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汽车站像个被踩扁的麦秸垛，乱糟糟堆着人。梨花攥着春燕给的蓝布包，指节把粗布捏出褶皱，包里的硬币硌得掌心生疼。布告栏上的红纸招贴被风吹得卷边，最醒目的一行字刺得她眼睛发紧：“南方电子厂招工，管吃住，月薪百元”。
百元。在姑射山下，种一亩冬小麦，除去种子、化肥，忙活大半年也就能落个三十块。她摸了摸怀里的育秧手册——去年改了几页，记的全是冬小麦的种植时令，纸页边角被汗水浸得发褐。狗剩在世时总说：“梨花，咱这麦子种得再好，也填不饱肚子，得出去闯闯。”那时她只当是玩笑，如今却成了唯一的念想。
“去南边？”售票窗口的玻璃蒙着灰，里面的人抬眼看她，“广州？”
梨花点头，声音被喉咙里的沙粒磨得发哑：“嗯，找电子厂。”
“票钱五十六，”售票员把硬纸片似的车票推出来，“硬座，得熬三天三夜。”
五十六块。够买二十斤麦种了。梨花从布包里数出硬币，指尖沾着的麦糠落在柜台上，被她慌忙抹掉。车票上的“广州”两个字印得歪斜，像她此刻七上八下的心。
绿皮火车进站时，像头喘着粗气的老黄牛，车身上的铁锈被雨水冲得一道深一道浅。梨花被人潮挤着往上涌，背包带勒得肩膀生疼，里面只装着两件打补丁的褂子、那本育秧手册，还有狗剩编的歪蝴蝶草帽——她总觉得，带着它就像带着个念想。
车厢连接处早被占满了，有人铺着麻袋片蜷着，有人抱着行李蹲在地上。梨花背靠着铁皮车厢，冰冷的寒意透过薄薄的衣料渗进来，让她想起姑射山的冬夜。车开起来时，铁皮“哐当哐当”响，震得她牙床发麻，旁边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嫂说：“妹子，第一次出门？”
“嗯，”梨花往边上挪了挪，给孩子腾点地方，“去广州找活。”
“广州好啊，”大嫂咧嘴笑，露出颗缺了的门牙，“我男人在那儿的玩具厂，说一天能挣三块多。咱山里人种麦子，风调雨顺才够嚼谷，进厂挣的是现钱。”
现钱。梨花摸了摸兜里的几块零钱，那是春燕硬塞给她的。去年冬天，她在赵家庄帮人割麦子，一天才挣五毛，还得看天吃饭。
车过黄河时，天刚蒙蒙亮。梨花扒着窗户看，浑浊的河水卷着泥沙往东淌，像姑射山下每年开春的融雪水。她忽然想起和狗剩一起种麦子的日子，他在前头用犁开沟，她在后头撒种，麦种落在土里的声音“沙沙”的，像在说悄悄话。那时她总问：“狗剩，咱这麦子能打多少？”他就说：“够你蒸一冬天的白面馍。”
想到这儿，鼻子忽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赶紧别过头，假装看窗外掠过的树——那些树和山里的不一样，叶子阔大，绿得发亮，不像冬小麦，总是灰扑扑的，却在寒风里站得笔直。
三天三夜的火车坐得人脱了层皮。到广州站时，正是晌午，毒辣的太阳像要把人烤化。梨花跟着人流往外走，脚底板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站前广场像个巨大的蒸笼，到处是举着牌子招工的人，嗓子喊得比山里的吆喝还响：“电子厂招人！包吃住！”“制衣厂缺女工！”
一个穿蓝工装的男人拦住她：“妹子，来我们电子厂不？管三餐，住集体宿舍，第一个月就开八十块！”
“电子厂……干啥的？”梨花攥紧了背包带，手心全是汗。
“插零件呗，”男人挥挥手，“跟你在家摆麦粒似的，不难。”
摆麦粒。梨花想起晒麦时，她总把瘪粒挑出来，饱满的堆成小山。她点了点头：“我去。”
坐上招工的面包车，走了快两个钟头才到厂区。远远就看见高高的烟囱，黑黢黢的烟柱直往天上冒，把白花花的日头都遮了半边。厂门旁边的牌子写着“光明电子厂”，漆皮掉了大半，“明”字的“日”字旁只剩个黑窟窿。
宿舍是红砖砌的平房，一溜排开，像村里的牲口棚。梨花被分到三楼最东头的屋，八张上下铺挤得满满当当，空气里飘着汗味和肥皂的混合气息。靠门的下铺坐着个梳短辫的姑娘，看见她进来，抬头笑了笑：“我叫红梅，河南来的，你呢？”
“梨花。”她把背包放在最靠里的上铺，床板吱呀作响。
“山里来的？”红梅打量她的布鞋，鞋面上还沾着点黄土，“我也是，俺那儿种棉花，不如进厂挣钱。”
梨花没说话，只是摸出育秧手册。红梅凑过来看：“这是啥？”
“种麦子的法子，”她指着上面的字，“啥时候耕地，啥时候施肥，都记着。”
红梅笑了：“都出来进厂了，还记这干啥？”
“总有回去的时候。”梨花把手册掖在枕头下，像藏着个秘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哨子就“嘀嘀”地响。梨花跟着人流往车间跑，脚底下的水泡磨破了，袜子粘在肉上，疼得她龇牙咧嘴。车间里亮得晃眼，一排排机器“嗡嗡”转着，像无数只振翅的马蜂。
工头是个矮胖的男人，脖子上挂着哨子，说话像打雷：“都听着！把这小零件插进板子里，插错一个扣五毛！手脚麻利点，别偷懒！”
梨花被分到第三排流水线，面前的传送带“咔嗒咔嗒”地走，上面的电路板像一片片小瓦片。她要把米粒大的电子元件插进板上的小孔里，元件滑溜溜的，总也捏不住，好不容易捏住了，又对不准孔，眼看板子要传到下个人那里，她手忙脚乱地一插，元件歪了，还把旁边的孔堵了。
“你干啥吃的！”工头的哨子“嘀”地响了一声，吓得她一哆嗦，“这点活都干不好，滚回山里种你的地去！”
周围有人偷笑，梨花的脸“腾”地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想起在地里种麦子，不管多累，狗剩总说“慢点没事，种扎实了才长苗”。可在这里，没人等你，机器不歇，人就不能歇。
她咬着牙，盯着传送带，手指被元件扎出了小血点也顾不上擦。中午吃饭时，食堂的白菜汤寡淡得能照见人影，馒头是发面的，虚膨膨的，不如家里的麦面馍扎实。她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远处的烟囱，心里空落落的——这里没有麦田，没有槐树，连风都是热的，吹得人心里发慌。
红梅坐在她旁边，递给她半个咸菜疙瘩：“刚来时都这样，我第一天插错了二十多个，被工头骂得狗血淋头。”
“我总插不准，”梨花的声音有点闷，“不如种麦子，看得见摸得着。”
“咱来这儿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挣钱。”红梅啃着馒头，“俺娘得了肺病，等着钱救命呢。等挣够了钱，我就回去盖瓦房，再也不进厂了。”
挣钱。梨花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工头发的饭票。她得挣钱，挣够了钱，就能回姑射山，把狗剩的坟修得再高些，再买些麦种，把他生前侍弄的那几亩地种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她像上了弦的陀螺。天不亮就起，摸黑到车间，眼睛盯着流水线，直到酸涩流泪，手指磨出了茧子，动作也越来越快。工头的骂声少了，有时还会说句“这娘们手脚还行”。
她省下饭钱，买了本《工人识字课本》。晚上宿舍关灯了，她就借着窗外的路灯看书，字认得慢，一个“厂”字，她写了几十遍才记住——横像厂门，撇像墙，里面的“敞”字总写不全。红梅教她：“记着，‘厂’就是咱干活的地方，能挣钱的地方。”
可她总把“厂”和“田”弄混，两个字都有横有撇，只是“田”里多了几道竖，像划分的田垄。她在心里想：厂是城里的田，零件是城里的麦种，咱把零件插好了，就像麦子种好了，能长出钱来。
厂里管得严，一个月才能出去一次。梨花舍不得花钱坐车，就在附近的马路边转悠。看见有人卖烤红薯，她会停下脚步——那香味像极了家里的麦秸秆火烤出来的红薯，甜丝丝的。可一个红薯要五毛，够买两斤麦种了，她摸摸口袋，还是走了。
她给春燕写过两封信，信里不敢说累，只说“厂里管饭，活不重”，还问“村里的麦子种了吗？狗剩坟头的草该除了吧？”春燕回信说：“二哥帮着种了麦子，长得旺。小宝被他三叔接走了，听说在学打铁，就是不爱说话。”
梨花把信读了三遍，折得方方正正，夹在育秧手册里，和那片干枯的槐花瓣放在一起。她总觉得，这些字带着麦香，闻着心里踏实。
有天夜里加班，流水线突然停了，机器的轰鸣声一下子消失，车间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梨花抬头看窗外，月亮圆得像个银盘，和姑射山的月亮一个样。她忽然想起狗剩说的：“月亮照着咱的麦田，也照着别处的地，不管在哪儿，只要肯下力气，日子总差不了。”
眼泪悄没声地掉下来，滴在电路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赶紧用袖子擦掉，怕被人看见。在这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没人会可怜你，只会笑话你。
她开始学着适应厂里的节奏。机器响，她就跟着忙；机器停，她就抓紧时间歇口气。手指上的茧子越来越厚，再也不怕元件扎手；眼睛虽然酸涩，却能一眼就看清元件的正反面。她甚至能在流水线上走神时，想起种麦子的步骤——秋分耕地，霜降播种，小雪浇冻水，每一步都像刻在骨子里。
有次工头检查，看见她的电路板插得又快又准，难得夸了句：“行啊，这速度赶上老工人了。”梨花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元件插得更稳了些。她知道，自己就像冬小麦，耐冻，皮实，不管扔到哪儿，都能扎下根去。
月底发工资时，她攥着八十块钱，手心全是汗。钱是崭新的，带着油墨味，她数了三遍，才相信是真的。八十块，够买三百多斤麦种，够给狗剩的坟立块像样的碑了。
她把钱分成三份，一份寄给春燕，托她帮忙照看狗剩的坟；一份留着当饭钱；剩下的用布包好，藏在枕头下，和育秧手册放在一起。夜里摸着那布包，硬邦邦的，像揣着块暖石，心里踏实得很。
窗外的蝉鸣不知疲倦，热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响。梨花躺在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看着育秧手册上“春分追肥”四个字，忽然笑了——不管在厂里插元件，还是在山里种麦子，不都是盼着有个好收成吗？
她不知道自己要在这异乡待多久，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回到姑射山。可她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就像冬小麦，哪怕埋在雪底下，也得攒着劲，等开春就冒头。
车间的机器又响了起来，“嗡嗡”的，像无数台看不见的播种机。梨花翻了个身，把育秧手册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捧饱满的麦种。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轰鸣的车间里，她这颗从山里来的种子，正在悄悄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