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 等“老生三杰”及梅巧玲（梅兰芳祖父）等艺术家的努力，京剧在唱腔、念白、表演、行当、剧目上完全规范化。
宫廷的喜好和徽班、汉调艺人的融合，使其兼具典雅与通俗。
大量新编历史剧（如取材《三国》、《水浒》）、宫廷戏、神话戏涌现。茶园、戏楼遍布京城及各城市，名角辈出，票友云集，京剧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共同娱乐。
2 地方戏的勃兴：在南方，昆曲 虽渐趋雅化、小众，但仍有文人创作和家班演出。
梆子腔在北方农村和城市下层拥有广大市场，高亢激越，生活气息浓。
粤剧 在广东、广西及海外华人中盛行。
汉剧、徽剧、川剧、湘剧 等各具特色，争奇斗艳。
许多地方戏大胆吸收民间传说、时事新闻编演新戏，甚至出现影射时政的“时事新戏”。
3 戏曲文学的提升：许多文人参与戏曲创作或改编，提高了剧本的文学性。
出现了不少情节曲折、人物鲜明、文辞优美的本子。
戏曲不仅供演出，其剧本也作为文学作品刊印流传，供人阅读玩味。
文学繁荣期，小说戏曲盛。
通俗文学的蓬勃生机，是“启明”社会活力在文化领域的直接体现。
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情感、欲望、幻想与焦虑，也记录了这个转型时代的光怪陆离与价值碰撞。
然而，这种繁荣并非仅有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西方思想的进一步传入，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批判精神日益增强，许多作品开始将笔触伸向社会的疮痍与礼教的桎梏，一场文学领域的“静悄悄的革命”正在酝酿，并即将与更广泛的思想启蒙浪潮合流，共同冲击着古老帝国的精神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