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评述结合）
金陵城破，硝烟未散。两江总督衙门内，曾国藩在堆积如山的军报和奏折旁，提起那支伴随多年的毛笔，开始给远在湖南老家的父母、弟弟、子女写信。这样的场景，贯穿了他戎马倥偬的后半生。谁能想到，这位令太平军闻风丧胆的统帅，这位令朝廷倚重又猜忌的权臣，在历史的尘埃落定后，最终超越其军政功业而持久震撼人心的，竟是这一封封看似寻常的“家书”。
曾国藩的“立言”，并非着书立说的煌煌巨着，而更多是实践中的记录与思考，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和“反躬自省”色彩。其主要载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私人书信与日记——灵魂的剖白与家国的蓝图。
第二类：奏章与公牍——庙堂之上的经世文。
他的奏折（如《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往往直言时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展现了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功底和“忠君忧国”的情怀。其批阅公文，则简洁务实，切中要害，体现其高效的行政风格。
第三类：文学创作与学术主张——桐城余韵与理学为骨。
在文学上，他继承姚鼐“桐城派”衣钵，推崇“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为桐城派在晚清的殿军人物。其诗文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追求刚健、质朴、说理透彻，风格如其为人。在学术上，他终身服膺程朱理学，将其作为修身和事业的指导思想，但也注重“礼学”的经世致用，强调“实事求是”。
一部特殊的“立言”：《冰鉴》的疑云。
民间广为流传的相人奇书《冰鉴》，托名曾国藩所着。其内容系统论述通过神骨、刚柔、容貌、情态、须眉、声音、气色来识人用人，颇多精妙之语。然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此书系后人伪托。但这一“托名”现象本身耐人寻味：它反映了后世对曾国藩“知人善任” 能力的极端推崇（他麾下人才济济），以至于需要一部“秘籍”来诠释他的成功。可以说，《冰鉴》虽非其亲着，却是其“识人”智慧在民间传说层面的投射与结晶。
客观评价
曾国藩的“立言”，与其立德、立功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他完整的历史形象，并产生了超越其时代的独特影响。
1 文学史上的地位：桐城派最后的巨擘。在古文领域，他确为晚清桐城派的中流砥柱，以其创作实践和幕府影响力（幕中多文人，如张裕钊、吴汝纶等，皆受其熏染），延续了该派文脉。但其文学成就，整体上被其政治军事光芒所掩盖，也被后世更激进的文学革命浪潮所冲击，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多是“重镇”而非“开山”。
2 思想精华的核心：家教思想的不朽价值。曾国藩“立言”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其家教思想。《家书》中渗透的“勤、俭、谦、恕”的治家原则，“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方式，以及对子弟“修身立德”重于“科举做官”的教导，深深契合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核心需求，也提供了在剧变时代维系家风、教养子女的切实方案。在近代社会转型、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曾氏家训为无数寻求精神寄托和家庭秩序的家庭提供了经典范本，其影响直至今日。这是他作为“文化守护者”角色的成功体现。
3 “知人”智慧与《冰鉴》现象。无论《冰鉴》是否伪作，曾国藩高超的识人、用人能力是历史公认的。他能将一群书生农夫锻造成军，能团结、驾驭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性格迥异的英才，其关键在于他有一套基于实践、融合了理学“观人于微”和务实“试之以事”的用人哲学。这种从道德、性情、能力多维度考察和培养人才的思想，是其管理智慧的精髓，对现代组织管理仍有借鉴意义。《冰鉴》的流传，正是民间对这种智慧的神话式解读。
4 历史局限与内在矛盾。他的“立言”同样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其思想核心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服务于清朝统治。在《家书》中，他一面教导子弟“谦退”，一面又为家族权势的扩张而苦心经营；一面强调“清廉”，一面又默认湘军以战利品“筹饷”的灰色现实。他的文字中充满了儒家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挣扎与调和，这种“知行”之间的张力，使其形象更为真实，也折射出传统士大夫在近代语境中的普遍困境。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立言”，是他用一生血泪、功业与反思凝结成的文化遗产。它或许没有开创新的哲学体系，却在实践伦理和家族教育的领域，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某种高峰。其价值不在于理论的空中楼阁，而在于扎根现实泥土的、带着温度与重量的生存智慧。当金戈铁马声远去，当王朝兴衰已成云烟，这些写给亲人、写给自己、写给同僚的文字，依然能穿越时空，与后人在如何做人、如何齐家、如何面对困境等永恒问题上，进行一场沉默而深刻的对话。这或许便是“立言”真正的力量所在。
修身、立功、立言，已勾勒出曾国藩作为个体的立体形象。然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真正理解曾国藩，必须将他置于那张由敌人、朋友、门生、同僚构成的复杂关系网中。他与左宗棠的“相爱相杀”，与李鸿章的“师徒传承”，与胡林翼的“生死相托”，以及与洪秀全跨越生死的“终极对决”，如何塑造了他，又如何定义了他们彼此？下一章，让我们透过人际关系这面棱镜，折射出曾国藩更加微妙、也更具人情味的另一面。