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四年的洛阳，已是初夏时节。太学明伦堂内，一场持续了整整三日的辩论刚刚告一段落。六十三岁的太常博士刘熙摘下冠帽，擦了擦额头的细汗，目光扫过堂内满满当当的书架，忽然长叹一声。
“诸位同僚，”他声音有些沙哑，“自前日至今，我等为《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一句的训诂，已争论了三十六个时辰。各家引经据典，各有依据，却仍莫衷一是。若后世学者再遇此问，又当如何？”
堂内鸦雀无声。三十多位当世大儒面面相觑，有人面露疲惫，有人仍显不甘。
“刘公之意是”年轻的经学博士郑玄后人郑默试探问道。
刘熙缓缓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太学庭院中古柏参天，学子们抱着书卷匆匆而过。“老夫在想，自秦始皇焚书，至汉武求遗书于天下，典籍散佚，错讹层出。虽经前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本朝世祖、仁宗亦曾广搜图书，然百年以降，新着迭出，旧籍翻刻，舛误愈多。”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今日一堂之辩，尚不能定一言之义。若天下万卷皆如此，后人读书，岂不如盲人摸象，各执一词？”
这番话如石投水，激起层层涟漪。在座的学者们陷入沉思。他们都是当今学术泰斗，自然明白刘熙所指——经典传承中的混乱与分歧，已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三日后，一份由刘熙领衔、太学三十七位博士联名上奏的奏疏，摆在了泰安帝的御案上。
“臣等伏请陛下，效前汉故事，广征天下图书，集贤校理，编纂大典。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本朝着述，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农工，莫不收录。校雠文字，厘定篇章，使天下学者有所凭依，后世子孙得窥全豹”
泰安帝仔细读完奏疏，久久不语。暖阁里静得能听到铜漏滴水的声响。侍立一旁的太子袁睿见状，轻声问道：“父皇可是在思虑此事？”
“睿儿，你看看这份奏书。”泰安帝将奏书递过去，“说说你的看法。”
袁睿认真阅读，越看越是动容：“父皇，此议大善！若能成书，功在千秋。工程浩大，恐非数年可成。”
“何止数年。”泰安帝站起身，踱到墙边悬挂的天下舆图前，“自世祖立国至今，已近百年。百年积累，典籍如山。若要尽收天下图书，校勘编纂，没有二十年之功，恐难完成。”
他转身看向儿子，眼中却闪烁着光芒：“但正因为难，才值得做。睿儿，你知道朕登基以来，最欣慰的是什么吗？”
袁睿略一思索：“四海安宁，百姓富足？”
“那只是其一。”泰安帝摇头，“朕最欣慰的，是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太学生员已过三千，州县学堂遍及郡县，便是乡野之间，亦有蒙童诵读之声。但读书人多，书却未必够，未必好。错漏典籍，误人子弟啊。”
“父皇的意思是”
“准！”泰安帝斩钉截铁，“不但要准，还要大办。朕要编纂的，不是一般的类书，而是包罗万象、空前绝后的大典。书名就叫——”他略一沉吟，“《泰安大典》。”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次日朝会，泰安帝当庭宣布编纂《泰安大典》的旨意。出乎意料的是，反对之声竟比预想的多。
户部尚书陈泰首先出列：“陛下，编纂如此大典，所需人力物力难以计数。抄书匠、校书官、纸墨笔砚、馆舍饮食初步估算，年费至少百万贯。如今北疆设防，南洋拓航，关中治旱，处处用钱，国库恐难支撑。”
工部尚书紧随其后：“臣闻奏，若要收尽天下图书，需建专门馆阁收藏。洛阳虽大，但太学、兰台、东观等处已藏书盈室，再建新馆，地皮难寻。”
更有保守的官员直言：“陛下，文章小道，治国大端。与其耗费巨资修书，不如用于民生实务。”
泰安帝静静听着，待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诸卿所言，皆有道理。但朕问你们——若无《诗》《书》，何以明教化？若无《春秋》，何以知兴替？若无《周礼》，何以定制度？书籍，看似无用，实乃立国之本。咸鱼墈书 芜错内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群臣：“至于耗费，朕已想好了。不从国库拨钱，而设‘修书捐’。凡献书者，视其珍稀程度，赐钱帛爵赏；凡捐资者，刻名于书后，流芳百世。所需馆舍，将华林苑西侧空殿改建，命名为‘集贤殿’，专供修书之用。”
“至于人力，”泰安帝看向刘熙等太学博士，“朕命刘熙为总编纂，秩比九卿。下设分校官百人，誊录生千人，皆从太学生、州县举荐的饱学之士中选拔。参与修书者，免其赋役，供其衣食，优异者可直接授官。”
这一连串安排，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对的官员一时语塞。
太子袁睿适时出列：“父皇，儿臣愿捐出三年食邑所得，充作修书之资。另，东宫藏书三千卷，愿悉数献出，供校勘之用。”
！有太子带头，宗室、勋贵、大臣纷纷跟进。朝会结束时，初步认捐已超过五十万贯。
消息传到民间，反响更为热烈。洛阳东市的“文渊阁”书坊里，老板杜衡激动得手舞足蹈：“盛世！这才是真正的盛世！修大典，这可是比开疆拓土更了不起的事！”
他的学徒不解：“老板，修书和咱们卖书的有什么关系？”
“傻小子！”杜衡敲了学徒一记，“朝廷要收尽天下图书，那些藏书大家不得先把书拿来刻印留底？咱们的生意能不好？再者，大典修成，必然刊行天下，到时候不知要刻多少版，咱们这手艺，吃香着呢！”
果然，诏令颁布后，各地献书者络绎不绝。有白发苍苍的老儒，让儿孙抬着几大箱家传典籍进京；有江南藏书世家，派专人走运河护送珍本；甚至还有海外归来的商人，献上异域奇书。
集贤殿的建设更是热火朝天。原本荒废的宫殿被修缮一新，殿内设抄写间、校勘室、藏书库、议事厅。殿外古木参天，环境清幽，确是修书的好地方。
八月，第一批修书官入驻。总编纂刘熙站在殿前，看着鱼贯而入的学者们，百感交集。这些人里，有皓首穷经的老儒，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还有精通算学、天文、医药的专门人才。
“诸位，”刘熙的声音在殿前回荡，“今日我们汇聚于此，非为一己之名，而为千秋之功。校勘一字，可正千年之误；收录一书，可传万世之学。望诸君兢兢业业，不负陛下所托，不负天下所望！”
众人肃然，齐声应诺。
修书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第一步是搜集图书。朝廷向各州郡发出征书令，凡献书者，按卷赐钱，珍稀孤本另有重赏。一时间，各地官府、驿站忙碌异常，运送书籍的车马络绎于道。
第二步是分类编目。这看似简单，实则最难。经史子集的大类好分，但那些介于各类之间的着作——比如既讲农事又涉医药的《齐民要术》，该如何归类？刘熙召集众人反复商议，最终定下“以内容为主，兼顾源流”的原则，并编撰了详细的分类目录。
第三步才是真正的校勘。这是最繁琐、最需要耐心的环节。常常是一卷书，要找来三五个版本对照，一字一句推敲。有时为了一个字的正误，几位校书官能争论一整天。
这日，校勘室里又起了争执。年轻的校书官王粲后人王凌拿着一卷《孙子兵法》，皱眉道：“此卷‘知己知彼’一句，各本皆作‘百战不殆’，惟此本作‘百战不怠’。‘殆’者危也，‘怠’者懈也，一字之差，意义迥异。当以何者为是？”
几位老儒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只好请来专精兵法的分校官。那分校官看了半晌，抚掌笑道：“妙啊！‘不殆’是结果，‘不怠’是态度。用兵之道，既要不陷危局，又要保持警觉。此本或是古本，保留了不同理解。”
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两个版本，该以哪个为准？最后还是刘熙拍板：“两存之！在校记中注明各本异同，让后人自择。”
这样的细节，每天都在集贤殿上演。泰安帝不时会来巡视，但他从不干涉具体校勘，只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一次，泰安帝看到几个校书官为《史记》中某个纪年争执，便笑着对太子说：“睿儿，你看，真理越辩越明。让他们争去，争得越凶，书校得越精。”
袁睿点头：“儿臣近日也在读校勘记，发现许多以往视为定论的说法，其实都有疑点。这部大典修成，恐要颠覆不少成见。”
“那就颠覆。”泰安帝目光深远，“学术本就是在质疑中前进的。朕不要一部人云亦云的大典，要的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典。”
隆冬时节，集贤殿内炭火熊熊，温暖如春。校书官们呵着冻僵的手，仍在伏案工作。殿外大雪纷飞，将洛阳城装点得银装素裹。
这一日，泰安帝带着七岁的皇孙袁澈来到集贤殿。小家伙聪颖好学，已能背诵不少经典。
“澈儿，你看这些叔叔伯伯在做什么？”泰安帝指着满殿的学者问道。
袁澈睁着大眼睛：“他们在修书，修一部很大很大的书。”
“为什么要修这部书呢？”
小家伙想了想，脆生生地说：“曾祖父说过，书里有智慧。把天下所有的书都修好，天下人就都有智慧了。”
童言无忌，却让殿内众人都笑了。刘熙感慨道：“小殿下说得对。修书不是为了藏书于高阁，而是为了让智慧流传。陛下，老臣有个不情之请——”
“刘公请讲。”
“可否让大典修成后，抄录数份，分藏于长安、洛阳、建业、成都、广州五地？如此，纵有一地遭灾，典籍不灭；四方学者，皆可就近查阅。”
泰安帝动容：“刘公思虑深远，准奏！不仅要分藏五地，还要刻版印刷，让州县学堂都能购置。书修成了，就要让人读，读的人越多，价值越大。”
殿外，雪渐渐停了。夕阳余晖透过窗棂，洒在堆积如山的书稿上。学者们埋首案前，笔尖在纸上游走，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很轻，却仿佛能穿透时光，传到遥远的未来。
谁也不会想到，这部刚刚开始编纂的大典，将会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汇聚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个时代的智慧、一个文明的精华。而这一切，都始于这个雪后的黄昏，始于那位站在殿中、目光越过书山看向未来的皇帝。
很多年后，当后世学者翻开《泰安大典》，在序言中读到“上启三皇，下迄泰安，经史子集，莫不赅备”时，或许会想起泰安二十四年的冬天，想起那些在集贤殿中默默耕耘的人们。
而历史，正是在这样的积累中，一步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