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的枝叶在市民文化的滋养下葳蕤生长，而当其根系更深地扎入现实土壤，触及时代转型的阵痛与疮疤时，一股强烈的现实主义 风潮便随之兴起，并日益与对传统礼教的质疑和批判相结合。
这不再是《金瓶梅》式的冷眼旁观世情，也超越了《儒林外史》的局部讽刺，而是更系统、更尖锐地将矛头指向了维系旧秩序的伦理核心——“三纲五常”，尤其是父权、夫权、族权 对个体的压迫，以及科举制度、官僚体系 的腐朽。
这股风潮在小说、戏曲乃至初兴的报刊文章中均有鲜明体现，标志着文学开始自觉承担起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的功能。
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深化与批判：
1 聚焦家庭与女性命运：大量小说将视角从才子佳人的浪漫传奇，转向普通家庭的内部悲剧。
出现了《泣血记》等作品，细致描写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枷锁下，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婚姻不幸。
女主角往往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误，嫁给不相识的浪荡子或老朽，或因“贞节”观念被逼守寡、殉节，命运凄惨。
作者通过人物的悲惨遭遇，直接控诉“吃人的礼教”，呼吁尊重个人情感与选择。对纳妾、缠足 等陋习的批判也时有出现。
2 揭露科举与官场黑暗：延续讽刺传统，但更深入肌理。
有小说专门描写寒窗苦读的士子，如何在科场舞弊、官场倾轧中理想幻灭、人格扭曲，最终或愤世嫉俗，或同流合污。
对考官贪贿、考生钻营、八股文禁锢思想的描绘入木三分。
部分作品甚至借人物之口，发出“科举误人”、“八股空文，何益于世”的激愤之言，与朝堂上“废八股”的呼声遥相呼应。
官场小说则着力刻画胥吏横行、草菅人命、上下勾结的腐败生态，清官形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暗示制度性腐败的根源。
3 反映新兴社会矛盾：一些敏锐的作家开始将笔触伸向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现实。
有小说描写工厂主 的贪婪暴虐、工头 的凶残、女工童工 的非人遭遇，以及劳资冲突 的血腥。
虽然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且往往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或清官主持公道结尾，但毕竟首次将产业工人的苦难纳入文学视野。
另有作品描写新兴商人 在传统伦理与商业利益间的挣扎，或“西崽”阶层的生活与心态，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4 地方风情与社会百态：受《醒世姻缘传》等影响，出现了一批以特定地域为背景，细致描摹市井风情、行帮规矩、民间信仰、方言土语的“地方志式”小说。
其中往往夹杂对地方陋俗的揭露和批判。
戏曲中的“时事新戏”与伦理反思：
戏曲因其直观性、群众性，在社会批判方面有时比小说更为大胆。
1 “时装新戏”与“时事新戏”：京剧及地方戏中，出现了直接取材于近期社会新闻或外国故事的“时装新戏”。
如上海京剧舞台曾上演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揭露官场黑暗、司法不公，引起巨大轰动。
甚至有戏班尝试排演反映女工遭遇 或戒除鸦片 的新戏。虽然艺术上粗糙，但社会反响强烈。
2 传统剧目的新解读：在对《琵琶记》（赵五娘）、《白兔记》（李三娘）等传统伦理剧的演绎中，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艺人开始侧重表现女主角承受的苦难，激发观众对“节孝”观念本身的同情与质疑。
在《梁祝》、《红楼梦》改编戏中，反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的主题被进一步强化和渲染。
3 地方戏的“泼辣”批判：许多地方戏，如梆子戏、花鼓戏，本就扎根民间，语言俚俗，敢于表现大胆的情爱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有些戏中，甚至有借丑角之口，插科打诨，讥刺时政、嘲讽贪官污吏的情节，虽隐晦，但台下观众心领神会，拍手称快。
文学批评与理论探讨的萌芽：
随着小说戏曲的繁荣和批判意识的增强，专门的文学评论也开始出现。
在一些文人的笔记、序跋，以及新兴的报刊副刊 上，出现了探讨小说社会功能、艺术价值的文章。
受梁超等人“小说界革命”主张的影响，有评论家提出小说不应仅为“闲书”，而应成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利器，强调其揭露黑暗、唤醒民众的作用。
对《水浒》、《红楼梦》等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也开始出现，肯定其反抗精神与悲剧价值。
现实主义风，批判旧礼教。
文学领域兴起的这股现实主义与批判思潮，是“启明”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新旧观念碰撞在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
它不再满足于风花雪月或因果报应，而是试图直面社会的脓疮、解剖礼教的虚伪、为被压迫者发声。
尽管这些作品大多仍披着传统的外衣，批判也往往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缺乏更深层的制度性分析，且受众主要限于城市识字阶层，但其启蒙意义不容小觑。
它们如同投入一潭静水的石子，激起了关于家庭、婚姻、科举、官场乃至社会正义的广泛讨论，动摇了许多读者心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旧观念。
这股文学思潮，与正在知识界酝酿的、更为系统的思想启蒙运动 相互激荡，共同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思想论战与社会变革，铺垫了舆论基础，准备了批判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