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更注重保全和扩大自身的实际利益。
他坐镇南京，控制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
他拥有比段祺瑞更为稳固的地盘，和更独立的经济来源，具备了“待价而沽”的雄厚本钱。
因此，他的策略核心是“拖延”与“多头下注”。
他绝不轻易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绝不轻易亮出底牌。
对于袁世凯的密令，冯国璋没有明确拒绝与东北军接触，但他故意将接触的过程拖长、程序搞复杂。
他一开始派出的人员级别不高，授权有限，让其需要反复请示汇报，让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他展开了精彩的多线操作。
他向京师的袁世凯继续表示忠心，电报中言辞恳切，“一切听候大总统安排，以大局为重”，扮演着“顾全旧谊”的角色。
他又向沈阳的东北军暗送秋波，传递“久仰杨将军英名，愿为和平一统、共商国是效力”的友好信号，留下合作空间。
他还不忘与段祺瑞保持沟通，互通声气，询问“芝泉兄对此有何高见？我们当如何协同？”。
这既是打探对手动向，也是维持着北洋内部表面上的团结表象。
而这一切外交辞令与烟雾的背后，冯国璋最核心的动作，是牢牢握紧自己手中的实权。
加强对江苏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控制，整顿内部，巩固税收。
确保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他自己始终是东南一方说一不二的实力派诸侯。
他的根本目的，是在这场大变局中确保超然地位。
无论最终是东北军成功入主中原，需要稳定东南。
还是南北形成新的对峙局面，甚至是出现其他意外变局。
他冯国璋都要凭借手中的实力与地盘，成为新格局中各方都不得不拉拢、不可或缺的关键“平衡手”与“砝码”。
他当前追求的并非最高权位，而是一个能最大限度保障自身集团利益、进退自如的优势位置。
袁世凯试图导演的大戏，在这两位北洋新一代强人的各自算计与拆解下，已然开始偏离其预设的轨道。
在北洋集团这艘即将倾覆的巨轮上，除了段祺瑞、冯国璋这两大意图主导沉船方向的核心反袁派系之外。
其余各色人等，包括那些态度暧昧的中立派，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派。
乃至少数对袁世凯仍残存一丝旧日情谊，或名义上“忠诚”的派系。
面对袁世凯那道颇具煽动性与暗示性的密电，也纷纷做出了各自的反应。
其中，不乏相当一部分人选择“遵照”密电的指示，或明或暗地派遣信使、代表，悄然东出前往沈阳，意图与东北军建立联系，为未来可能的变局提前布局。
在这股暗流涌动的“北上接触潮”中，表现最为积极、行动也最为迫切的。
当属那些驻防于北方，其辖区与东北军势力范围直接接壤或毗邻的各省督军、各特别区将军。
对他们而言，东北军并非遥不可及的潜在强权，而是近在咫尺、呼吸相闻的庞然巨兽。
其军事压力与地缘威胁最为直接、也最为现实。
袁世凯的密电，与其说是一道命令，不如说是一份为他们提供了行动“合法性”与“借口”的许可。
让他们得以顺理成章地去做那件，可能早已在心中盘算多时的事情。
典型者如热河特别区都统姜桂题，以及察哈尔特别区都统何宗莲。
这两位坐镇北方要冲的将军，处境尤为微妙且尴尬。
早在东北军西征外蒙、北讨沙俄时，他们的防区便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而被迫“让道”，各自的地盘已有约三分之一被东北军实际控制。
可以说，他们手中的权柄与地盘，早已在东北军的兵锋之下变得残缺不全、岌岌可危。
东北军若有意彻底吞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抵抗的能力，剩下的地盘丢失也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与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姜桂题与何宗莲内心深处，早已不止一次动过主动向东北军输诚、寻求依附的念头。
毕竟，在乱世中，依附强者以求自保乃至延续权势，是许多地方军阀的本能选择。
然而，促使他们此前一直犹豫观望、不敢轻易下注的关键因素。
在于东北军，与即将到来的协约国集团干涉联军之间的战争前景，尚未明朗。
他们担心过早投靠，万一东北军在随后的国际干涉战争中失利或遭受重创。
自己不仅押错了宝，还可能成为战后清算的对象，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下场。
如今，局势似乎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信号。
连曾经的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名义上的北洋共主袁世凯。
都已通过公开通电与私下密令，近乎明确地将东北军统帅杨不凡视作下一个中华民国的元首人选，并主动安排“权力过渡”。
这在姜桂题、何宗莲等人看来，无异于一道最权威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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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政治嗅觉与战略判断，在他们心中仍有一定分量。
既然连袁世凯都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与“背书”，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犹豫不决？
此刻不赶紧趁机抱紧这条最粗壮、且已被“大总统”认证过的“大腿”，率先表达忠心，更待何时？
难道要等到东北军彻底解决外患，挟大胜之威，主动挥师西进或南下，兵临城下之时，再慌慌张张地开城请降吗？
到那时，不仅丧失了一切谈判的主动性与讨价还价的资本。
连现有的、虽然已经缩水但尚存的权势地位，恐怕也难以保全。
提前行动，至少能在未来可能的“功臣簿”或“合作者名单”上。
占得一个靠前的位置，留下一个“识时务、顾大局、主动归附”的好印象。
为自身及部属在新时代谋得一个相对安稳，甚至可能有所晋升的出路。
在北洋这盘散沙中，直面或即将直面东北军兵锋的边将，还有绥远特别区都统潘钜楹与甘肃督军张广建。
他们同样是因袁世凯密电而心思活络的人物。
这两人的身份与处境，与姜桂题、何宗莲又有所不同，代表了另一类“忠袁”派在变局中的特殊考量。
潘钜楹与张广建，皆是袁世凯当年为巩固中枢对边疆及内陆要地的控制，从中枢直接委派、空降至地方任职的“嫡系”官员。
他们是属于北洋体系内较为典型的“忠袁”派系成员。
然而，他们的“忠诚”在地方上面临着严峻挑战。
无论是绥远还是甘肃，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本土军阀、士绅、少数民族头领势力强大。
潘、张二人作为“空降”长官，虽顶着袁世凯的任命，却始终受到当地实力派的联合抵制与暗中掣肘。
对辖区的实际行政与军事掌控力相当有限，颇有些“政令不出衙门”的尴尬。
随他们一同赴任的北洋嫡系部队，人数本就有限，难以对广袤地区形成有效威慑。
更棘手的是，地方财税往往被当地军阀或豪强截留，中枢的拨款又时常因路途遥远、中间环节盘剥而难以足额及时到位。
潘钜楹与张广建的军队粮饷补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北洋中枢的财政输血。
士兵当兵吃粮，天经地义！
一旦粮饷不继，军心必然涣散，甚至可能引发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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