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份被精心包装过的“政治遗产”，绝非无条件馈赠。
它附带着袁世凯设定的、极为苛刻的接收条件：
东北军必须按照他指定的方式——即通过“和平过渡”的程序，并实质性地“保全北洋”团体（至少是其框架和部分核心利益）——来接收这一切。
潜台词则是：如果你拒绝我的条件，试图以武力强行横扫，或者坐视北洋彻底崩溃。
那么你将得到的，绝不会是一个更容易收拾的河山。
而是一个因失去最后约束而彻底爆炸、各方混战、列强干涉加深、糜烂到难以收拾的“更烂的摊子”！
我将用我最后的崩溃，为你制造一个远比现在更棘手、代价更高的烂局。
他以自己最后所剩无几的生命时光，和政治余晖作为赌注与计时器，试图主导完成这场权力的交接。
其目的，不仅在于现实利益的安排，更着眼于身后历史评价的争夺。
他渴望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复杂而难以简单定性的形象——
“在民族危难、民国分裂之际，以大局为重，为国举荐英才（杨不凡），并努力促成权力的平稳过渡，避免南北内战全面爆发与民国进一步分裂”。
这远比被单纯钉在“窃国大盗”或“众叛亲离的失败者”的耻辱柱上，要体面得多，也主动得多。
这整个谋划，本质上是一种极致的、近乎无赖的政治捆绑与战略胁迫。
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
“我承认在实力上已无法战胜你，但我可以用我所剩的一切。
包括这具将死的躯体、残存的名分、以及我对北洋残余影响力的最后运用。
作为杠杆和搅动器，来创造一个局面，迫使你不得不按照对我对北洋集团最有利的方式，来接收我的失败和留下的地盘！”
这绝非软弱或认输，而是一个深知自己生命和政治生命都将彻底终结的旧时代枭雄。
在绝境中所能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冷酷、最精妙的一次政治算计。
他将自己剩余的每一分资源都转化为博弈的筹码，包括自己的死亡时间，都纳入了算计的范围。
以袁世凯贯穿一生的“高傲”心性，他至死都试图扮演那个“安排局面的人”。
那个在棋盘上落下最后一子、设定最终规则的角色。
而非一个被动等待命运裁决、“被局面安排”的落魄者。
即便大厦将倾，他也要站在崩塌的屋顶上，指挥砖石落向何方！
这还深刻体现了其作为枭雄末路的“致命一击”思维。
在病重缠身、自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袁世凯的思维已经剥离了所有幻想。
变得极度现实而冷峻，甚至透着一股看透生死的残忍清醒。
对权力，他已无力再长期掌控。
因此，思考的重点已从“如何继续掌权”，急遽转变为“我的权力如何有序地消散、转移，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的历史名声。
并为我所创立的北洋团体，谋得一个尽可能好的出路和延续”。
对敌人，他做出了清晰的区分。
南方的护国军是“眼前之敌”，是你死我活的现实威胁，必须不惜手段加以遏制、削弱。
而远在关外的东北军，则被他判定为“未来主导者”，是注定要接管这片土地的力量，必须提前进行接触、安排甚至“设计”。
他的战略目标由此明确：
“利用未来主导者的力量，来解决眼前之敌的威胁，并在此过程中，为我留下的旧部们谋取一个在新朝中的存身之所。”
对个人尊严，他有着近乎偏执的维护。
因此，他会把一切看似妥协、退让甚至“投靠”的操作。
都精心包装成“为国荐贤”、“为国让路”、“促成和平一统”的高姿态。
主动“邀请”和“安排”东北军入局，在形式上维持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最后体面与主动权，避免了被直接推翻或逼宫的屈辱。
在病榻之上，运筹帷幄，完成一场足以影响整个国运走向的复杂政治交易与布局。
这本身也符合一个枭雄对自己生命终章的浪漫化（或曰冷酷化）想象。
死在真实的战场上，与死在这没有硝烟却同样凶险万分的政治棋局中。
对他这类人而言，或许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毕生权力游戏的最后一搏。
然而，袁世凯这番呕心沥血、融入了其一生政治智慧的精心算计，最终能够得逞吗？
南方的护国军，北洋内部各怀鬼胎的派系，远在沈阳的东北军，乃至虎视眈眈的列强。
会心甘情愿地按照他这位濒死棋手写出的剧本，来上演这出大戏吗？
袁世凯那套公开通电与私下密令的组合拳，初时确实在北洋集团内部掀起了惊涛骇浪。
让以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各派系首脑感到一阵手忙脚乱，原有的逼宫或自立计划也暂时被打乱。
然而，段祺瑞与冯国璋是何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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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誉为“北洋之虎”与“北洋之犬”，皆是历经宦海沉浮、手握重兵的下一代枭雄坯子。
他们的内心深处绝不甘心永远屈居人下，更遑论轻易成为他人的附庸。
短暂的震惊与错愕过后，两人迅速调整心态。
并依据各自的性格、处境与政治风格，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开始拆解袁世凯布下的这盘险棋。
段祺瑞的反应，彰显其强势且高度政治化的风格。
当他接到那份要求他“主动接触东北军、表达投效之意”的密电时，几乎瞬间就洞悉了袁世凯的全部用心：
这既是催命符——逼他在袁世凯设定的框架下表态，加速其政治死亡。
也是一封替北洋集团写的“投降信”——试图将北洋整体打包贱卖给东北军！
段祺瑞对此深感屈辱与不甘。
他绝不愿意以一个“袁世凯指定的、需要向新主汇报效忠的下属”身份去投靠东北军。
那将使他在未来的权力格局中天生就低人一等，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最佳时机与平等地位。
因此，段祺瑞采取了双管齐下、更为主动进取的策略。
一方面，他对袁世凯虚与委蛇，回复称“正在遵照大总统指示，设法与东北方面进行接洽”。
以此敷衍、稳住那位名义上的上司，避免过早撕破脸皮。
另一方面，他立刻绕过袁世凯的“官方”渠道，以自己个人及其派系的名义。
秘密派出了级别更高、更受信任、也更具谈判授权的核心代表，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沈阳。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要与东北军进行直接、对等的谈判，甩开袁世凯这个“中间人”！
段祺瑞预设的谈判核心立场强硬而清晰：
“我能代表北洋大半的军事与政治力量，我有能力主导华北乃至整个北方的政权和平移交，避免大规模战乱。
但是，我的合作是有条件的。
我必须是东北军在关内首要的、乃至是唯一的战略合作者与政治代理人。
未来的关内秩序，应由我段祺瑞及我所在派系，在东北军的支持下或默许下来主导构建。
而不是通过袁世凯那个已经破产的框架来过渡。
更不是让东北军直接来接收一堆散沙般的军阀！”
他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东北军入主中原不可或缺的“钥匙”与“管理者”，而非一个等待收编的部属。
为了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段祺瑞还施展了更为深远的外交手腕。
他暗中派遣心腹，秘密联络南方护国军中的实力派人物，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等。
传递信息，制造一种“如果东北军大举南下，意图吞并全民国，
那么，我们南北双方应该考虑暂时放下眼前恩怨，联手自保，共同制衡这个更强大的外来者”的舆论与战略暗示。
此举旨在向东北军施压，暗示自己并非别无选择，从而在谈判桌上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而冯国璋的反应，则更趋向于传统意义上的“狡猾”与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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