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电”一旦下达，将会在北洋内部引发怎样一连串的惊涛骇浪。
袁世凯并非指望这道命令能被忠实执行，从而真的促成北洋整体向东北军投诚。
那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的真实目的，已不再是试图继续“控制”或“整合”这个行将分崩离析的北洋集团。
恰恰相反，他的意图是“催化”与“测试”！
在生命末期与绝对劣势的双重压迫下，袁世凯的真实意图变得异常阴暗和复杂，充满了绝望中的疯狂与算计！
其一，制造既成事实，逼迫东北军入局。
袁世凯深知，以自己目前摇摇欲坠的地位和几乎耗尽的实力。
手中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直接筹码，能与东北军进行对等交易了。
因此，他采取了更狡猾也更危险的一招：
他故意传达这个“北洋各主要派系将分别向你表示效忠”的信息给东北军。
这不是为了真正统一北洋内部意见，他知道这做不到！
而是为了在东北军面前，人为地塑造出一个“北洋集团即将整体投效”的虚假趋势或诱人前景。
他企图用这个虚幻的“大礼包”诱惑东北军。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用这个信息造成的舆论压力和战略想象，迫使东北军不得不对北洋事务作出公开回应或表态。
只要东北军对此作出任何形式的回应。
无论是积极接触、谨慎试探，还是公开否认。
都等于被拖入了北洋内部这潭浑水，参与了这场由他袁世凯设定的，关于“未来元首”资格认证的游戏！
一旦入局，东北军就很难再完全超脱于关内政治军事斗争之外。
其战略选择将受到更多牵制，同时也将成为各方势力直接针对或联合的目标。
袁世凯这是在用北洋残躯作为饵料和泥潭，试图将东北这头强龙拖下水，让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复杂。
从而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族，在绝境中寻觅一丝不可预测的变数与可能的缝隙。
这步棋，堪称绝望中的毒计！
其二，进行最后的忠诚测试与权力清洗！
这道看似将北洋未来“托付”出去的密电，在袁世凯的设计中，更是对段祺瑞、冯国璋等核心实力派人物的一次终极试金石与照妖镜！
在他的逻辑里，谁接到密令后反应最迅速、表现得最“积极”去联络东北军，迫不及待地表达投效之意。
谁在他眼中就是急于“弃袁自保”、甚至可能早已与外界暗通款曲的“叛徒”。
但同时，也是能看清大势、懂得趋利避害的“识时务者”。
反之，谁若犹豫不决、观望拖延，或者阳奉阴违，或许表明其心中还残存着一丝对旧主的情义与不忍。
但也更可能意味着此人自有盘算，野心勃勃，准备在袁世凯倒台后另立山头，自成一体。
袁世凯自己，则可以通过暗中观察、安插耳目，获取各方对于此密令的真实反应与行动速度。
从而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如同一个冷眼的裁判，看清这些昔日部下、今日“逼宫者”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底牌与嘴脸。
这既是一种报复性的审视，也是为可能的最后清算或家族安排收集信息。
其三，怀着一种极其阴暗的报复心理与“负筛选”意图，为身后事布局！
——“我若不能善终，被迫黯然下台甚至更糟，那么你们这些背叛者、觊觎者，也休想轻轻松松、体体面面地得到一个新主子，在新朝一帆风顺！”
通过故意挑起北洋各派系为了向未来的元首（杨不凡）献媚、争宠而竞相奔走、丑态百出的局面。
袁世凯期望达到多重效果：
一方面，这种公开的分化与竞速投诚，会加速他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但他已不在乎。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要让东北军这个潜在的新主人，亲眼目睹北洋集团在关键时刻是多么涣散、自私、不堪大用，各派系首领是如何的见风使舵、毫无原则。
这种“不堪”的印象一旦形成，未来的新主子在接收和整合北洋势力时。
基于建立稳定统治的需要，反而可能不会全盘信赖或重用这些急于表忠的“大军阀”。
而是会倾向于提防、制衡，甚至需要寻找和扶持一些相对低调，或许在竞逐中落败，但看起来没那么“滑头”的次级人物或边缘势力，作为平衡与统治的工具。
而这些“次级人物”，很可能正是袁世凯能够施加最后影响的“遗产”。
换言之，他试图通过制造一场丑陋的投诚竞赛，实现对自己身后北洋格局的一次“负向筛选”与隐性塑造。
让新主在无奈中“依赖”他留下的某些隐蔽伏笔，而非顺理成章地接收那些背叛他的核心军阀。
综上所述，袁世凯此番看似疯狂、矛盾的操作，绝非简单的垂死挣扎或向东北军卑躬屈膝。
这是一个高傲了一生的旧式枭雄，在生命进入倒计时，且手中仍握有“大总统”名器与对北洋残余影响力这份特殊“残余资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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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的“孤注一掷的终极布局”，与“维护最后尊严的复杂交易”。
他宁可以一种主动设计、甚至带有胁迫意味的方式交出筹码，也绝不甘心以哀求或彻底溃败的姿态退出历史舞台！
他这个策略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危机转嫁与遗产设计”！
他绝不会让自己以一个摇尾乞怜的“求饶者”形象出现在东北军面前。
相反，他要竭力塑造自己作为“危局仲裁者”，或“北洋遗产托管人”的身份来进行这场最后的谈判。
他将自己的核心诉求，从单纯地“保全个人权位与安全”。
悄然升华为，看似更为宏大、也更易于被接受的“保全北洋体系的基本框架与部分核心利益”。
并将其包装成自己愿意“托付”的“政治遗产”！
这既提升了交易的格调，也为他个人寻求后世名提供了掩护。
在具体行动上，这是典型的“阳谋”！
主动而公开地制造局势，迫使东北军不得不入局。
他没有用剩下的资源去卑微地讨好东北军，祈求保护。
而是利用自己尚存的“名分”与对北洋的残余影响力，去给东北军精心制造了一个“不得不介入”关内乱局的局面。
那两份全国通电是公开的邀请与压力，那道密令是私下点燃的导火索，共同构成了一张难以挣脱的网。
这更是一种高阶的、近乎捆绑的政治策略。
袁世凯竭尽全力“设计一个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东北军这头强龙，强行拖入关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牌桌之上。
让杨不凡无法再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关内各方厮杀殆尽。
他将自己和即将崩溃的北洋集团，不再视为亟待摆脱的“负担”，或需要求援的“累赘”。
而是试图重新“打包”，塑造成一份送给东北军的、内含机遇（接收北洋）、责任（稳定全国）与挑战（处理烂摊子）并存的特殊“政治遗产”。
这份“遗产”附带复杂的条款与隐藏的风险。
接收它，就意味着接收了随之而来的一切麻烦与机遇。
这便是袁世凯在生命尾声，以毕生政治智慧与全部剩余资本，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豪赌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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