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辉看着街景后退，心里一片冰冷。这就是他回来的世界。
不是报纸上说的“抓纲治国”。
是母亲洗白的蓝布衫，是十六平米的筒子楼，是父亲二十年的刑期。
“到了。”
母亲拍拍他。车子停在红旗路站，旁边是个副食店，门口排着长队。
“买什么？”
“豆腐。凭票供应，去晚了就没了。”
陆明辉提着行李箱下车。筒子楼是三层红砖建筑，外墙斑驳，晾衣绳像蜘蛛网横在空中。
“三楼。”
楼梯窄而陡，墙皮剥落。每层楼都有四五户人家，门挨着门。
炒菜声、孩子哭声、收音机声混在一起。
“就这儿。”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303室。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两个箱子就占满了。
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壁。
“你睡里面，我睡外面。”母亲指指用布帘隔开的小空间，“条件差，委屈你了。”
“没事。”
陆明辉放下箱子。桌上摆着父亲的照片，镶在黑框里。旁边是毛泽东选集。
“喝水。”
母亲用搪瓷缸倒了凉白开。缸子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黑色的铁底。
“妈，你坐下。”
两人坐在床沿。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先开口：
“学业……怎么办？”
“休学一年。”
“一年后还回去吗？”
“看情况。”
母亲低下头：“妈不该让你回来。你在美国有前途……”
“别这么说。”
陆明辉握住母亲的手。这双手曾经很柔软，现在布满老茧和裂口。
“爸的事，详细跟我说说。”
母亲深吸一口气。
从陆远来省城认亲开始，讲到陆志华拒绝，再到后来陆远举报，最后判决。
“你爸确实……批了些条子。”母亲流泪，“可别人都这么干啊。怎么就他倒霉？”
“因为那个陆远？”
“他恨咱们家。”母亲咬牙切齿，“认亲不成，就报复。你爷爷登报道歉，他还嫌不够。”
陆明辉静静听着。
“他现在可风光了。”母亲声音发颤，“搞了个合作社，上报纸，当典型。县里领导都捧着他。”
“在青山村？”
“对。把那个穷村子搞得红红火火，自己赚了大钱。”母亲擦眼泪，“你爸却要在农场改造二十年……”
“妈，我知道了。”
陆明辉站起来，走到窗前。对面楼的窗户里，一家人正在吃饭，有说有笑。
“我想去看看爸。”
“在第三劳改农场，离省城八十公里。”母亲说，“每月15号探视，还有十天。”
“我陪你去。”
“好。”母亲打开帆布包，“这些衣服、饼干、罐头……不知道让不让送进去。”
陆明辉看着那些东西。
奶粉、肉松、麦乳精，都是紧俏货。母亲不知攒了多久的票证。
“妈，你日子怎么过的？”
“我在资料室上班，工资降了三级。”母亲苦笑，“幸好你爸之前留了点钱，藏在旧书里。”
她翻开《资本论》，里面夹着十张大团结。
“就这些了。你要用钱吗？”
“不用。”
陆明辉心里发酸。父亲曾经身居要职，家里从不缺东西。现在母亲要藏钱在书里。
“那个陆远……”他问，“多大年纪？”
“二十出头吧。”母亲想了想，“跟你差不多大。农村人，但特别精明。”
“有照片吗？”
“没有。只听人说，个子挺高，长得精神。”
陆明辉记在心里。
二十出头。农村人。精明。
“我想见见他。”
“什么？”母亲愣住，“见他干什么？”
“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
“别去！”母亲抓住他的手，“那个人太狠了。你爸就是栽在他手里。”
“放心，我有分寸。”
陆明辉拍拍母亲的手。但他心里想的，远不止“看看”这么简单。
窗外天色暗了。
筒子楼亮起零星灯火。公共厨房传来炒菜声，油烟味飘进来。
“妈，我出去走走。”
“早点回来。”
陆明辉下楼，走到街上。路灯昏暗，行人匆匆。墙上标语在夜色中泛白：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他点了支烟，美国带回来的万宝路。烟雾在黑暗中升起，很快散尽。
街角有个电话亭。
陆明辉走进去，拨了个号码。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
“刘叔叔吗？我是陆明辉。”
对方沉默几秒：“明辉？你回来了？”
“今天刚回来。”
“你爸的事……唉。”刘叔叔是父亲的老同事，“我也帮不上忙。”
“我想问问，青山村那个陆远，您了解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
“明辉，听叔一句劝。这事过去了，你别掺和。”
“我就想了解情况。”
“那个人……不好惹。”刘叔叔压低声音，“跟县里、地区领导关系都好。还上过省报。”
“所以就能陷害我爸？”
“话不能这么说。”刘叔叔叹气，“你爸确实犯了错误。当然，那个陆远举报，也是……”
“也是什么？”
“心狠手辣。”刘叔叔说完，补了一句，“这话哪说哪了。我还有事，先挂了。”
电话忙音响起。
陆明辉放下听筒，站在电话亭里。玻璃上反射出他的脸，眼神陌生而冰冷。
心狠手辣。
他咀嚼这个词，笑了。那就看看，谁更狠。
回到筒子楼时，母亲已经睡了。
陆明辉躺在狭窄的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和远处的火车鸣笛。
他想念波士顿的安静。
但更想念两年前的家。父亲在书房看文件，母亲织毛衣，他在准备托福考试。
一切都碎了。
碎在那个叫陆远的农村青年手里。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他在黑暗中轻声说。声音很轻，却像誓言一样沉重。
窗外，省城的夏夜漫长而闷热。
新的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