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凌晨四点四十分。青藤镇还在沉睡，沉在一片粘稠、潮湿、密不透风的黑暗里。夏夜的热力早已耗尽，下半夜积聚起的凉意混着河水与稻田蒸腾出的水汽，凝结成一场罕见的大雾。这雾不是轻盈的纱，而是厚重的、泛着青灰色的棉胎，严严实实地捂住了镇子，捂住了镇外蜿蜒的土路，捂住了远处墨团似的山影。空气凝滞得能拧出水来，吸进肺里，带着一股河底淤泥和腐烂水草的腥气。万籁俱寂，连平日里聒噪的蛙鸣和虫嘶都被这雾压了下去，只剩一片令人心慌的、绝对的死寂。
镇外两公里，废弃的“红旗”砖窑厂，像一头匍匐在荒坡下的巨大怪兽，在这浓雾里只剩下一个更浓黑的、模糊的轮廓。它已经荒废了七八年，窑体的红砖早已被风雨剥蚀得失了本色，呈现一种病态的暗褐。高高的烟囱拦腰断了一截，断口处支棱着狰狞的钢筋，指向混沌的天空。窑门是塌了大半的拱形，黑洞洞的，仿佛怪兽张开的口器，等待着吞噬什么。
雾气在这里似乎更浓了，丝丝缕缕地顺着破败的窑门往里钻，在窑内空旷的穹顶下缓缓流动。窑内地面是经年累月积下的、混杂着瓦砾和尘土的烂泥，被湿气浸润得如同一块巨大的、肮脏的海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令人不快的味道：陈年泥土的土腥，砖石受潮后散发的碱味，霉菌在暗处疯狂滋生的腐败气息，还有一丝极淡的、若有若无的、被这些味道掩盖着的、更尖锐的东西——那是铁锈，或者，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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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破烂的张有娣，是这片死寂之地今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访客。他今年六十二，干瘦，佝偻，像一根被岁月和贫苦榨干了水分的柴火。他住在镇子最西头自己搭的窝棚里，靠着在镇里镇外捡拾废品过活。昨夜闷热，他几乎没怎么合眼，天还没亮透，就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驱赶着起了身。他盘算着，趁这大雾天，人少，去那废弃的砖窑厂转转。以前他也去过，总能在那坍塌的砖垛和垃圾堆里，翻到点能换钱的玩意儿——几截锈蚀不那么厉害的铁条，几个还算完整的酒瓶，运气好时，甚至能找到早年遗落的、没烧透的煤核。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用肩上这条补丁摞补丁的麻袋，去装填那些被世人遗弃的“宝贝”，换来几口吃食，半斤散酒。
他扛着空麻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通往砖窑厂的土路上。雾气打湿了他花白的头发和稀疏的眉毛，凝结成细密的水珠。脚上的解放胶鞋早已被露水和烂泥浸透，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的声响，在无边的寂静中被放大。路两旁的荒草长到了齐腰高，草叶边缘锋利，划过他裸露的、布满老年斑的小腿，留下细微的刺痛和湿凉的痕迹。他不在乎。比这更难熬的苦楚，他这辈子经受得多了。
走进砖窑厂，那股混合的气味更明显了。张有娣抽了抽鼻子，没在意。他熟门熟路地绕开正门坍塌的砖块，从侧面一个缺口钻了进去。窑内比外面更暗，仿佛一头扎进了墨水瓶的底部。他拧亮了手里那支老旧的铁皮手电筒。电池快没电了，光柱昏黄、微弱，只能勉强撕开面前几步远的黑暗，光线边缘模糊不清，反而给周遭的一切蒙上了一层更诡谲的影子。光柱扫过的地方，是东倒西歪的废弃砖坯，像一堆堆沉默的墓碑；是墙上大片大片湿滑深暗的苔藓；是地上散落的碎瓦、瓷片，还有早已锈蚀成一团废铁的不知名机器零件。
他踩着咯吱作响的烂泥，小心翼翼地在砖垛间穿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搜寻着任何有价之物。手电光掠过一处墙角，那里堆着些破烂的稻草席子和麻袋片，似乎被什么东西压着。他走过去，用脚拨了拨，没什么特别的。他转身，想往窑炉深处再看看。就在转身的刹那，眼角的余光，被一抹极不协调的白色牵住了。
那白色在昏黄的光晕边缘，在一堆暗褐色的碎砖旁，显得格外刺眼，格外……干净。不像是这破窑里该有的东西。
张有娣的心没来由地“突”了一下。他停住脚步，慢慢将手电光移过去。光柱先是落在了一小片白色的织物上，边缘沾着泥点。他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光柱顺着那织物向上移动……他看到了一截小腿，肤色在微弱光线下是一种失去生命力的、石膏般的苍白。小腿的曲线很纤细，应该属于一个年轻女性。脚上穿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凉鞋，样式普通，但很干净，另一只不知去了哪里。
张有娣的呼吸骤然粗重起来。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手电光也随之剧烈摇晃，那截苍白的小腿便在光影交错中诡异地“活”了过来。他强迫自己稳住手腕，将光柱继续向上移。
白色的连衣裙，质地是那种便宜的、洗多了会发硬的的确良。裙摆原本应该到膝盖，但现在被撩到了大腿根部，皱巴巴地堆叠着。裙子的上身部分被暴力地撕开了一道大口子，从领口一直斜裂到腰际，露出里面浅色的小背心和一片更苍白的皮肤。而在那裸露的脖颈上，一圈紫黑色的淤痕，像一条狰狞的毒蛇，死死地缠绕着，勒进皮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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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娣的血液仿佛瞬间冻住了。他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死死钉在那张脸上。
那是一张年轻女孩的脸，最多不过二十岁。眉毛细长，鼻子小巧，嘴唇失去了血色，微微张着，仿佛想喊出最后一声却没能成功。她的眼睛圆睁着，瞳孔散大，空洞地望向砖窑高高的、破裂的穹顶。穹顶那个破洞，此刻透进一丝极其微弱的、被雾气稀释了的灰白天光，恰好落在她的瞳孔里，却没有映出任何光亮，只有一片死寂的、凝固的黑暗。她的头发散乱在泥污中，几缕黑发黏在惨白的脸颊上。
最让张有娣魂飞魄散的，是她的姿势，和她大腿上的东西。
她的身体以一种极不自然的姿势半蜷着，一只手压在身下，另一只手伸向前方，五指如鸡爪般死死抠进泥里，指缝里塞满了黑泥。而在那暴露在空气中的、苍白的大腿内侧，靠近根部的地方，有两道深深的、交叉的切口。切口边缘的皮肉外翻着，露出下面暗黄色的皮下脂肪，凝固的血液将切口染成一种触目惊心的黑红色，像用最劣质的墨笔画上去的一个巨大、歪斜、充满恶意的“x”。这个符号刻在年轻女孩的身体上，充满了亵渎与残酷的意味。
“嗬……嗬嗬……”
张有娣的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抽气声，他想尖叫，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像样的声音。极致的恐惧攫住了他，冰冷的感觉从尾椎骨瞬间窜遍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他踉跄着向后退，脚下一滑，踩进一个泥坑，泥水溅了他一裤腿。他肩上的麻袋“噗通”一声掉进泥泞，他也顾不上了。手里的手电筒脱手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短暂的、绝望的弧线，“啪”地摔在几步外的砖块上，玻璃罩碎裂，最后一点昏黄的光闪了几下，彻底熄灭了。
黑暗如同潮水，瞬间将他吞没。
不，不是完全的黑暗。窑顶破洞那点可怜的微光还在，像一只冷漠的独眼，俯视着下方这地狱般的景象。张有娣瘫坐在冰冷的泥地里，他能闻到更清晰的气味了——浓烈的土腥霉味下，那股被掩盖的、铁锈似的腥气，此刻无比鲜明地冲进他的鼻腔。那是血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奇怪的甜香，混在里面。
就在他几乎要被这黑暗和恐惧窒息的时候，他的手在泥地里胡乱摸索，指尖碰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小东西。他哆哆嗦嗦地抓起来，凑到眼前那点微光下。
是一个白色的小塑料瓶。标签上印着三个字：安定片。瓶子是空的，只有瓶底还残留着两三片白色的小药片。
药瓶从他颤抖的指间滑落，重新掉进泥里。
“啊——！！！死人了！砖窑里死人了——！！”
一声撕心裂肺的、完全不似人声的嚎叫，终于冲破了他紧缩的喉咙，在这密闭的砖窑里轰然炸响，撞击着四壁，激起嗡嗡的回声。张有娣像被火烧了屁股的野兽，四肢并用，连滚带爬地朝着记忆中窑门的方向扑去。他撞翻了砖块，绊倒了废木料，泥浆糊了满脸满身，但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逃离这个鬼地方！逃离那苍白的脸、空洞的眼、缠绕的淤痕和那个邪恶的“x”！
他的惨叫和奔跑声，穿透厚重的砖墙，撕裂了外面凝滞的浓雾，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惊起了远处镇子里最早醒来的几声犬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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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七点零五分，青藤镇派出所那辆蓝白涂漆、满是泥点的老式吉普车，喘着粗气，歪歪扭扭地停在砖窑厂外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上。紧接着，一辆县局的白色面包车也到了。红蓝色的警灯无声地旋转着，在尚未完全散去的雾气中投下变幻不定的光斑，给这片荒凉破败之地平添了几分超现实的不祥气息。
警戒线已经拉起，用的是那种黄底黑字的塑料带子，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道脆弱却不容逾越的边界，将砖窑内外分割成两个世界。线外，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个闻讯赶来的村民。男人大多沉默着，抱着胳膊，伸长脖子，脸上混杂着震惊、恐惧和一种压抑不住的好奇。女人们则挤在一起，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但眼神里的惊恐藏不住，不时用手捂住嘴，或者紧紧抓住身边孩子的胳膊，不让他们往前凑。孩子们懵懂无知，只感到大人们不同寻常的紧张，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在大人腿缝间窥探。
派出所所长张建军第一个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他四十岁整，身高一米七八，因为常年在一线奔波，皮肤是那种经年累月风吹日晒留下的、洗不掉的黝黑粗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橄榄绿警服，领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但袖口和裤腿上早已沾满了泥点，裤脚更是湿了一大截。他眉头紧锁，嘴唇抿成一条坚硬的直线，额头上是深深的川字纹。接到张有福语无伦次的报案时，他刚在派出所后面的小屋里就着咸菜啃完一个馒头，心头就笼上了一层不祥的阴云。青藤镇不大，民风算得上淳朴，这些年最多就是些偷鸡摸狗、邻里纠纷的治安案件，凶杀案？起码十年没听说过了。
他拨开警戒线，大步走进砖窑。潮湿阴冷的空气夹杂着那股熟悉的、此刻却令人极度不安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县局来的兼职法医老王——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黑框老花镜的瘦小男人——已经蹲在尸体旁，打开了那个陈旧的棕色皮制勘查箱。旁边，派出所最年轻的警员李卫国，脸色苍白，正手忙脚乱地从包里往外掏照相机和胶卷。小李今年二十二，警校毕业分配过来还不到半年，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
张建军先扫视了一圈现场环境。窑内空间比他想象的要大，也更杂乱。他注意到地面泥泞，脚印杂乱，但靠近尸体的地方，有几个相对清晰的鞋印。他的目光落在尸体上，即使早有心理准备，心脏还是被猛地攥紧了一下。太年轻了。那身白色的连衣裙，此刻成了裹尸布。脖颈上的淤痕触目惊心。而那个大腿上的“x”……张建军的瞳孔收缩了一下。这不是普通的凶杀，带着一种强烈的、仪式性的残忍。
“老王，情况怎么样？”张建军蹲下身，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老王抬起头，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神专注而冷静。“张所长。”他示意张建军靠近些，戴着橡胶手套的手轻轻拨开女尸颈后的头发，露出更完整的掐痕。“女性，年龄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初步看，致死原因是机械性窒息。你看这些指痕，”他用手指虚点着那些紫黑色的斑块，“分布、走向、深浅不一。拇指在喉结右侧，四指在左侧颈后，典型的正面扼压。从指印的大小和间距看，凶手手掌不小，指力很强。但你看这里，”他指着几处颜色略浅、边缘有些模糊的痕迹，“力量有变化，可能中途换过手，或者……凶手当时情绪非常不稳定，手在剧烈发抖。”
老王的手移开，指向尸体下身。“下体有严重撕裂伤，生前遭受了性侵。已经用棉签提取了体液样本，回去做初步检测。另外，”他顿了顿，从勘查箱里拿出一个玻璃试管，里面有些透明液体，“从她口腔黏膜和胃内容物初步检测，有苯二氮卓类药物成分，就是常见的安定。剂量不低，足够让她陷入深度昏迷。”
“迷奸？”张建军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很可能是先用药迷晕，然后实施性侵，最后扼颈致死。”老王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实验结果。他接着指向那个“x”形切口，“这个，是死后造成的。创口边缘整齐，无生活反应，皮下组织和脂肪层外翻明显。凶器是单刃刀具，非常锋利，可能是水果刀、剔骨刀一类。下手狠，直切下去，但这两道交叉的线条，”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并不完全对称，交叉点也有些偏移。凶手要么是故意画成这样，要么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手法已经无法保持稳定精准。”
张建军点点头，目光锐利地投向地面。“小李，拍照！重点拍颈部掐痕、大腿创口、还有周围的鞋印！各个角度，拍清楚！”
李卫国应了一声，举起那台老式的海鸥df-1相机。他的手抖得厉害，对焦都对不准。取景框里，女孩惨白的脸、圆睁的眼、那邪恶的十字，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咔嚓、咔嚓……快门声在空旷的砖窑里一次次响起，伴随着刺眼的闪光灯，将这一幕幕可怖的景象定格在黑白胶片上。
张建军仔细查看地面。泥泞中脚印很杂，有张有娣慌张逃离时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解放鞋印，有他们进来时踩的，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但在尸体右侧约半米处，有一片相对完整的泥地，上面印着几个前掌部分的鞋印。花纹清晰可见，是那种常见的波浪形结合点状凸起的图案。
“回力鞋。”张建军沉声道，“42码左右。前掌着力明显，后跟模糊，可能是走动时留下的。”他抬头看向砖窑深处，那里有一个被坍塌砖块半掩的缺口，通向后面的荒坡。“凶手很可能从那里进出。那边地上全是碎石和砖头渣，留不下什么痕迹。”
李卫国拍完照，开始小心翼翼地检查尸体旁边散落的物品。一个半旧的深蓝色帆布包，沾满了泥水。他戴上手套打开：里面有一个塑封的工作证，贴着女孩的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扎着马尾，笑容腼腆。工作证上印着“青藤镇罐头厂”，姓名栏：刘艳。出生日期：1977年3月。还有几枚硬币，合计三毛六分；一把红色的塑料梳子，梳齿间缠着几根长发；一小包用旧手帕包着的、已经有点受潮的水果糖。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刘艳……罐头厂的。”张建军默念着这个名字，心头沉甸甸的。他认识刘艳的父亲刘铁柱，一个老实巴交的罐头厂老工人。去年春节派出所搞安全宣传，刘铁柱还来帮忙挂过横幅。
“所长，这个！”小李用镊子从刘艳手边不远处，夹起了那个白色安定药瓶。
张建军接过来，对着窑顶透下的光仔细看。普通的白色塑料瓶，瓶身标签是印刷体“安定片”，下面有小字标注规格和一家县制药厂的名字。瓶子很轻，里面只剩下两三片白色圆形药片。瓶盖拧得并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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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张建军说。
小李立刻拿出指纹刷和磁性粉，小心翼翼地处理瓶身。几分钟后，他抬起头，脸色更白了：“所长……只有……只有一些模糊的、不完整的指纹，从纹路看，应该……应该是死者的。没有发现清晰的、属于第二个人的指纹。”
张建军眉头锁得更紧。凶手戴了手套？还是刻意擦拭过？这个药瓶是关键。如果是凶手带来的，用来迷晕刘艳，那他应该会处理掉指纹。但如果是刘艳自己的呢？她为什么会有安定？一个十八岁的女工，有什么需要靠安定片才能入睡的烦恼？
“收好。这是重要物证。”张建军将药瓶放进证物袋，封好口。“老王，精液样本的血型能做吗？”
老王正在收拾器具，闻言答道：“回去用凝集法做个初步鉴定没问题，但要更精确的，得送市局。不过，”他补充道，“就算鉴定出是a型血或者b型血，意义也有限。镇上符合血型的人太多了。”
张建军当然明白。九十年代中期，dna检测技术对于青藤镇这样的地方来说，还只是报纸上遥不可及的科幻名词。血型，鞋印，安眠药瓶……这些线索，看似有，却如同眼前的雾气一样，迷迷蒙蒙，抓不住实体。
他最后看了一眼刘艳的尸体。年轻的容颜凝固在永恒的惊恐与痛苦中。那个刻在她身体上的“x”，像是一个残酷的署名，一个凶手的标记，又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嘲笑着警方的无能。
“通知刘艳家属吧，”张建军的声音有些沙哑，对小李说，“我去一趟罐头厂。你留在这里，配合老王把尸体运回县局。现场再仔细筛一遍，任何可疑的东西都不要放过，头发丝、纤维、烟头，什么都行。”
小李用力点头。
张建军站起身，腿有些发麻。他走出砖窑，潮湿闷热的空气再次包裹了他。警戒线外，人群又多了些，嗡嗡的议论声像夏日的蚊蝇，驱之不散。他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都是镇上的居民，此刻他们的眼神里，除了恐惧，似乎还多了些别的——猜疑？审视？不信任？
他知道，刘艳的死，像一块巨石投入青藤镇这潭表面平静的湖水，激起的涟漪，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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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左右，雾气基本散尽，太阳终于露了脸，却是白晃晃的，有气无力，晒在人身上非但不暖和，反而蒸腾起地面残留的水汽，更加闷热难当。
镇口的老槐树下，那家由旧民居改建的杂货店，成了消息传播的中心。店面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子，隐约能看出“为民杂货”四个字。门口用长条石垫着，摆了几个沾着泥土的西瓜和一堆绿皮冬瓜。敞开的门里，光线昏暗，货架上密密麻麻摆着酱油瓶、醋坛子、散装的饼干糖果、成摞的作业本、廉价的塑料玩具，最里面的柜台上，摆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播放着县广播站夹杂着电流噪音的节目，一会儿是革命歌曲，一会儿是养猪知识讲座。
店里此刻挤着七八个人，大多是附近闻讯赶来的家庭主妇和老人，还有两个刚卸完货、蹲在门口台阶上抽烟歇脚的板车工。
“我的老天爷啊，听说了吗？老砖窑那边出人命了！”一个穿着碎花短袖衫、头发烫着小卷的胖大妈第一个开口，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利。她是镇东头的赵婶，有名的“消息灵通人士”。
“真的假的？谁啊？咋回事？”旁边一个干瘦的、颧骨很高的吴婆婆立刻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
“还能有假？我家那口子早上拉粪车经过那边，亲眼看见警车和警察了！拉起了黄带子！说是……”赵婶刻意压低了声音，但足以让店里每个人都听清，“罐头厂的一个女工，叫刘艳！死得那叫一个惨哟！脖子给掐得紫黑，裙子都给撕烂了！”
“刘艳？是不是老刘家那个闺女？长得挺水灵的那个？”一个正在挑选酱油的品牌的中年妇女回过头，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不能吧？那姑娘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可有礼貌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蹲在门口的一个板车工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接过话头，“没准是自个儿在外头招惹了不三不四的人！要不咋就死在那没人去的破窑里？”
“胡咧咧啥呢！”吴婆婆不满地瞪了板车工一眼，“那闺女我看着长大的，本分着呢！肯定是外头来的坏种！流窜犯！咱青藤镇多少年安安稳稳的，哪出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就是就是！”赵婶附和道，“我还听人说……唉哟，说出来都怕吓着你们！”她故意卖了个关子，等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她身上，才用带着颤音的语调说，“那姑娘大腿上，还给凶手用刀划了个大叉子！血糊糊的！这是有多大仇多大怨啊！”
“啊——！”几个女人同时发出低低的惊呼，脸上血色褪去。
“十字疤？这不是……这不是旧社会那些杀人魔才干的事吗？”一个年轻些的小媳妇抱紧了怀里咿呀学语的孩子，声音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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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孽啊……真是造孽……”吴婆婆喃喃念叨着，手里捻着的佛珠转得更快了。
店里的气氛压抑而惊悚，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收音机里恰好播完一段音乐，传来滋滋的电流杂音，显得格外刺耳。
“老板，来包烟。”
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像砂纸磨过木头。说话的是站在柜台最里面阴影处的一个人。他刚才一直背对着众人，在整理货架最上层那些积了灰的库存，此刻转过身来，伸出胳膊。
那是杂货店老板。没人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大家都叫他“老陈”或者“陈老板”。他看起来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驼背，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汗衫。他的脸很普通，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长相，皮肤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眼角和嘴角有深深的皱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右手手背上，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有一道长长的、泛着惨白色的旧疤痕，像一条僵死的蜈蚣趴在那里。此刻，这只带疤的手，正从柜台里摸出一包红塔山香烟，递向要烟的人。
那包红塔山放在货架最里面、最不起眼的位置，不像其他廉价的“大前门”、“飞马”烟那样摆在显眼处。
要烟的是门口另一个板车工，他递过皱巴巴的毛票，接过烟，迫不及待地拆开，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似乎想用尼古丁压压惊。
“都少说两句吧。”陈老板的声音依旧沙哑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他接过赵婶递来的酱油瓶子钱，低头放进抽屉里。“人死都死了，警察会查的。别在这儿瞎猜，传出去不好，还吓着孩子。”他说话时，眼睛似乎扫了一眼那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
他的语气没有责备，也没有劝慰，只是一种平淡的陈述，却带着一种莫名的、让人不好再继续聒噪的力量。
赵婶似乎有点讪讪的，撇了撇嘴，拎起酱油瓶。“走了走了，回去做饭。”
其他人也像是被这平淡的话驱散了某种聚集的邪气，纷纷拿起买好的东西，低声议论着，陆续离开了杂货店。那个抽着红塔山的板车工也拍拍屁股，和同伴一起拉着空板车走了。
店里瞬间冷清下来，只剩下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还有一个刚放学跑来买铅笔的小学生。
陈老板给小学生拿了铅笔，收了钱。等小学生蹦跳着离开后，他走到门口，抬头看了看白晃晃的日头，眯起了眼睛。然后，他伸手拉下了那扇半旧的绿色木质卷帘门，只留下底部一条二十公分高的缝隙通风。
卷帘门哗啦啦的响声在突然安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阴影落在他脸上，将他大半张脸埋在昏暗里，只有那道手背上的疤痕，在门缝透进的光线里，反射着一点微弱的、冰冷的光。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回柜台后，拿起那块灰扑扑的抹布，开始一下、一下，极其缓慢、用力地擦拭着光洁的柜台面。仿佛那上面沾了什么看不见的、令人极其厌恶的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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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在罐头厂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刘艳的工友和车间主任都说她是个内向、老实、不爱说话的女孩，干活勤快，从不惹是生非。昨晚她上中班，晚上十点下班，和同宿舍的两个女工一起回的集体宿舍。据室友说，刘艳回去后洗漱完就上了床，看上去有些疲惫，但没什么异常。她们睡着后，就不知道刘艳什么时候离开的了。没人听到动静。
刘艳的父亲刘铁柱，在听到女儿死讯的瞬间，这个五十多岁、像铁墩一样结实的汉子，直接瘫倒在地，捶胸顿足，哭得撕心裂肺，几次背过气去。她母亲更是当场昏厥。面对张建军的询问，刘铁柱只会反复念叨：“我闺女不会得罪人……她胆子小……哪个天杀的害我闺女啊……”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中午，县局那边老王传来了初步的尸检和化验结果：刘艳确系机械性窒息合并安眠药作用死亡；体内精液样本经初步检测，为a型血分泌型；现场提取的鞋印石膏模型已做好，确认是42码回力牌运动鞋前掌部分；安定药瓶来源在追查，镇卫生院和唯一一家私人诊所近期开出的安定片处方很少，正在核对；药瓶上未能提取到除刘艳外第二人的完整指纹。
下午，张建军召集所里仅有的四名干警开了个简短的会。气氛沉重。
“案件性质极其恶劣，强奸、杀人，还有……那个标记。”张建军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x”，“凶手非常残忍，且可能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现场留下的直接线索有限。”
“所长，会不会是熟人作案？”一个老民警说，“不然刘艳怎么会半夜跟人去那种地方？还吃了安眠药？”
“也可能是被胁迫的。”另一个民警提出不同看法，“或者凶手以某种理由骗她去的。那个药，也可能是凶手强行灌下的。”
“鞋印范围太广了。”李卫国指着黑板上的“42码回力鞋”，“镇上穿这个型号鞋子的男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怎么排查？”
“先从有劣迹的、有骚扰妇女前科的人查起。”张建军沉声道，“还有，重点查最近谁买过安定片，谁有途径弄到这种药。以及……所有可能与刘艳有过接触的男性，尤其是a型血的。走访要细致，但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引起恐慌。”
他知道这些措施如同大海捞针。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技术手段的匮乏，线索的模糊，像两道无形的枷锁，牢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散会后，张建军独自站在派出所二楼的窗户前，望着楼下渐渐被暮色笼罩的街道。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飘来饭菜的香味，偶尔有自行车铃铛声和大人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喊声传来。这原本是青藤镇最寻常、最安宁的黄昏景象。
但今天，不一样了。
他仿佛能看到，那看似平静的街道下，恐慌如同黑色的墨汁，正在无声地洇开，渗透进每一户人家的门窗缝隙，爬上每一个镇民的心头。人们锁门会更早，看陌生人的眼神会带上一丝警惕，夜晚的街道会更快地空无一人。父母会紧紧看住自家的女儿，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
而那个凶手，此刻可能就在这镇上的某个角落，混迹于这些看似普通的居民之中。他或许正端着饭碗，看着新闻；或许正和别人一样，对刘艳的惨死表示震惊和惋惜；又或许，他正躲在暗处，回味着自己的“杰作”，甚至……在策划着下一次。
那个刻在刘艳大腿上的“x”，不仅是一个伤口，一个标记，更像是一个无声的挑战，一个抛向青藤镇、抛向警方的挑衅。
张建军握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他知道，这场雾，虽然散了，但另一场更浓重、更危险的迷雾，已经彻底笼罩了青藤镇。而他，必须带领手下这几个有限的警力，在这迷雾中，找出那条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
夜色，终于完全降临。青藤镇的灯火次第亮起，却比往常显得稀疏、黯淡，仿佛也带着惊魂未定的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