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天津，空气里开始浮动着初夏的暖意。哈里斯诊所门前那几株老槐树开满了细碎的白花，香气弥漫了整条街道。但比槐花香气更早抵达诊所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
清晨七点，邮递员老陈推着沉重的绿色邮车停在诊所门口，擦了把额头的汗，朝正在打扫庭院的小张护士喊道：“张姑娘，今天又是三大包！国际的，国内的，都有！”
小张放下扫帚，看着那鼓囊囊的邮袋，忍不住笑了：“陈叔，这都连续第几天了？”
“第十七天！”老陈竖起手指，“自打你们那论文上了外国杂志，我这邮车就一天比一天沉。今天还有两封是从非洲来的，你们可真是出名了！”
诊所刚开门，前厅的咨询电话就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小张一边接电话，一边指挥实习生整理信件。不同语言、不同字迹的信封在长桌上堆积成小山，邮戳显示着它们来自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悉尼、开普敦、圣保罗……
哈里斯走进前厅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法国邮票，优雅的法语手写体：“尊敬的哈里斯医生和沈墨轩教授，我是巴黎第七大学医院的免疫科医生，阅读了贵刊于《柳叶刀》的论文，对中西医结合治疗自身免疫病的方法深感兴趣……”
第二封来自印度新德里：“……我祖母是阿育吠陀医师，我本人学习西方医学。你们的研究让我看到了不同医学传统对话的可能。不知是否有机会前来学习？”
第三封来自美国波士顿，署名是一个熟悉的同行：“哈里，我承认最初对你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最近我们收治了一位对常规治疗无反应的李氏综合征患者，让我重新思考了你的方法。能否分享更详细的治疗方案？”
沈墨轩从内室走出，看到满桌信件，神色平静如常。他拿起一封日本京都寄来的信，拆开后是一手工整的汉字：“沈教授台鉴：晚学服部健一，从事汉方医学研究三十载。拜读大作，深感中西医结合已至新境。冒昧恳请，若蒙不弃，愿赴津门，亲聆教诲……”
“日本汉方医家，”沈墨轩将信递给哈里斯，“他们的体系与中医同源异流，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
哈里斯快速浏览了几封信，表情复杂：“比我预想的多得多。有些是真诚的学术交流请求，有些可能只是一时好奇，还有些……”他拿起一封措辞夸张的信，“像是寻找奇迹的。”
沈墨轩在太师椅上坐下，端起刚沏好的茶：“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关注来得太快，未必是好事。但既然来了，便是缘分。静儿，将这些信件分类整理，学术性的转给我和哈里斯医生，求医问药的转给门诊部，单纯表达敬意的归档保存。”
第一批实地到访的求学者在五月中旬抵达。
第一位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年轻研究员马修·勒布朗，二十九岁，金发碧眼，能说一口流利但带口音的中文。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直接来到诊所门口，见到小张护士就用中文说：“您好，我两个月前写了信，但没有收到回复。所以我来了。”
小张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您是勒布朗先生？但我们的回信一周前才寄出……”
“我等不及了，”马修眼中闪着热切的光，“我在法国研究针灸的神经生理机制三年，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读了你们的论文，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只研究针刺激发了什么神经反应，却忘了中医整体思维的语境！”
哈里斯正在查房，被紧急叫到前厅。见到马修，他想起那封用法语写就的长信，里面详细讨论了针灸镇痛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勒布朗博士，你的信我们收到了，正在准备回复……”
“叫我马修就好，”年轻人迫不及待，“哈里斯医生，我不需要特殊照顾，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整理数据、翻译文献、甚至打扫卫生。我只想亲眼看看你们怎么工作，怎么把两种医学思维真正结合起来。”
沈墨轩闻声而来，打量了这个远渡重洋的法国青年片刻，忽然用中文问：“你学中医几年了？”
马修立即回答：“正式学习三年，但阅读相关文献已有五年。我读过《黄帝内经》的法文译本，也读过沈教授您1987年发表在《中医杂志》上的那篇《论辨证与辨病的结合》。”
沈墨轩眼中掠过一丝惊讶，转向哈里斯：“此子有心。”
马修到来后第三天，第二位访客出现了。这次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德国医生，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汉斯·穆勒。与马修的热情不同，穆勒教授严谨、保守，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哈里斯医生，我必须坦白，”在会客室里，穆勒用精确的英语说，“我对你们的研究仍持保留态度。但我校医学院院长认为，无论结论如何，这种跨文化医学对话本身就值得关注。他派我来进行为期两周的观察。”
沈墨轩通过马修的翻译了解了来意，平静回应：“穆勒教授，科学需要怀疑精神。欢迎你观察，也欢迎你提问。”
穆勒的观察从质疑开始。他带着笔记本，记录每一个细节：中药处方的配伍原则，针灸穴位的选择依据，中西医治疗的时间安排。每天下午，他都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有些相当尖锐。
“沈教授，您为这位患者选择足三里和三阴交穴位，依据是什么？有没有随机对照试验证明这个选择优于其他穴位组合？”
“哈里斯医生，你们联合用药时，如何排除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有没有系统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马修在翻译这些问题时，常常感到尴尬。但沈墨轩总是耐心解答，有时直接展示病历记录，有时引用古今文献，有时坦然承认：“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正在研究中。”
一周后，穆勒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依然严谨，但提问的语气从质疑变成了探究。有一天，在观察沈墨轩治疗一位顽固性失眠患者后，他私下对哈里斯说：“我注意到，沈教授不仅开药，还详细询问患者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饮食偏好，然后给出全方位的调整建议。这让我想起我祖父——他也是个老派医生，总是花很多时间与病人谈话。现代医学丢失了这个传统。”
哈里斯点头：“这就是整体医学的魅力。不是只看病，而是看生病的人。”
五月底，诊所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四位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医生。新德里全印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拉吉夫·夏尔马，一位兼具阿育吠陀医学和现代医学背景的学者。
“在印度，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夏尔马教授在交流会上说，“阿育吠陀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如何用现代科学验证和发展它？如何与西方医学建立平等对话？你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
随行的一位年轻女医生补充：“更重要的是，你们证明了这种对话可以产生真正创新的临床方案。这比任何理论辩论都有说服力。”
沈墨轩安排了两天的学术交流。印度医生们展示了阿育吠陀的理论体系、诊断方法、草药治疗。哈里斯分享了研究设计和数据统计方法。最有趣的是比较环节：中医的“气血”与阿育吠陀的“普拉那”（生命能量），中医的“阴阳平衡”与阿育吠陀的“三大能量”（瓦塔、皮塔、卡法）平衡，中医的辨证论治与阿育吠陀的个体化治疗原则。
“虽然概念体系不同，但对生命的整体观、对个体差异的重视、对自然疗法的运用，有很多相通之处。”夏尔马教授感慨。
沈墨轩深有同感：“东方医学传统各有特色，但共享某种根本智慧。这种智慧，正是现代医学在追求精确性时可能丢失的。”
印度代表团离开前，夏尔马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能否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东方医学研究网络？分享经验，合作研究，共同探索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路径？”
这个提议让哈里斯和沈墨轩都很感兴趣。当晚，他们与夏尔马教授初步讨论了合作框架：每年一次小型研讨会，共同申请国际研究基金，青年学者交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