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22日清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和咖啡味。三十部举报电话前，接线员们的嗓子已经沙哑，面前的记录本堆得像小山，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市民提供的线索。负责线索汇总的年轻民警小李揉着发红的眼睛，将标有“重点核查”的记录本放在刘队长桌上，语气里带着难掩的疲惫：“刘队，一晚上接了八百多条线索，光说见过穿蓝色工作服骑红摩托的就有两百多，还有不少是报假警蹭热度的。”
刘队长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记录本，指尖划过“周焕”这个名字，旁边的备注写着“和平南大街修自行车师傅，称认识模拟画像上的人”。这类声称“认识嫌疑人”的线索占了近三成，大多是模糊的印象或误认，但多年的刑侦经验让他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通知和平分局的人，跟我去见这个周焕。”他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快步走向门外，朝阳的光芒透过窗户，在他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
和平南大街与砂阳路交叉口的拐角处，一个褪色的蓝色帆布棚子就是周焕的修车摊。棚子下摆着两个铁皮工具箱，里面整齐码放著扳手、螺丝刀等工具，地面上散落着几节废旧链条和轮胎碎片。周焕正蹲在地上给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补胎，粗糙的手上沾满了黑油，听到脚步声抬头，看到穿警服的人走近，手里的活计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紧张，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周师傅，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问问您昨天举报的情况。”刘队长递过去一杯热豆浆，这是他路上特意在早点摊买的。周焕接过豆浆，指尖微微颤抖，他拧上最后一颗螺丝，拍了拍手上的油污，朝棚子角落的小马扎指了指：“警官坐，我慢慢跟你们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常年在街头风吹日晒的粗糙质感。
10月19日傍晚五点半，周焕刚收拾好工具准备回家，就看到两辆红色摩托车停在不远处的公交站牌旁。“那俩摩托看着就不一般，发动机声音特脆，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嘉陵70。”周焕呷了口豆浆，眼神飘向路口的方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傍晚，“骑车的俩男的都穿深蓝色夹克工作服，戴的安全帽上印着‘机床厂’的白字，我当时还琢磨，机床厂的工人咋骑这么好的车。”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个男子的侧脸。“那男的脸型偏长，下巴宽，眼睛细溜溜的，笑的时候嘴角往下撇，看着就凶。”周焕用手在自己脸上比划着，“去年冬天他来我这修过车，车胎扎了个钉子，我补胎的时候他一直在打电话，说啥‘老地方见’‘这次够本’，语气挺横的。我问他是机床厂的不，他白了我一眼没说话，给了钱就走了。”
刘队长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模拟画像，递到周焕面前。周焕接过画像，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重重地点了点头：“就是他！错不了！尤其是这眼睛，透著股狠劲，跟我去年见的那人一模一样。”他又补充道，“我记得他摩托车的牌照最后两位是‘73’，因为我儿子生日是七月三号，当时还多看了两眼。”
这条线索让刘队长心头一震。模拟画像是根据目击证人模糊描述绘制的，周焕不仅能精准对应体貌特征，还提供了摩托车牌照尾号和嫌疑人可能的工作单位，这些细节绝非编造。他立刻安排民警调取周边路段的交通记录。虽然1999年的监控覆盖率低，但和平南大街作为主干道，路口有一处交警岗亭装有监控设备。同时，另一组民警前往沈阳机床厂，调取所有员工档案，重点排查有前科、体貌特征与画像相符的人员。
交警岗亭的监控录像画质模糊，但在技术人员的修复下，还是清晰捕捉到了两辆红色摩托车的身影。录像显示，10月19日傍晚5时42分，两辆摩托车停在公交站牌旁，5时45分，枪声响起后，摩托车迅速启动，朝着南湖公园方向逃窜。通过放大画面，确实能看到其中一辆摩托车的牌照尾号为“73”，与周焕的描述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监控拍到了两名骑手的正脸，虽然画面有些失真，但与模拟画像的相似度高达九成。
与此同时，前往机床厂的民警传来了消息。机床厂共有员工三千余人，经过初步筛查，有三名员工的体貌特征与画像相符。。更巧合的是，孙德松名下确实登记着一辆红色本田摩托车，牌照号码为“辽a·g2373”，尾号正是“73”。
“孙德松有个哥哥叫孙德林，早年也是盗窃惯犯，1990年劳教释放后一直无业，兄弟俩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出入。”负责调查的民警在电话里汇报，“我们还查到，孙德松在1996年3月8日那天请了病假，没有上班记录。而1997年两起抢劫案发生时，他都以‘家中有事’为由请假，时间线完全吻合。”
线索逐渐聚焦到孙德林、孙德松兄弟身上。警方立刻对两人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排查，发现他们与汪家礼、汪文绪来往密切。汪家礼曾因抢劫被判有期徒刑五年，1994年出狱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汪文绪则是孙德林的远房亲戚，无业游民，有多次打架斗殴的前科。这四人经常在铁西区的一家小酒馆聚会，形迹十分可疑。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排查的同时，孙德林团伙正躲在铁西区一处废弃的仓库里分赃。仓库里弥漫着霉味和烟味，地上铺着一张破旧的塑料布，上面散落着一沓沓现金。孙德林坐在一个木箱上，手里把玩着一把五四式手枪，眼神阴鸷地看着眼前的三个同伙：“这次抢了100万，每人25万，拿了钱之后都老实点，别出去瞎嘚瑟，等风头过了再动。”
汪家礼揣著一沓现金，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还是大哥厉害，这招‘声东击西’用得妙，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谁能想到是我们干的。”他顿了顿，又有些担忧地说，“不过这次警方动静挺大，还公布了画像，会不会有啥问题？”
“怕什么？”孙德林狠狠吸了一口烟，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沈阳这么大，680万人，谁能认出我们？再说，我们作案从来不留活口，现场除了弹壳啥也没留，警方查不到我们头上。”他看向孙德松，“你那摩托车以后少骑，牌照卸了藏起来，这段时间别去厂里上班了，就说生病住院。”
孙德松点了点头，脸上却有些不安：“哥，我昨天去加油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盯着我看，他去年给我修过车，会不会认出我了？”
孙德林眼神一沉，猛地站起身：“你怎么不早说？那个老头在哪？”
“就在和平南大街路口，一个蓝色的棚子。”孙德松的声音有些颤抖。
孙德林沉思片刻，从木箱里拿出一把匕首，递给汪文绪：“你去看看，要是那老头真认出你了，就给我办了，绝不能留下后患。”汪文绪接过匕首，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但在孙德林凶狠的目光下，还是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仓库。
这一幕被潜伏在仓库外的侦查员看得清清楚楚。警方早已对孙德林团伙的落脚点进行了布控，四名侦查员伪装成拾荒者，在仓库周边24小时监视。看到汪文绪持刀离开，侦查员立刻通过对讲机汇报情况，刘队长当即下令：“密切跟踪汪文绪，确保周师傅安全，同时准备收网，不能让他伤害无辜！”
汪文绪骑着一辆无牌自行车，朝着和平南大街方向驶去。他警惕地观察著四周，时不时回头张望，确认没有尾巴后，才慢慢靠近周焕的修车摊。此时周焕正在给一辆自行车打气，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汪文绪攥紧手里的匕首，悄悄绕到周焕身后，就在他准备动手的瞬间，两名便衣民警突然从旁边的巷子里冲了出来，一把将他按倒在地，匕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警察！不许动！”民警的声音威严有力。汪文绪拼命挣扎，嘴里大喊著：“我没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但他的反抗在民警的控制下毫无意义，很快就被戴上手铐，押上了停在路边的警车。
在审讯室里，汪文绪起初还百般抵赖，说自己只是路过修车摊，并没有恶意。但当民警拿出监控录像和周焕的证词后，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尤其是当民警提到孙德林、孙德松和汪家礼的名字时，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沉默了许久后，终于开口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根据汪文绪的供述，这个犯罪团伙以孙德林为首，成员包括孙德松、汪家礼和他自己。孙德林早年因盗窃劳教，出狱后一直想“快速致富”，于是召集了有前科的弟弟孙德松和狱友汪家礼，又拉拢了亲戚汪文绪，组成了这个持枪抢劫团伙。从1995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沈阳实施了七起持枪抢劫案，杀害九人，重伤五人，抢劫现金共计136万余元。
“每次作案前，都是孙德林踩点，汪家礼负责搞车，我和孙德松动手。”汪文绪低着头，声音沙哑，“孙德林说，要干就干大的，不留活口，这样才不会被认出来。1996年饲料厂那起案子，是孙德林和我开的枪，汪家礼开车接应，抢了20多万，我们每人分了五万多。”
关于枪支来源，汪文绪交代，这些枪是孙德林通过边境走私买来的，共有三把五四式手枪和两把59式手枪，子弹也是通过非法渠道购买的。“孙德林说这些枪是‘越南货’，威力大，不容易查到来源。每次作案后，他都会把枪藏在铁西区的一处废弃煤窑里，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