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赵胜等最后一批开国元勋的凋零，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不可避免地开始被新生代 所占据。
这群人大致出生于“启明”立国之后，成长于“新政”推行、西学东渐、工商初兴的环境之中。
他们不再有父辈们提头创业的传奇经历与战场情谊，其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政治抱负乃至行为方式，都与前辈们迥然不同。
而在这批新生代中，最核心、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皇太子陈弘绪的成长，以及围绕他所形成的东宫班底 和少壮派官僚群体。
太子陈弘绪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启明”新时代的缩影。
他自幼接受严格而开放的皇家教育：既有大儒 讲授经史，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太上皇陈远的安排下，早早接触格致院 学者，学习算学、地理、格致初步；少年时期便随驾巡视河工、视察船厂、观摩新军操演，对实务有直观认识。
成年后，奉旨参与“东海岸巡视”，积累了处理军国大事、特别是海防外交的初步经验。
监国理政多年，直至正式继位为仁宗皇帝，他已是一位年富力强（继位时约三十五岁）、熟悉政务、思想开明 且雄心勃勃 的君主。
与乃父陈远的草莽英气、杀伐决断 不同，仁宗陈弘绪的气质更偏理性、务实、注重制度与规划。
他深刻认同“启明”的富国强兵之路，但认为需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向更深层次 的制度改革与更全面 的现代化迈进。
他看重法律 与程序，在“开放言路”风波中力图将舆论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他重视科技 与教育，亲自主持增加格致投入、推广实业学堂；他对海军建设 和海外利益 抱有持续热情；同时，他也对“贵族议院”的权限扩大、乃至未来更广泛的“民权”与“立宪”前景，抱有审慎的开放态度。
他的政治理念，可以概括为“稳健的进取主义”或“开明的制度化改革”。
1 东宫旧僚与青年近臣：包括早年担任太子侍读、伴读的宗室、勋贵子弟，以及通过选拔进入太子詹事府、春坊 的青年才俊。
这些人长期陪伴太子，深受其信任，多被授予要职，如进入内阁 担任中书舍人、在各部担任郎中、员外郎，或外放为知府、道员，成为仁宗推行新政的得力干将。
2 科举“新学士”中的佼佼者：通过废除八股后的新科举选拔出来的进士、举人，此时已历练多年，逐渐步入中年，成为各部院司官、地方道府官员的中坚力量。
他们通晓实务，略知西学，是各项新政（如铁路、电报、海关、新式教育）的具体执行者。
其中思想敏锐、能力突出者，被仁宗破格提拔，进入权力核心。
他们构成了新生代官僚的主体。
3 留学归国人员与技术官僚：一批早期留学西洋、归国后在各领域做出成绩的专家，开始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如精通造船的海军将领沈葆靖、熟悉外交法律的原驻外公使、通晓矿冶的工部官员、擅长金融的海关道员等。
他们被仁宗倚重，参与专业决策，甚至在格致院、新式大学堂 担任要职，其意见对朝廷的科技、工业、外交政策影响日增。
他们是新生代中专业化、技术化 色彩最浓的一群。
4 开明士绅与新兴工商界代表：随着“工商鼓励策”的推行，一些与官方关系密切、且有政治抱负的大商人、实业家 开始寻求政治发言权。
他们通过捐官、结交官员、资助报刊、送子弟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等方式，渗透进统治阶层。
同时，地方上一些支持新政的开明士绅，也通过科举、荐举等途径进入官场。
他们代表新兴的经济力量和社会诉求，在政策制定中开始发出声音。
新生代崛起，太子初长成。
以仁宗皇帝为核心的新生代统治集团，其知识结构、视野和抱负，都与开国元勋们截然不同。
他们生长于承平之世，受惠于“新政”与西学，对“富强”、“进步”、“宪政”、“科学”等理念有更深的认同，也对帝国存在的种种弊端（官僚腐败、效率低下、社会不公）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强的改革意愿。
他们与老一辈之间，既有继承（维护皇权、国家统一、发展实业），也有潜在的差异（对传统礼教的尊重程度、对变革速度与深度的期待、对新兴社会力量的态度）。
这种代际更替与理念差异，并非简单的对立，但确实为朝廷内部的政见分歧 与观念碰撞 埋下了伏笔。
当仁宗试图推进更深化的改革时，他不仅要面对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可能需要调和新生代内部不同的改革思路与利益诉求。
而太上皇陈远的存在，以及他逐渐放权的姿态，则为这种新旧交替与内部博弈，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