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厂房时
窗外的风裹着雪粒子，狠狠砸在玻璃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杨卫国拢了拢身上的旧棉袄，往手心里哈了口热气，视线越过车间里轰鸣的机器，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上。
又是一场暴风雪。
他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工装裤口袋里的手机壳，壳子边缘已经磨得发亮，背面印着的全家福，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那是去年春节回家时拍的，妻子秀莲站在他身边，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孙女，一家三口笑得一脸灿烂。
“卫国哥，发什么呆呢？这批零件得赶在年前交货！”班长老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杨卫国回过神，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指，抓起身边的扳手，埋头钻进了机器的轰鸣声里。车间另一头，妻子秀莲正弯腰清点零件，听见动静，抬头朝他这边望了一眼，眉眼弯弯，递过来一个安心的眼神。
杨卫国和秀莲是三年前一起跟着老乡来的这家机械厂，厂子坐落在鄂北的一个小县城，离武汉不算远，坐大巴也就三个小时的车程。平日里，夫妻俩一个在车间操作机床，一个在库房清点物料，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他们总说，等攒够了钱，就回家盖个小楼，守着孩子过安稳日子。谁也没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会把他们困在这座异乡的厂房里。
变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杨卫国眯着眼睛想，大概是十二月下旬。那天他下班和秀莲一起去厂区门口的超市买洗衣粉，刚走到门口，就看见收银台旁边摆着几瓶透明的液体，旁边还放着几个一次性纸杯。超市老板娘笑着招呼他们：“卫国，秀莲，过来洗洗手，这是消毒液，免费的！”
“消毒液？”杨卫国愣了愣，他活了四十多年，还是头一回见超市门口摆这东西。秀莲却很麻利，拉着他的手凑过去：“洗洗手好，干净。”
老板娘一边给他们倒消毒液，一边絮絮叨叨：“前几天听我武汉的亲戚说，那边好像有人得了怪病，发烧咳嗽，还传染呢！”杨卫国没太当回事，只当是老板娘听来的小道消息。倒是秀莲，洗完手还特意多搓了搓指尖，小声叮嘱他：“往后出门都戴个口罩，厂里人多。”
从那天起，超市门口的消毒液就再也没撤过。大家路过时，都会下意识地洗洗手，一来二去，竟也养成了习惯。日子照旧过着，车间里的机器声没停过，食堂里的饭菜还是老三样，夫妻俩晚上躺在宿舍的小床上，聊着回家过年的打算，心里满是期待。
直到一月中旬，关于武汉的消息，才渐渐多了起来。先是厂里的广播开始播报，提醒大家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少扎堆。接着，县城里的药店开始限购口罩，板蓝根和双黄连口服液被抢购一空。杨卫国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和秀莲每晚躺在床上，都能听见隔壁宿舍的工友们，压低了声音讨论疫情的消息，空气里弥漫着不安的味道。
一月二十三号，腊月二十九。
那天早上，杨卫国刚走进车间，就看见老杨铁青着脸，手里攥着手机，站在机器旁，一言不发。“杨哥，咋了？”杨卫国心里咯噔一下。老杨抬起头，声音沙哑得厉害：“武汉……封城了。”
“轰”的一声，杨卫国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颗惊雷。封城？这两个字，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顺着脊梁骨，直直地窜进了心里。车间里瞬间安静下来，机器的轰鸣声仿佛都变得遥远。大家面面相觑，眼神里满是惊恐和茫然。
“都愣着干啥？干活！”老杨猛地吼了一声，打破了死寂，“厂长说了，从今天起，厂子封闭管理，所有人都不准出去！只要咱们守好厂子，就没事！”
封闭管理。这四个字，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所有人都困在了这座小小的厂房里。
那天晚上，就是年三十。往年的年三十，车间里早就空无一人，大家要么在宿舍里包饺子，要么凑在一起看春晚。可今年，车间里的灯光亮得刺眼，机器声彻夜不息。杨卫国和秀莲挤在食堂的小方桌旁，面前摆着几碟菜——清炒白菜，萝卜炖粉条，还有一碗咸菜。没有鱼，没有肉，甚至连饺子都没有。
食堂大妈红着眼圈说：“外地的菜运不进来，超市里的菜都被抢光了，就剩这些了……”没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拿起筷子，往嘴里扒着米饭。白菜寡淡无味，萝卜炖得有些发苦，可杨卫国看着身边的秀莲，心里却莫名踏实。秀莲夹了一筷子白菜放进他碗里，轻声说：“多吃点，干活有力气。”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北风呼啸着，像是野兽的嘶吼。宿舍的窗户上结了一层冰花，映着远处零星的灯火。夫妻俩躺在床上，秀莲靠在他的肩膀上，小声啜泣：“卫国，我想家了，想闺女。”杨卫国紧紧搂着她，喉咙发紧，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他只能一遍遍地拍着她的背，在心里告诉自己：不怕，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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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厂的日子，一天天变得难熬。最开始，大家还能靠着仓库里的存货度日，可没过多久，土豆就成了奢侈品。食堂里的饭菜，彻底变成了萝卜和白菜的天下。有时候，甚至连白菜都不够吃，只能用盐水煮萝卜。超市里的人越来越多，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大家戴着口罩，隔着一米多的距离，默默地往前挪动。队伍像一条蜿蜒的长龙，在风雪里延伸着。
杨卫国也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他想买两包方便面，秀莲这几天胃不舒服，吃不了生冷的东西。为了买到方便面，杨卫国早上五点就起了床，顶着风雪赶到超市。队伍已经排了几十米长，寒风刮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他在队伍里站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轮到他。可超市老板娘告诉他，方便面限购，每人只能买一包。杨卫国咬了咬牙，下午又去排了一次队。
那天，他在风雪里站了整整一下午，冻得手脚发麻，嘴唇发紫。当他终于拿着两包方便面，踉踉跄跄地走回宿舍时，秀莲看着他冻得通红的手，眼圈一下子红了：“你这又是何苦……”“没事，”杨卫国笑了笑，把方便面递给她，“泡着吃，暖和。”
除了吃饭，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测体温。厂里的医生每天都会挨个宿舍敲门，拿着体温计，一个一个地量。，正常。”，正常。”每当听到这两个字，夫妻俩悬着的心，才能稍稍放下一点。
封厂的第五天，夜里的寒风比往日更烈。杨卫国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听着秀莲均匀的呼吸声，却毫无睡意。他摸出枕头下的手机，点开那个满是河南老乡的微信群。往日里，群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有人分享老家的趣事，有人吆喝着下班后打牌喝酒，可这几天，群里安静得可怕。
直到深夜，一条消息突然跳了出来，是老乡文文发的，字里行间带着哭腔：“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想家，想俺爹娘，想老家的胡辣汤，想那滚烫的、浇着香油的胡辣汤……”
消息刚发出去，紧接着又一条消息冒了出来，是厂里的老李，语气里满是憋屈和愤怒：“妈的！下辈子，等这疫情结束了，我高低回河南去！这辈子说啥也不出来打工了，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比啥都强！”
这条消息像是一颗石子，砸进了平静的湖面。群里瞬间冒出了好几个红色的感叹号，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杨卫国看着屏幕上的文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何尝不想家？何尝不想喝一碗老家的胡辣汤？可他能说什么呢？安慰的话显得苍白无力，抱怨的话又只会徒增恐慌。
同处一个屋檐下，同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和不安。大家都在默默忍受着，努力着，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不该说，只能在心里默念着，一起加油，一起熬过去，迎取那终将到来的曙光。
杨卫国放下手机，转头看向身边的秀莲。月光透过窗户上的冰花，洒在她的脸上，柔和而安宁。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驱散了些许寒意。
日子依旧在测体温、洗手消毒的循环里缓缓流淌。每天早上，宿舍门口都会响起医生的声音，“365c””，这两个数字，成了那段日子里最动听的音符，也是大家心里最踏实的慰藉。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熬下去的时候，转机悄然而至。
封厂的第十天，厂长突然召开了紧急会议。他站在会议室的讲台前，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声音洪亮：“同志们！好消息！咱们厂接到了一批紧急订单，生产体温计！这是防疫物资，是救命的东西！”
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瞬间沸腾了。大家面面相觑，眼里满是不敢置信。谁能想到，在这样的关头，厂子竟然能接到这样的订单？
厂长接着说：“现在，全国各地都急需体温计，居家隔离、定点医院，哪儿哪儿都缺！咱们厂转型生产这个，不仅能保住大家的饭碗，还能为国家出一份力！这是咱们厂前所未有的生机和希望！”
杨卫国和秀莲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惊喜和激动。是啊，生机和希望！之前厂里接不到订单，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如今，终于有了盼头！
可兴奋劲儿没过多久，新的难题就摆在了眼前。订单是接到了，可厂里的人手严重不足。很多工人都被困在了老家，河南的、湖北的，回不来。没有工人，订单就是一纸空文。
就在厂长愁眉不展的时候，市政府的电话打了过来。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在电话里说：“你们放心，工人的事，我们来解决！防疫物资生产刻不容缓，有什么困难，我们当面沟通，现场解决！”
第二天一早，副市长就带着几个人，顶着风雪赶到了厂里。他没有进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车间，看着轰鸣的机器，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沉声说：“这场疫情，是一场战争。生产防疫物资，就是在前线打仗！你们缺人，我们就帮你们接人！河南的、湖北的，只要是咱们厂的工人，我们派车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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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几辆大巴车就从厂里出发了，向着河南、湖北的方向驶去。一场前所未有的接力赛，就此拉开序幕。
那些天，厂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是老张，我在河南老家，我想回去上班！”“我是小李，我在湖北襄阳，我能回去吗？”电话那头，是工人们急切的声音；电话这头，是厂长和干部们忙碌的身影。
大巴车在风雪里穿梭，接回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每一个工人下车的时候，脸上都带着疲惫，却也带着希望。他们被安排在厂里的隔离宿舍，每天测体温，消毒，等待着上岗的日子。
杨卫国和秀莲也加入了生产体温计的队伍。车间里的机器，比往日更轰鸣了；工人们的脸上，比往日更有干劲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们手里生产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温计，更是一份份希望。
面对这场疫情，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必须打得狠，打得赢，打得准，打得稳。
日子一天天过去，车间里的体温计，一箱箱地运了出去，运往全国各地。窗外的雪，渐渐停了；枝头的芽，悄悄冒了出来。
春天，真的要来了。
疫情散去，厂子解封，杨卫国和秀莲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抱着久违的女儿，杨卫国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晃多年过去，杨卫国和秀莲早已不在那个机械厂干活。他们在城里租了一间不大的出租屋，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某个深夜，窗外又下起了雪，杨卫国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秀莲已经睡熟了，呼吸均匀，脸上带着岁月的痕迹。
他望着天花板，那段封厂的日子，忽然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超市门口的消毒液，食堂里的萝卜白菜，风雪里排队的长龙，微信群里的沉默，还有那一声声“365c””。他想起接到体温计订单时的兴奋，想起副市长赶来时的坚定，想起大巴车接回工人时的喜悦。
他想起那时候的自己，竟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只想着和秀莲一起，和工友们一起，把体温计生产出来，把这场仗打赢。可现在想来，却忍不住后怕。那时候的自己，是真的太胆大了，甚至可以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和秀莲每天在车间里，和几十号工友挤在一起，吃饭干活，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那时候的防护措施，简陋得可怜。
假如，只是说假如，当时他和秀莲有一个人中招了，后果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被隔离？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女儿？年幼的女儿，又该怎么办？谁来照顾她？谁来疼她？
这些念头，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杨卫国的心上。他轻轻叹了口气，转过头，看着身边熟睡的秀莲，忍不住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秀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翻了个身，靠得他更近了。
杨卫国闭上眼睛，心里涌起一阵后怕，却又带着一丝庆幸。庆幸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一起熬过来了；庆幸他们都好好的，还能守着彼此，守着女儿。
那段雪落厂房的日子，终究成了生命里，一段不能忘却的岁月。它刻在杨卫国的骨血里，提醒着他，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坚守，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相依为命的温暖，什么是众志成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