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孙德林、孙德松和汪家礼可能还在铁西区的废弃仓库里，刘队长立刻调集了50名特警和刑侦民警，组成抓捕小组，前往仓库实施抓捕。此时已是深夜十一点，沈阳城早已陷入沉睡，只有警车的警灯在夜色中闪烁，朝着铁西区疾驰而去。
废弃仓库位于铁西区的老工业区，周边都是倒闭的工厂，荒无人烟。抓捕小组分成三个小队，分别从仓库的正门、侧门和后门包围。特警队员手持冲锋枪，小心翼翼地靠近仓库，仓库里传来隐约的说话声和麻将牌的碰撞声。刘队长做了个手势，队员们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许动！警察！”随着一声大喝，特警队员一脚踹开仓库的大门，强光手电筒的光束瞬间照亮了整个仓库。孙德林、孙德松和汪家礼正围坐在塑料布上打麻将，面前的桌子上还放著几瓶啤酒和一碟花生米。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三人顿时慌了神，孙德林伸手就去摸放在旁边的手枪，却被早已瞄准他的特警队员大喝一声：“再动就开枪了！”
孙德林的动作僵在半空，脸上露出凶狠的神色，但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孙德松和汪家礼也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民警在仓库里搜出了25万元现金、两把五四式手枪和30发子弹，以及四套深蓝色夹克工作服和四顶印着“机床厂”字样的安全帽——这些正是他们作案时的行头。
“铐上！”刘队长一声令下，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三人的手腕，金属碰撞声在空旷的仓库里格外清脆。孙德林被押起身时，突然转头看向仓库角落的木箱，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舍。民警立刻上前打开木箱，里面整齐码放著七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著每次作案的时间、地点、分工和分赃情况，甚至还有对警方侦查路线的分析。“没想到吧，你们的‘作战计划’我们全看到了。”刘队长拿起一本笔记本，封面“行事纪要”四个字歪歪扭扭，却透著一股令人发指的嚣张。
凌晨两点，孙德林、孙德松、汪家礼和汪文绪四人被押解回市公安局。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在四人脸上，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孙德林低头沉默，嘴角紧抿；孙德松眼神躲闪，不停搓著双手；汪家礼唉声叹气，时不时抬头打量审讯员；汪文绪则浑身发抖，刚坐下就哭了起来：“我全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们，求你们从轻发落。”
汪文绪的招供成了突破口。他不仅详细交代了1995年以来的七起持枪抢劫案细节，还供出了孙德林藏匿剩余枪支和赃款的地点，铁西区郊外的一处废弃煤窑。“那煤窑是孙德林早年挖矿时发现的，里面特别隐蔽，除了我们四个没人知道。”汪文绪的声音带着哭腔，“里面还有一把五四式手枪、两把59式手枪，还有没花完的30多万现金，都藏在煤窑最里面的石缝里，用塑料布包著。”
天刚蒙蒙亮，刘队长就带着十名民警和汪文绪前往废弃煤窑。煤窑位于一座小山脚下，入口被半米高的杂草掩盖，仅能容一人弯腰进入。民警们拿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煤窑里漆黑潮湿，脚下的煤灰没过脚踝，头顶不时有碎石掉落。走了大约五十米后，汪文绪停在一处石缝前：“就是这儿，东西都在里面。
两名民警合力搬开挡在石缝前的石块，里面果然放著三个用黑色塑料布包裹的包裹。打开包裹，里面的物品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三把军用手枪油光锃亮，50发子弹整齐排列，32万元现金用橡皮筋捆成一沓，上面还残留着淡淡的煤尘。技术人员当场对枪支进行鉴定，确认这些正是七起案件中歹徒使用的作案工具，枪身上的编号与现场遗留弹壳的编号完全匹配。
铁证面前，孙德林终于开口了。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凶狠，只剩下疲惫和绝望：“从1987年第一次盗窃被抓，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劳教出来后，看着别人住大房子、开小汽车，心里就不平衡。后来认识了家礼，我们就合计著干票大的，没想到一步步走到了杀人的地步。”
孙德林的供述揭开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罪恶过往。1995年9月，他和汪家礼第一次作案，杀害了田氏兄弟并抢走2万元现金。第一次杀人后，孙德林害怕了整整一个月，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灯，直到看到警方没有查到自己头上，才渐渐放下心来。“杀了第一个人，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孙德林的声音沙哑，“每次作案后，我们都会一起去小酒馆喝酒，用赃款买肉买酒，假装自己是正常人，可一闭上眼睛，那些被我们杀的人的脸就会出现。”
随着四人的全面招供，尘封四年的“3·8串案”终于真相大白。从1995年9月到1999年10月，这个以孙德林为首的犯罪团伙，在沈阳及周边地区疯狂作案七起，杀害九人，重伤五人，抢劫现金和财物共计136万余元。他们的作案目标精准，每次都提前踩点数月，摸清受害者的行踪和作息；作案手法残忍，为了不留活口，哪怕受害者已经交出钱财，也会被他们残忍杀害；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后会立刻更换衣物和交通工具，将枪支和赃款藏在隐蔽地点，甚至会故意混淆警方视线，编造虚假的不在场证明。
1999年10月30日，沈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3·8串案”特大持枪抢劫案”成功告破，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涉案枪支和赃款悉数追回。当杨加林局长在发布会上说出“案件告破”四个字时，现场的记者和市民代表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受害者家属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市公安局门口的广场上挤满了市民，大家举著“为民除害”“正义必胜”的横幅，迎接办案民警归来。周焕也挤在人群中，看到刘队长带着民警走出来，他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眼角泛起了泪光。不久后，周焕收到了10万元悬赏金，他用这笔钱给儿子交了大学学费，还在修车摊旁搭了个更宽敞的棚子，棚子上挂著一块崭新的牌子：“守法经营，心安理得”。
案件告破的消息传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市民们终于卸下了心头的重担。曾经冷清的夜市重新热闹起来，晚上十点多，街面上依然灯火通明，行人络绎不绝；计程车司机们不再随身带着铁棍，敢跑偏远的路段了；工厂和企业恢复了正常的发薪流程，再也不用请保安公司护送。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久违的烟火气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
2000年5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3·8串案”作出一审判决：孙德林、汪家礼、汪文绪、孙德松四人因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四人没有上诉，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行刑前，孙德林提出想见弟弟孙德松最后一面。在会见室里，兄弟俩隔着玻璃相对而坐，都沉默不语。过了许久，孙德林才开口：“哥对不起你，要是当初我没拉你入伙，你现在还在机床厂上班，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孙德松的眼泪流了下来：“哥，是我自己糊涂，怨不得别人。你放心，我会在里面好好改造，来世做个好人。”
孙德林团伙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沈阳下起了小雨，仿佛在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哀悼。市民们自发来到市公安局门口，献上鲜花，悼念受害者，也向辛苦办案的民警致敬。刘队长站在雨中，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百感交集。他想起了1996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饲料厂门口的鲜血和眼泪；想起了四年间走访过的千家万户，民警们磨破的鞋子和晒黑的皮肤；想起了周焕师傅提供线索时的坚定眼神，和市民们举报电话里的焦急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