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言路”的诏书与《报律》的颁布，如同在沉寂的舆论场投下了一块试探性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
然而，要将这股被释放出来的议论能量引导至建设性、理性辩论的轨道，而非退回到过去的人身攻讦与意气之争，或滑向失控的谩骂，则需更具体的规范与倡导。
朝廷在放开一部分言论空间的同时，也试图为其注入一种新的、带有近代色彩的“辩论伦理”——争论需有理有据，禁止人身攻击。
这一原则的提出与推行，虽不免带有官方引导色彩，且在实践中有诸多局限，但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并深刻影响了其后数十年间的公共话语形态。
首先，是官方舆论的“定调”与示范。
太上皇陈远的“定调”文章，在呼吁建言献策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议论国是，贵在务实，当以理服人，以事明理，勿作空言，勿尚虚文，更不可逞口舌之利，攻讦个人，甚至诋毁谩骂，斯文扫地”。
这为“争论需有理”提供了最高权威的背书。
随后，朝廷通过《京报》及官办报刊，有意识地刊发了一系列“示范性”的争论文章。
这些文章多围绕具体政策议题展开，如“铁路国有与商办利弊”、“新式学堂是否应废经学”、“海关税率调整对工商影响”等。
参与讨论的双方均被要求引用数据、列举实例、援引成例或西法 来支持己方观点，并对对方论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
文章结尾，常由编辑部撰写“编者按”，对双方论点进行简要总结和点评，着重肯定其中“持论有故，言之成理”的部分，批评“论据不足，流于空谈”或“言辞过激，近乎诟詈”之处。
这种操作，旨在向公众展示一种“理性辩论”的范式。
其次，是《报律》细则对“人身攻击”的界定与限制。
新颁布的《报律》不仅划定了政治红线，也对报刊言论的具体尺度做了更细致的规定。其中明确：
1 禁止“污蔑诋毁”：报刊不得刊登“污人名誉，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
具体包括：捏造他人隐私、丑闻；使用侮辱性、谩骂性语言（如“鼠辈”、“国贼”、“衣冠禽兽”等）指称特定个人；对其品性、人格进行无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和攻击。
2 “批评”与“攻击”的区分：《报律》尝试区分“对事的批评”与“对人的攻击”。
允许对官员的政策、行政行为、公共言论进行批评，甚至尖锐指责，但需“就事论事，持之有据”。
若批评涉及官员个人品德，则必须有确凿证据，且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
这为舆论监督留下了一定空间，但设置了较高的证据门槛。
3 更正与答辩权：《报律》首次引入了近代新闻法中的“更正与答辩权”雏形。
规定若报刊报道“事实确有错误”，或某人认为刊登的言论对其构成“不实指控或诽谤”，可要求该报刊在显着位置刊登“来函更正”或“本人答辩”，报刊“应即照登，不得延迟或删改”。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批评者的权利，也促使报刊在报道和评论时更加审慎。
4 处罚措施：对于违反“禁止人身攻击”规定的报刊，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暂停发行数日至数月、或要求公开道歉。
屡犯者，可吊销执照。
这相比此前动辄“拿问主笔、查封报馆”的“文字狱”做法，程序上更为规范，处罚也相对可预期。
再者，是知识界内部的“自律”呼吁与风气转变。
在官方倡导和《报律》约束下，知识界内部也开始出现对辩论伦理的反思。
一些开明士绅、报人、学者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建立健康的“舆论公例”或“辩论规则”。
他们强调“真理越辩越明，然辩论须以事实 为基，以逻辑 为绳，而非以声高、势众、词厉取胜”。
他们批评旧式文人相轻、党同伐异、好为诛心之论的恶习，主张“对反对者之主张，当倾力驳斥其理，而非诋毁其人”。
他们提倡“倾听异见”、“勇于承认己误”的胸襟，认为这是追求真理应有的态度。
一些新式学会、学堂在组织辩论会时，也尝试制定简单的议事规则，要求辩手提供证据、不得进行人身攻击、遵守发言时间等。
实践中的困境与博弈：
“争论需有理，禁人身攻击”的原则在推行中面临诸多挑战：
1 “理”的标准与话语权：何为“有理”？
数据、经典、西学、民意，何者更具说服力？这本身就涉及话语权的争夺。
保守派常以“圣贤之道”、“祖宗成法”为不可置疑之“理”；改革派则援引“中外大势”、“富国强兵”之需；激进派可能诉诸“天赋人权”、“历史规律”。
不同“理”之间的碰撞，往往演变为世界观的根本冲突，难以简单用“持论有故”衡量。
！2 “人身攻击”的模糊界限：批评官员“庸碌无能”是否人身攻击？
揭露其贪污嫌疑但证据不完全确凿，是否构成诽谤？
在政治斗争和派系倾轧中，指控常与人身攻击交织，难以清晰剥离。
《报律》的执行者（地方官、巡警）常有自己的立场，执法易有偏差。
3 民间舆论的惯性：市井小报、匿名传单、街头流言中，人身攻击、谣言诽谤依然盛行，难以根除。
许多读者也仍偏好尖锐、泼辣、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骂战文章，认为其“痛快”。
4 官方自身的双重标准：朝廷在压制激进革命言论时，有时仍不免使用“逆党”、“乱民”等定性词汇，带有强烈的人身贬损色彩。
这削弱了其倡导“理性辩论”的公信力。
尽管困难重重，“争论需有理，禁人身攻击”的原则的提出与实践，仍标志着帝国公共话语伦理的一次重要演进。
它促使一部分报刊和知识人开始注重论证的严谨性与说理的逻辑性，推动了实证精神与理性思维在公共领域的萌芽。
尽管真正的“理性公共空间”远未形成，但一种不同于以往纯粹道德指责或政治诬陷的辩论文化，毕竟开始艰难地生长。
这种相对更注重事实与逻辑的讨论氛围，也为那些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探索自然与世界本质的纯粹学术 与科学技术 研究，提供了稍显宽松的环境。
当人们在报刊上为政策得失、文化取向争得面红耳赤时，另一群沉默的探索者，正在实验室、观测站、田野中，悄然推动着一场更为根本的认知革命——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其蹒跚却坚定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