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越南危机，朝堂上“主战”与“慎战”的声浪激烈对撞，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仁宗皇帝陈弘绪 的最后裁决。
经历了与太上皇的深入探讨、仔细权衡了各方利弊、并综合了前线最新情报后，仁宗最终做出了一项既非全面妥协、亦非直接开战的折中而富有谋略的决策。
其核心可概括为：外交上积极调停，展示存在；军事上高度戒备，引而不发；经济上加强控制，深耕藩篱。
诏令既出，朝野哗然，主战派大失所望，慎战派如释重负，而国际观察家则看到了“启明”朝廷处理复杂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一、 外交调停与军事威慑并举（“调停不加兵”）：
仁宗明确拒绝了越南使臣立即出兵的请求，也否决了主战派“大举兴师，驱逐法夷”的激进方案。但他并未示弱。
1 派遣“钦差调停大臣”：任命一位资深、熟悉洋务且作风强硬的重臣为“钦差办理越南事宜大臣”，率团急赴河内和西贡，同时与越南政府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交涉。
其使命是：申明大陈对越南的宗主权，要求 法国尊重中越传统关系，抗议法军对越南的侵略行为及对中越边境的威胁，提出 在维持越南“自主”地位、承认中国“上国”名分的前提下，由中法越三方协商解决争端，反对 法国单方面将越南变为保护国。
此举将大陈的立场和底线清晰、强硬地摆上台面，向法国和国际社会表明，大陈绝不会坐视越南被完全吞并。
2 军事上“陈兵边境，舰巡南海”：与此同时，仁宗下令：
陆军：向广西、云南 中越边境地区增派精锐部队（新式陆军），修缮工事，进行实战演习，摆出随时可以入越作战的姿态。
但严令“未得明旨，不得擅开边衅”，其首要目的是威慑 和防御。
海军：命令南洋水师 主力舰只（包括数艘铁甲舰）驶离母港，前往北部湾 及南海 相关海域进行“例行巡弋”和“联合操演”，其航线有意靠近越南沿海。
这是明确无误的炮舰外交，展示中国海军的存在和投射能力，对法国远东舰队构成牵制，支援外交谈判。
对黑旗军的有限支持：通过隐秘渠道，向刘永福的黑旗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旧式军火和经费，允许其在两广边境地区获得有限补给，默许其继续抗法，以消耗和牵制法军。
但明确告知刘永福，朝廷不会给予其正式番号或公开支持，其行为属“义民自保”，与朝廷无关。
这既利用了黑旗军，又避免了直接卷入。
3 寻求国际斡旋：指示驻英、德、美 等国使节，向驻在国政府通报情况，阐述大陈立场，争取国际同情和理解，特别是希望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矛盾的德国 能施加影响，防止列强一边倒支持法国。
二、 经济渗透与控制深化（“经济控制深”）：
仁宗及其谋臣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军事上难以完全驱逐法国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其他手段，确保大陈在越南的长期影响力和实际利益。他们选择了经济 作为主要抓手。
1 迫使越南“以经济换安全”：在调停过程中，钦差大臣向越南施压，要求其为了获得大陈的“庇护”和潜在支持，必须向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经济特权。
具体包括：
降低关税：要求越南给予大陈商品比其他国家更低的关税。
矿藏开采权：要求获得越南北部（北圻）重要矿产（如广宁的煤矿、老街的锡矿、磷矿）的勘探和优先开采权。
铁路修筑权：提议由“大陈通商银行”或“皇贸公司”出资，修筑自广西龙州 经凉山 至河内，以及自云南蒙自至老街的铁路，连接中国西南与越北，控制交通命脉。
金融控制：鼓励大陈钱庄、票号进入越南主要城市，逐步控制其金融汇兑，并尝试推广中国银元。
2 扶持亲华经济势力：暗中支持在越的华人商帮（如广肇帮、潮州帮、福建帮），给予其贷款和贸易便利，使其在与法国商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逐步控制越南的内河航运、大米贸易、零售商业等命脉行业。
3 技术与管理输出：以“协助越南现代化”为名，派遣大陈工程师、农技员、管理人员进入越南，帮助其修缮水利、改进农业、建立电报线，实际上加强对其经济命脉和技术标准的控制。
决策的考量与预期效果：
仁宗这一套“文武并用，以经促政”的组合拳，是基于以下判断：
法国并非铁板一块：法国国内政局不稳，在越南的殖民行动也受到国内部分舆论和财政的制约。
直接军事对抗风险太高，但展示决心和实力，可能迫使法国回到谈判桌，接受一个“利益均沾”或“南北分治”（北圻由中国影响，南圻由法国控制）的妥协方案。
核心利益在于西南安全，而非领土占领：只要能将法国势力阻遏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以外，确保其不威胁滇桂，同时加强大陈对越北的经济控制，即使越南名义上对法国保持某种“保护国”关系，大陈的实际战略利益也能得到保障。
经济控制比直接的军事占领成本更低，阻力更小，且更可持续。
国内改革优先：大规模战争会打断国内建设步伐。
通过有限的外交军事行动和经济手段达成战略目标，既能回应国内民意，又能将主要资源继续集中于国内发展和改革。
试探与练兵：此次危机也是对帝国新式外交、军事威慑、经济扩张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和实战练兵。
调停不加兵，经济控制深。
仁宗的应对策略，体现了“启明”朝廷在对外事务上趋于务实、灵活、注重综合国力运用 的新特点。
它试图在“战”与“和”的二元选择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以强大的军事存在为后盾，以外交谈判划定势力范围，以经济渗透巩固实际利益。
这既是对太上皇“慎兵”思想的某种遵循（避免大规模战争），也满足了“主战派”部分展示力量的诉求，更契合帝国长远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然而，这一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法国的反应、越南的配合、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帝国自身执行力的强弱。
越南的棋局刚刚开盘，中法之间的外交折冲与经济角逐，将在未来数年里激烈展开，其结果将深刻影响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并最终定义“启明”帝国作为新兴区域强权的真实成色与战略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