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的春天来得晚。
四月的查尔斯河畔，积雪刚刚融化，露出枯黄草坪。
陆明辉抱着书本从哈佛图书馆走出来，呼吸着清冷的空气。
他穿着卡其裤和深蓝色毛衣，头发梳理整齐，典型的中国留学生打扮。
“明辉！”
邮局管理员约翰在窗口挥手，“有你的挂号信，从中国来的。”
陆明辉快步走过去。
信封很厚，贴着十张八分邮票。母亲熟悉的字迹写着英文地址，汉字部分被邮局用红笔标注了拼音。
“谢谢。”
他接过信，心跳莫名加快。
回到租住的公寓，合租的美国同学汤姆正在听摇滚乐。
“陆，要一起吃饭吗？”
“等会儿。”
陆明辉关上门，坐到书桌前。台灯洒下昏黄的光，照在泛黄的信封上。
他用裁纸刀小心拆开。
第一页是母亲的字，笔画颤抖：
“明辉我儿：见信如晤。家中发生重大变故，你父亲他……”
墨水在这里洇开一片。
陆明辉皱皱眉，继续往下看。
“你父亲因严重经济问题，被组织审查。去年十月被判刑二十年，现已送往农场改造。”
他猛地站起来。
椅子刮擦地板发出刺耳声响。
“汤姆，把音乐关掉！”
外面安静下来。陆明辉重新坐下，手指捏得信纸发皱。
第二页详细写了经过：
“事情要从一个叫陆远的人说起。他是你爷爷早年失散的儿子的儿子，从农村来省城认亲……”
“你父亲当时在计委工作，按政策不能随便认亲。但那人怀恨在心……”
“后来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举报你父亲在钢材指标上存在问题。组织查实后……”
“二十年啊！明辉，你父亲今年才五十三岁……”
信纸从手中滑落。
陆明辉盯着墙上的世界地图，中国的位置被红笔圈出来。他去年暑假回国时，父亲还在计委大楼里办公。
那个威严的、穿着中山装的男人。
“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捡起第三页。
母亲写了家里的现状：
“组织收回了房子，我们搬到筒子楼。我的工作也受影响，从办公室调到资料室……”
“你爷爷登报道歉后，再没人来家里。以前那些叔叔阿姨，现在路上遇见都低头走过……”
“明辉，妈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这些。但你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了。”
信的最后，字迹几乎无法辨认：
“如果可能……能不能回来一趟？妈一个人撑不住了。”
落款日期是1977年1月15日。
寄了整整三个月。
窗外传来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又远去。陆明辉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汤姆敲门：“陆，你没事吧？”
“没事。”
声音干涩。
他打开台灯，重新读信。这次读得很慢，每个字都像针扎在眼睛里。
陆远。
这个名字反复出现。
“农村来的……认亲被拒……怀恨在心……举报报复……”
逻辑链条清晰得可怕。
陆明辉想起去年回国时的一些细节。父亲确实提过有个乡下亲戚来闹事，但当时说得轻描淡写。
“想攀高枝的，不用理会。”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拉开抽屉，找出相册。全家福照片上，父亲坐在中间，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
母亲站在旁边微笑。
自己穿着白衬衫，站在父亲身后。那是1975年夏天，出国前拍的。
“明辉啊，到了美国要好好学习。”
父亲当时拍着他的肩膀，“学成回来，为国家建设出力。”
照片里的笑容还在。
人却已经在劳改农场。
陆明辉合上相册，走到窗前。波士顿的夜景繁华璀璨，查尔斯河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里。
这个世界如此割裂。
他在这头读书、讨论哲学、听爵士乐。母亲在那头住在筒子楼，每天面对冷眼。
而父亲……
二十年。
他计算时间。父亲今年五十三，服刑期满七十三。能不能活到那天都是问题。
“陆远。”
他念出这个名字，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
抽屉最深处有个铁盒。陆明辉打开它，里面是父亲写给他的信，每月一封，从未间断。
最近一封是去年十月：
“明辉：见字如面。国内形势很好，抓纲治国初见成效。你要专心学业，勿念家中……”
写这封信时，父亲可能已经被审查。
甚至已经判决。
陆明辉的手指抚过信纸。父亲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就像他当年在干校劳动，写信回家也只说“锻炼得很好”。
“爸……”
他闭上眼睛。
再睁开时，眼神变了。那个温文尔雅的留学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冰冷的东西。
他坐回书桌，开始写信。
“母亲：来信收到。我已决定回国，手续办好就动身。您保重身体，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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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简短。
然后给导师写信：
“尊敬的教授：因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我申请休学一年。非常抱歉打乱研究计划……”
写到这里停笔。
他想起导师上周说的话：“陆，你的论文很有潜力。如果继续下去，可以申请博士项目。”
学术生涯可能就此中断。
但钢笔继续移动：
“……感谢您两年来的指导。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还能回到这里完成学业。”
签上名字，日期：1977年4月12日。
窗外天亮了。
陆明辉一夜未睡。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开始整理行李。
书架上大部分书要留下。
衣服只带必要的。
最重要的是一本笔记本，里面记录了美国超市的货架陈列、物流管理方式、品牌运营案例。
他本来想把这些带给父亲看。
现在用不上了。
汤姆起床做早餐，看见客厅里的行李箱：“你要旅行？”
“回国。”
“暑假还早啊。”
“家里有事。”
陆明辉没说太多。他煮了咖啡，两人沉默地吃完麦片。公寓里只剩下勺子碰碗的声音。
“还会回来吗？”汤姆问。
“希望会。”
但陆明辉知道，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休学一年只是说辞，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复仇？
这个词跳进脑海时，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可还能怎么形容？
父亲被陷害入狱，母亲孤苦无依，家族声誉扫地。而那个始作俑者在农村过着好日子。
公平吗？
“需要帮忙吗？”汤姆问。
“不用。”
陆明辉提起行李箱。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眼这间住两年的公寓。书桌上还摊开着昨晚读的《国富论》。
他关上门。
邮局刚开门。陆明辉寄出两封信，然后去航空公司办事处。
“最早去中国的航班是什么时候？”
“东方航空，下周一下午。”
“一张经济舱。”
他掏出美元现金。售票员数钱时多看了他两眼，可能奇怪这个中国学生为什么眼睛通红。
回公寓路上，陆明辉买了份《纽约时报》。
头版是关于中国的报道，配图是北京街头的人群。文章最后一段写着：
“这个国家正在从动荡中恢复，但未来方向仍不明确。”
他把报纸扔进垃圾桶。
三天后，陆明辉登上波音747。飞机起飞时，他看着窗外逐渐变小的波士顿，想起两年前来的情景。
父亲在机场送他：
“明辉，记住你是中国人。学成一定要回来。”
“我知道，爸。”
“国家需要建设人才。你要学好本事，报效祖国。”
“我会的。”
对话犹在耳边。
飞机进入平流层。空姐送来餐食，陆明辉只要了杯水。他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
“1977年4月17日，启程回国。”
停顿片刻，又加了一句：
“陆远，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笔尖划破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