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1902年1月7日），北京城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尽管冬日严寒，但前门火车站内外却人头攒动，旌旗招展，仪仗森严。王公大臣、各国驻华公使以及被“邀请”来的部分绅商代表，肃立在寒风中，等待着那个离开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女人归来。
午时刚过，汽笛长鸣。一列装饰着明黄色帷幔的专列缓缓驶入站台。车门打开，在太监宫女的簇拥下，慈禧太后缓缓步下列车。她身穿崭新的朝服，头戴朝冠，脸上敷着厚厚的脂粉，试图掩盖这一年多逃亡生涯留下的疲惫和沧桑。她努力挺直腰板，维持着往日的威严，但眼神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的惊悸和沧桑，却难以完全掩饰。紧随其后的是面色更加苍白、神情木然的光绪皇帝，以及皇后隆裕等人。
“臣等恭迎皇太后、皇上回銮！皇太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呼海啸般的朝贺声响起。
慈禧微微颔首，目光扫过跪拜的人群和熟悉的京城景象。紫禁城依旧巍峨，但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联军铁蹄的硝烟味和血腥气。东交民巷方向，隐约可见外国兵营的旗帜。那份沉重如山的《辛丑条约》，如同无形的枷锁，时时刻刻提醒着她和这个王朝的屈辱处境。
回銮的仪式盛大而空洞。慈禧很快回到了她阔别已久的储秀宫。触目所及，虽然经过紧急修缮，但许多被联军劫掠破坏的痕迹犹在。她抚摸着那些空置的博古架，想起昔日琳琅满目的珍宝，心中一阵刺痛。更让她如芒在背的，是那份条约文本，以及条约带来的巨大阴影：东交民巷的洋兵、山海关沿线的驻军、还有那四亿五千万两压得全国喘不过气来的赔款！
为了洗刷“祸首”的污名（至少是表面上的），为了稳固摇摇欲坠的统治，更为了应对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列强在条约后敦促清政府“改革内政”），慈禧不得不做出“改弦更张”的姿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在西安时，她就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表示要“取外国之长”、“舍中国之短”，实行“新政”。
如今回到权力中枢，她决定将“新政”的旗号打得更响一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在慈禧的主导下，一系列打着“新政”施陆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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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储秀宫内，慈禧听着大臣们奏报“新政”的进展，脸上难得有了一丝“欣慰”之色。特别是袁世凯汇报北洋新军操演成果时，提到新军“步伐整齐，枪械精良，颇有泰西劲旅之风”，慈禧更是微微颔首。
“袁爱卿辛苦了。这新军，是我大清的柱石，务必好生操练。” 慈禧叮嘱道，语气中带着倚重。
“臣遵旨！定当竭尽全力，练成劲旅，以报太后、皇上天恩！” 袁世凯躬身应道，态度恭谨，眼神却深邃难测。
然而，当有大臣小心翼翼地提及“仿行宪政”、“开设议院”等更深入的改革建议时，慈禧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宪政？议院？” 慈禧的声音带着惯有的冰冷和警惕，“此乃动摇国本之论！我大清自有祖宗法度，何须效法泰西那套？如今新政，重在练兵、兴学、办实业，富国强兵是根本！至于其他……”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不可操切，当徐图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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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回銮后推行的“清末新政”（1901-1911），是清政府在庚子国难后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被迫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改革尝试，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和历史局限性。
新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律等多方面，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某些进程：
新政未能挽救清廷，根源在于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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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新政”
清末新政是一场在死亡恐惧驱动下展开的、充满功利性和欺骗性的改革。它虽然在某些领域（如废科举、练新军）取得了客观进步，但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目的与时代潮流（民主共和）背道而驰，其推行的方式（加重人民负担、加剧中央与地方矛盾）又进一步动摇了自身统治的基础。慈禧试图用“新政”的脂粉来掩盖《辛丑条约》的耻辱和统治的腐朽，却不过是给垂死的王朝披上了一件“改革”的寿衣。而北洋新军这把她亲手锻造的利刃，最终将在袁世凯的挥舞下，成为刺向清王朝心脏的致命一击。当瀛台的光绪帝在病痛中煎熬时，大清帝国的丧钟，其实早已在新政的喧嚣与北洋军的操练声中，被一声声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