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六年春，洛阳城里的桃花刚谢，槐花又开，空气里飘着甜丝丝的花香。可帝国大学旁边的史馆院子里，却弥漫着一股陈年书卷的气息——那是纸张、墨汁和时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史馆监修、老学士司马朗已经七十三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眼睛也有些花，但精神头却出奇地好。此刻他正指挥着一群年轻史官，把一箱箱档案从库房里搬出来。
“小心！小心！”老人颤巍巍地伸手，像是要接住什么宝贝，“这都是世祖、仁宗两朝的实录、奏章、起居注，磕碰不得！”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史官抱着一摞泛黄的卷宗，苦着脸说：“司马公，这些都堆了十几年了，尘灰积了寸厚，真要全部整理？”
“全部！”司马朗瞪起眼睛，“一根竹简都不能少！陛下有旨，要编修《仲朝通鉴》，从世祖起兵一直写到仁宗驾崩。这是要传之后世的大工程，马虎不得！”
正说着，门外传来通报：“陛下驾到！”
司马朗忙整理衣冠，带着众史官迎了出去。只见泰安帝袁谦只带了两个内侍，穿着常服走了进来，看样子是微服而来。
“老臣参见陛下！”
“司马公免礼。”袁谦亲手扶起老人，看了看满院的箱笼，“怎么样？材料可都齐备了？”
司马朗激动得胡须直抖：“齐备了，齐备了！世祖朝实录八百卷，仁宗朝实录一千二百卷，还有各部文书、地方志、私人笔记……老臣粗略算过，全部摞起来，能堆满三间屋子！”
袁谦笑了：“好，材料多才好。不过……”他环视一周，“司马公，就你们这些人手，要编修这么一部大书，怕是要编到猴年马月吧？”
司马朗老脸一红：“这个……史馆现有编修十二人，书吏二十人。若全力以赴，老臣估摸着，少说也要十年。”
“十年太长了。”袁谦摇摇头，“朕等不了十年，天下也等不了十年。这样，朕再从翰林院、太学抽调三十名博学之士，充实史馆。另外，拨专款十万贯，用于纸张笔墨、抄录膳写。”
“十、十万贯？”司马朗惊呆了，“陛下，这……这也太多了！”
“不多。”袁谦正色道，“朕要的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是要总结世祖、仁宗两朝治国得失，作为后世宝鉴。钱要花在刀刃上，这书就是刀刃。”
他走到一个打开的箱子前，随手拿起一卷。那是世祖武皇帝某年的起居注，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袁术每天的言行。翻到某一页，袁谦忽然笑了：“你们看这段——‘十月十五，帝闻淮南水灾，夜不能寐，召工部尚书问策。尚书言需银五十万两，帝曰：百姓性命，岂是银钱可计？即拨八十万两。’”
司马朗凑过来看，感慨道：“世祖爷真是爱民如子。”
“是啊。”袁谦轻轻放下卷宗，“所以朕要你们编修这部《仲朝通鉴》，不是简单记流水账，是要把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这样的道理，都写进去。让后世子孙看了，知道这江山是怎么来的，该怎么守。”
他顿了顿，看向那些年轻史官：“你们都是读书人，读史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掉书袋，是为了明得失、知兴替。这部《仲朝通鉴》，就是给天下人，尤其是给将来要治国理政的人，准备的一面镜子。”
年轻史官们听得热血沸腾，一个个挺直了腰板。
从史馆出来，袁谦没有回宫，而是去了紫宸殿偏殿，召见丞相陆明和几位重臣。
“诸位爱卿，”他开门见山，“朕欲编修《仲朝通鉴》，你们以为如何？”
陆明率先道：“陛下此举，功在千秋。只是……史书最难在‘直笔’。世祖、仁宗两朝，难道就全无过失？若有，写不写？怎么写？”
“写，当然要写。”袁谦毫不犹豫，“曾祖在世时，常对朕说：‘谁人无过？有过不改，方为大过。’朕记得，世祖二十三年，曾祖欲征西南夷，周瑜丞相力谏，说时机未到。曾祖不听，结果劳师远征，无功而返。回朝后，曾祖当着百官的面说：‘朕错了，周卿对了。’这件事，该不该写？”
殿内一片寂静。
“该写。”袁谦自问自答，“不仅要写，还要写详细。要让后人知道，皇帝也会犯错，关键是知错能改。这样的史书，才有价值。”
兵部尚书出列：“陛下，那……那玄武门之事呢？”
这话问得小心翼翼。玄武门之变，是袁术早年争夺淮南时的一场血腥内斗，兄弟相残，一直是皇家不愿多提的往事。
袁谦沉默良久，缓缓道：“也写。但要写清楚前因后果——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袁氏若不自强，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写清楚，曾祖事后如何痛悔，如何善待兄弟后人，如何定下‘善待宗室’的规矩。历史不是要掩盖伤疤，是要从伤疤里吸取教训。”
“陛下圣明。”陆明由衷道，“如此修史，方为良史。”
接下来的日子，史馆热闹得像集市。三十名从各处抽调来的学者陆续报到，有白发苍苍的老儒，有年富力强的博士，甚至还有两个格物院的年轻学子——袁谦特意点的，说要让他们从技术角度分析当年的农具改良、水利工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编修班子成立了，主编修自然是司马朗，副主编修三人，分别是前太学祭酒郑益（皇长子的经史老师）、翰林院侍讲周循，还有一个意外人选——原青州刺史张邈的侄子张范。此人因叔父贪腐案受牵连，贬为庶人，但学问极好，尤擅考据。袁谦特意启用他，说是“人尽其才”。
第一次编修会议，就在史馆正堂举行。五十多人济济一堂，桌上堆满了资料。
司马朗坐在上首，清了清嗓子：“诸位，陛下旨意很明确，《仲朝通鉴》要编成一部‘资治通鉴’，不仅要记事实，更要论得失。老朽以为，当分三步走：第一步，整理材料，编年排序；第二步，考订真伪，去芜存菁；第三步，撰写评述，总结教训。”
郑益补充道：“还要注意文笔。太史公《史记》，之所以千古流传，不仅因史料翔实，更因文采斐然。咱们这部书，也要让人读得下去。”
周循笑道：“郑公说得对。我建议，每写完一卷，找几个不熟悉史事的人读读，看能否读懂，是否有趣。史书不是天书，要让天下人都能看。”
张范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开口：“诸位，在下有个想法——可否在每件大事后面，附上相关奏章、书信的原文？比如世祖定都洛阳之争，就把主迁派和主留派的奏章都附上，让后人自己评判。”
“妙啊！”司马朗拍案，“如此，后人不仅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能知道当时人怎么想、怎么说。这才是活的历史！”
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编修工作正式启动。
最初的几个月是最混乱的。五十多人分成若干组，有的负责整理世祖朝材料，有的负责仁宗朝，还有的专门搜集民间记载、私人笔记。史馆里昼夜灯火通明，翻书声、讨论声、抄写声不绝于耳。
袁谦每月都会来一次，不提前通知，也不摆仪仗，就像个普通访客。有时站在某个年轻编修身后，看他考证某个日期；有时翻阅刚刚写成的初稿，提些意见。
一次，他看到关于世祖推行科举制度的章节，负责的编修只写了“开科举，拔寒门”，寥寥数语。
“太简单了。”袁谦摇头，“你知道当年为了推行科举，曾祖顶了多大压力吗？世家大族联合反对，说‘举孝廉’才是古制。曾祖怎么做的？他先开‘制科’，让寒门子弟和世家子弟同场考试，考出来的文章贴在城门上，让天下人评。结果前十名里，寒门占了七个。那些世家这才闭嘴。”
编修听得入神，连忙记下。
袁谦又道：“还有，要写清楚科举的具体制度——怎么报名，怎么考试，考什么，中了怎么授官。这些细节，才是后人真正用得着的。”
“臣明白了！”编修茅塞顿开。
最难的还是评述部分。历史事件摆在那里，怎么评价？各人看法不同，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比如写到世祖晚年“退居二线，委政太子”，就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这是明君之举，提前培养接班人；另一派认为这导致了“二元朝政”，太子做事束手束脚。
争论不下，只好请皇帝裁断。
袁谦听了双方意见，沉吟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朕以为，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父子间的信任。世祖之所以敢放权，是因为知道仁宗能胜任；仁宗之所以敢施为，是因为知道世祖会支持。你们要在评述里写清楚：治国不仅要有制度，更要有信任。”
一席话点醒梦中人。
泰安六年秋，《仲朝通鉴》的第一卷“世祖起兵”完成了。司马朗亲自捧着初稿进宫，请皇帝御览。
那是个秋雨绵绵的下午，袁谦在御书房里，仔细阅读着这卷用娟秀小楷抄写的手稿。从袁术重生到淮南起兵，到联孙抗曹，到定鼎中原……二十年的风云变幻，浓缩在十万字中。
读到最后一段评述，他停下了。上面写着：“世祖以布衣之身，顺时应势，终成大业。其过人处，非惟武略，更在识人、容人、用人。观其麾下，文有周瑜、鲁肃，武有张辽、高顺，皆能尽展其才。故曰：得人者得天下。”
“写得好。”袁谦抬起头，眼中似有泪光，“司马公，你们辛苦了。”
司马朗躬身：“老臣不敢居功。只是……陛下，这般写法，有些事未免太过直白。比如世祖早年与曹操、刘备的恩怨，写得太细，恐……”
“恐什么？”袁谦笑了，“怕后人说曾祖不够光明磊落？司马公，历史就是这样，有阳谋也有阴谋，有坦荡也有算计。全写出来，才是真实的历史。后人看了，才会明白：打天下不容易，守天下更难。”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秋雨敲打着窗棂，远处宫殿的轮廓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这部书，朕不仅要给官员看，给士子看，还要印出来，让天下百姓都能看。让他们知道，这江山来得不易，守之更需用心。”
司马朗深深一揖：“老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线晴光。史馆的方向，隐约传来钟声——那是下工的信号。但谁都知道，今晚那里的灯火，依然会亮到很晚。
因为编修历史，就是在和时间赛跑。要把那些正在远去的记忆，凝固成文字，传递给未来。而《仲朝通鉴》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种治国的智慧，一代人的奋斗，永远地留下来。
这或许就是泰安帝最大的心愿：让盛世不只在当下，更在史册里，在后人的心中，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